说明：
1986—1998年，我在编辑工作之余，逐渐从研究河北历史人物，转为研究河北古国——中山国(春秋时期建立，战国时期成为“七雄”之外第八雄)、赵国的历史与文化
，相继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河北学刊》《史学月刊》《晋阳学刊》《中国史研究》《历
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98年秋，由于担任《河北学刊》杂志社社长，后来又兼任总编辑，任务重、压力大，忙得昏天黑地，无暇再继续研究了，使得这一课题中辍至今。
近日，在整理所藏的书报刊时，找出了这些旧作，重新录入文字，拟在微信公众号陆续推出，供
微友们哂正。
今天，推出第十三篇：《论魏灭中山与战国初期的格局》，发表于《河北学刊》
1993年
第4期第100—106页。
公元前
408年
，
即
魏文侯三十八年，晋国
魏氏在取得对秦国河西之地的决定性胜利之后
，
迅即调集重兵
，
灭掉了
“武公初立”不久的中山国
，
并先后派
儿子
击、挚入主中山
，
统治三十余年。
魏氏为什么要劳师伐灭隔赵氏而望的中山？中山之地究竟在魏文侯的图霸战略中起着什么作用？这曾是史学界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笔者试撰文析之，愿同方家探讨。
一、
“
三家灭知
”
后
的
魏
氏觊觎
中山
之地
晋出公十七年(前458)，赵简子卒，知瑶越次执掌晋国中军元帅一职。由此，知氏、赵氏两家为争夺公室俸邑的矛盾开始白热化。
在向北发展的企图受挫后，知瑶随即向赵简子之子赵襄子提出了索取蔡(一作蔺)、皋狼之地的要求。两地一西一东，是捍卫晋阳的屏障，赵襄子当然不肯相让，于是，决定两家命运的晋阳大战因之爆发。
经过近三年的政治较量，“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与戎界边”，韩也占有了宅阳、成皋一带。
三家瓜分知氏领地的确立，为日后“三家分晋”、并列诸侯扫清了障碍。晋幽公时，“晋(君)畏，反朝韩、赵、魏之君，独有绛、曲沃，余皆入三晋”。随着三家竞相损公室、肥私邑，不断扩展自己的领地，晋国君实际上已徒具虚名。
按照晋文公以后形成的惯例，军权下移，国君不再担任军队的统帅，公室宗族一般也不再充任军队的将佐，诸军将佐主要由非公室宗族的大夫担任。由于春秋晋国实行的是军政合一体制，“晋军将佐亦即卿相，中军元帅即国相”，故军权下移也就意味着政权的旁落。随着军功贵族的兴起，宗室贵族的覆灭，将佐晋军的人选由异姓卿族依次更替便成为天经地义。
清人顾栋高通过对《左传》昭公五年“韩起之下，赵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杜预注“五卿位在韩起之下，皆三军之将佐也”的研究后认为：
晋中军以次更代
，
韩起卒
，
而赵成、中行吴二人先死
，
故即用魏舒代。魏舒卒
，
而范鞅代
；
范鞅之后
，
当及知盈
；
而盈卒于昭
(公
）
九年
，
其子跞辈行幼。周而复始
，
次当及韩
；
而韩起之子须亦前卒
，
其孙不信辈行幼
，
故当及赵成之子鞅
，
是为赵简子。简子为政二(四)十二年卒
，
次当及中行
；
而中行吴之子荀寅前已为赵所逐
，
次当及魏
；
而魏舒之孙曼多辈行幼
，
次当及范
；
范鞅之子士吉射亦为赵所逐
，
次当及知。知瑶以知跞之孙
、
盈之曾孙
，
故当代赵也。
照此推论，知瑶作为知跞之孙，辈份低两格，周而复始，中军人选本应当轮及韩须之子韩不信(即韩简子)或赵鞅之子赵襄子充任，然而，“是时晋六卿为四卿，知伯强，三家皆畏之，故瑶以盈之曾孙而越次代”。这一行径，为日后晋阳之战的关键时刻韩、魏两家倒戈与赵氏联合埋下伏笔。
晋阳大战后，晋国内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赵、魏、韩三家势均力敌，任何一方都还没有力量吃掉对方而单独代表晋国。所以，虽说晋国国君已名存实亡，但彼此在没有获得周天子的承认前，即使对内各自为政，对外仍需要有一个能协调一致的形式上的“中军”存在。
根据以往的传统，知瑶死，次当及韩简子，而韩简子亦前卒，次当及赵，故知氏的灭亡再一次把赵氏推到台前。
赵氏原在赵简子执掌中军元帅时，就十分注意私邑的发展，除了原有的蔺(今山西离石西)、皋狼(今山西离石西北)、平阳(今山西临汾)、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外，还拥有了邯郸(今河北邯郸西南)、柏人(今河北隆尧西南)、中牟(今河南汤阴西)、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等地。从赵氏立国前后疆域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长期奉行的北进战略是它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所在。
所谓“北进战略"，是指赵氏的政治重心由南及北推进的战略。
自从叔带去周如晋“始建赵氏于晋国”，到“晋献公赐赵夙耿”，直至赵衰、赵盾时期，赵氏的活动地域大都在赵城(今山西洪洞西北)、耿(今山西河津东南)、原(今河南济源西北)、屏、楼(今山西永和南)、温(今河南温县)等地，亦即晋国的南部一带。
“孟姬之谗事件”发生后，赵衰这一脉的子孙，除了赵武跟随母亲孟姬/赵姬躲在宫中外，其他人被连根铲除，遭到毁灭性打击，俸邑全部丧失。直到赵武长成后，才部分得以归还。
在此情境下，若继续着力晋南，显然已困难重重，故在赵景子、赵简子两代，赵氏的领地开始有意识地向北伸展。尤其是晋顷公十二年(前515)，赵与其他五卿瓜分祁氏、羊舌氏的领地后，晋阳的地位日渐突出，超过了中牟、长子、邯郸。
如果说，在这之前，赵氏的封地范围因受晋君赏赐支配，多少还带有偶然性成分在内的话，那么，赵简子时嫁女于代王与之联姻、迁卫贡五百家邯郸之于晋阳、以及“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则充分表明，晋阳事实上已成为赵氏新的政治重心，北进战略意图至此明朗化。
晋阳之地，东有太行，西有吕梁，环绕周围的盆地，是它重要的经济命脉。从军事意义上讲，它西可以过离石、汾阳，夺取河西；东可以越太行、出井陉，与齐、燕争锋；南可以经长子、中牟，分割郑、卫；北则可以与代、中山等地连成一片，作为对外用兵的后方依托。特别是后者，尤为重要。赵武灵王时之，所以力排众议，实行“胡服骑射”，下决心灭掉中山，完全是因为中山桓公复国后，其地理位置阻断了晋阳与邯郸的密切联系，使赵对齐、燕甚至楚国的用兵在机动性、灵活性上大为减弱，且时常有掣肘的威胁。所以，简子临终前对赵襄子所言的“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赵氏危难之际，简、襄二主舍邯郸、长子而不顾，两次据晋阳为守，都深刻地反映出了这一战略与赵氏的性命攸关。这也是知瑶专晋政后，不畏险途、不惜重兵，接连北上灭仇由、取中山的原因所在。
知氏的灭亡，使赵氏在占有“代、句注之北”的同时，解除了晋阳的后顾之忧；而赵襄子为三晋之长，乘机又将代地之南知氏占据的仇由、中山也据为己有，“南并知氏，强于韩、魏”，实现了其先祖梦寐以求的晋阳、代、中山三位一体的战略构想，从而使赵氏在对外战争中的进攻能力大为增强。
三卿灭知氏后，赵襄子又发动了灭鲜虞的战争：“赵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胜之，取左人、中人。使遂入谒之，襄子方食而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之所喜也。’”晋张湛注：“翟，鲜虞也。左人、中人，鲜虞二邑名。”
鲜虞在晋定公二十三年(公元前489年)“赵鞅帅师伐鲜虞”，以“治范氏之乱”后，一直未见著史籍，想已受到重创。此番赵新稚穆子又帅军攻伐，取得“一朝而两城下”的辉煌战绩，除了说明赵氏的军事实力已今非昔比外，鲜虞自身的战斗力减弱也是重要因素，恐已处于行将崩溃的边缘。
赵襄子在瓜分知氏领地上表现出的贪婪，以及中山之地本身的战略地位对齐、燕构成的威胁，自然引起了魏、韩两家乃至齐、燕诸国的不满和觊觎。晋哀公六年(前451)，魏桓子、韩康子与齐、燕联合以谋赵，“赵襄子往见张孟谈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赵氏分则多十城，复来，而诸侯孰谋我，为之奈何？’……张孟谈乃行其妻之楚，长子之韩，次子之魏，少子之齐。四国疑而谋败”。张孟谈的离间之计，暂时解除了四国对赵氏的威胁，不过此举使三家变得愈来愈貌合神离。当魏文侯率先在魏地改革成功后，夺取中山、建立北进的桥头堡，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
二、魏斯执政后与赵氏争夺中山
晋国魏氏的基本部分，在晋国的中部和西南部，重要城邑有魏(今山西芮城县北)、霍(今山西霍县东北)、安邑(今山西夏县)等地，是所谓“表里山河”生产较为发达的险要地带，经济基础优于赵、韩。
公元前446年，魏桓子死，其孙子魏斯（即后来的魏文侯）接位，执掌魏政；晋幽公九年（公元前425），赵襄子/赵无恤去世，魏斯又继任为晋国正卿。这给胸有大志、一心想恢复晋国霸业的魏斯提供了绝佳机会，开始以富国强兵为目标，自上而下进行了一系列带有封建色彩的改革。
在政治上，他礼贤下士，揽用人才，“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
礼段干木”
，
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夺淫民之禄
，
以来四方之士”的办法
，
依靠新兴的士阶层进行统治。当时的许多知名之士李克(悝)、吴起、翟璜、
任座、西门豹、屈侯鲋、乐羊等争相趋之为用，从而在中央设立了可以自由任免的相，在地方设立了可以自由任免的守令，建立起了较为集权的政权。
在经济上，他“尽地力之教”，“凿十二渠以溉民田”，奖励农穑，制定平粜之法，调节谷价，“虽遇饥馑、水旱，
籴不贵而民不散”。
在军事上，他改革军制，训练武卒，所有士兵严格选择，由强悍之人充任，并享受种种优待，使之士气高昂，锐不可挡。
这多管齐下的一系列举措，使得魏氏在短短十几年内，就积聚起丰厚的物质基础，一跃而雄居三晋之首。
作为晋国魏氏的末期之主和战国魏国肇基的首席之君，春秋晋国霸业的辉煌，在魏斯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在长达五十年的执政生涯中，他时刻以晋国先世未竟的事业为念。与赵氏北进求发展的思路迥然不同，他竭力推行一种全方位的发展战略，企图重振当年晋国的雄风。
魏氏在三家分晋前，北与赵为邻，西面、南面与秦相连，东面接韩。要想称霸，除了抑制秦国外，还必须在东方、北方寻找突破口，御齐挫楚，牢牢控制住中原。
三家分晋，魏得邺城(今河北临漳)及漳水之险，在东方有了立足之地。但是，统治中心安邑距东方太远，主要交通孔道上党，崎岖多山，来往不便，如果单纯以邺地作为向东方扩张乃至遏制赵氏北方势力的基地，尚嫌薄弱，还缺乏一块与之相呼应的地盘。因此，在赵襄子末年，随着魏氏崛起后实力的增强，魏文侯便提出了“残中山”的要求。
魏文侯欲残中山
，
常庄谈谓赵襄子曰
：“
魏并中山
，
必无赵矣!公何不请公子倾以为正妻
，
因封之中山
，
是中山复立也。”
东汉高诱对此作注：“公子倾，魏君之女，封之中山以为邑，是则中山不残也。故云‘中山复立’，犹存也。”南宋鲍彪补充道：“魏君女，魏不残其女之封。”
常庄谈，《太平寰宇记》引作“张孟谈”，曾是赵襄子时期的重要谋士。“魏并中山，必无赵矣”，其中的利害关系，他是深解其味的。然而，拒不相让，又恐两家兵戎相见，为齐、燕所利用。作为两全之策，他建议赵襄子，一方面扶立起原中山人的后裔掌权，成为赵氏的附庸，以遮人耳目；另一方面，又将公子倾遥封为中山君的正妻，作为封邑，以不使魏文侯失望。张孟谈的良苦用心果然奏效，魏文侯也不愿诉诸武力而加深两家已经出现的裂痕，影响其实现晋国先世霸业的宏图。
中山毕竟距安邑甚远，即使从邺城兴师，中间有赵地相隔，魏“残中山”必须向赵氏借道才行。赵襄子答应“封公子倾以为(中山)正妻”，虽然与文侯的初衷有着距离，但其女既飨中山之俸，就表明中山之地从此也与魏氏的利益密切相关。一旦中山有事，魏氏兴兵干涉，就可以师出有名、无所顾忌了。至此，魏对中山之地的首次争夺迈出了重要一步，赵、魏之间的相互妥协又使中山之争暂置一旁。
三
、中山武公扩张中
的联齐抗晋
公元前425年，“赵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
赵献子继立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故，不仅动摇了赵氏统治集团的稳固基础，而且也加剧了附庸国中山的离心倾向。
中山自赵襄子末年有了自己的代言人——中山文公之后，上下一心，和衷共济，为摆脱赵氏的控制不断积蓄力量。
中山文公死后，武公接替，趁着赵氏内乱无暇外顾之机，加快了复国的步伐。终于在赵献子十年(公元前414年)实现了重建独立政权的夙愿。《史记·赵世家》将这一事件称之为：“中山武公初立。”宋人吕祖谦对此解释道：“‘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势益强，遂建国备诸侯之制，与诸夏伉欤。”
童书业先生认为：“谥为‘桓’或‘武’者，多为武功昭著之君……卫武公‘佐周平戎甚有功’，曲沃武公并晋，秦武公屡伐戎狄，楚武王时楚始强称王。”又，《周书·谥法》云：“刚强直理曰武；威强敌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穷曰武。”张守节《史记正义》：“(敌德)：与有德者敌。(夸志多穷)：大志行兵，多所穷极。”据此可知，中山武公复国后，为继承文公未竟的事业，开疆拓土，建立了赫赫战功，为中山跻身于诸侯之列做出了贡献。
有关武公复国后的政权状况，因记载匮乏，详情不得而知，笔者只能透过零星的记述窥其大概。
昔者
，
中山悉起而迎燕赵
，
南战于长子败赵氏
，
北战于中山克燕军
，
杀其将。夫中山
，
千乘之国也
，
而敌万乘之国二
，
再战比胜
，
此用兵之上节也
，
然而国遂亡
，
君臣于齐者
，
何也
？
不啬于战攻之患也。
以往学者在征引该史料时，大都囿于赵武灵王时连年发动对中山的战争，中山奋起抗敌，而附之于此。其实，这正是中山武公复国后重建霸业的真实写照。理由有二：
首先
，
中山“南战于长子败赵氏”一事
，
他书未载。
长子，原为晋地，春秋末年属于赵，《国语·晋语九》有：智伯攻赵氏，“襄子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可资证明。以后，又归属韩，《史记·赵世家》：赵成侯五年(前370)，“攻郑败之，以与韩，韩与我长子”。而根据《战国策·东周·或为周最谓金投章》，周最对赵人金投所言“公不如收(救)齐，因佐秦而伐韩、魏，上党、长子，赵之有矣”，则长子在周赧王二十九年(前286年)时，似还在韩国手中。所以，中山与赵氏的长子之战，划定在武公时较为合理。
或以为，“长子”可能是“房子”之误，清人王先谦对此予以辩驳：“此事若在武灵(王)胡服前，则武灵必不舍新败之耻而远征鄗事；若武灵二十一年后，中山疆土日蹙，更无远涉取胜之理。”
其次
，
“国遂亡
，
君臣于齐者”
，
目前明确记载仅见著一次
，
即《史记·秦本纪》
：
昭襄王八年(前299)
，“赵破中山，其君亡，
竟死齐”。
秦昭襄王八年，即赵武灵王二十七年。据《赵世家》载，此年，赵武灵王“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惠文)王”，并未见有“破中山”之举。攻中山是在前一年，灭中山是在惠文王三年。
这里，且不谈《史记》年代有不明之处，但书“赵破中山”，中山国并未灭亡，否则就不会再有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之举措了。
参照魏灭中山后，武公下落不明，可知，这里“君臣于齐者”，实指中山武公而言。
或许，有人不同意笔者的见解，认为苏秦所言，是对整个中山国史的概述，并非局限于中山的某一历史时期。可是，根据叙述看，
与“赵氏战于长子”
，无载；
与燕军“北战于中山”
，
也未见著录。“再战比胜
，此用兵之上节也，然而国遂亡，君臣于齐者，何也？
不啬于战攻之患也。”这除了
与中山武公的历史相贴切外，通览中山桓、成、
、
、胜诸君近百年的历史，很难与之画等号。
另据《墨子·非攻》说：“虽北者中山诸国，其所以亡于燕、代、胡貊之间者，亦以攻战也。”墨子，本名墨翟，约公元前480—前420年在世。顾颉刚先生据此认为：“翟即狄也，其中山亡国之遗民乎？”墨翟是否中山国的遗民，这里姑且不论，但是墨文所言的“亡于燕、代、胡貊之间”的中山，必是指春秋时期的中山无疑。
而且，“亦以攻战也”与“不啬于战攻之患也”，意思相同。反映出，中山武公复国后，并未接受教训，仍然重蹈祖先亡国的覆辙。
中山桓公复国以后，中山连续存在了近一百年，与战国时的其他国家一样，也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王
以后，“专行仁义，贵儒学，贱壮士，
不教人战”
，
如果用“再战比胜
，此用兵之上节也，
然而国遂亡”来概述中山国的历史
，显然是不合适的。
中山武公的败赵克燕，使中山在战国初年即以勇猛善战而名震诸侯。而武公所以能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也与周边各国的相互争战，特别是齐国对赵、魏的用兵削弱了该地区的争夺有关。
中山在文公时期已生易帜之心，尤其在与赵襄子联合灭掉鲜虞国后，不断扩充地盘，发展实力，为后来的中山复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此时的中山毕竟还是赵氏的附庸，赵、魏对它所表现出的强烈扩张欲望除了心存戒备外，更多地还是支持和怂恿，充当其保护人。
“中山武公初立”后，昔日的靠山变成了对手，同盟关系彻底瓦解，这一地区的力量对比也随之也发生了逆转，中山的北、南、西、东完全处于燕、赵、齐三国的包围之中。这就迫使中山武公的对外政策必须做出重大调整，由原来的亲赵、魏，转而向齐靠拢，以尽快摆脱这四战之地的窘境。而作为春秋末年一直与晋国为敌的齐国，此时也乐于接纳中山削弱赵、魏，减轻齐国西面的压力。故在中山武公复国后的第二年，“(齐)伐晋，毁黄城，围阳狐”；公元前410 年，“齐田肸及邯郸韩举战于平邑，邯郸之师败逋，遂获韩举，取平邑、新城”，以牵制魏、赵对中山用兵。
四、魏文侯兴兵灭中山
中山武公崛起之时，晋国魏氏与秦国对河西之地的争夺正方兴未艾。
中山复国，不仅从经济上断绝了魏文侯之女公子倾所飨的食邑之俸，在军事上频频与赵、燕争雄，也破坏了魏氏的全方位战略构想。这对一心想恢复晋国霸业的魏文侯来讲，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如果坐视中山强大，不仅魏氏北进的意图化为泡影，中山一旦与齐国联手，东进的基地邺城也将岌岌可危。所以，中山的存在，使魏文侯如鲠在喉，必吐之为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