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找谁算账？不是你们以为的李德，是他

中国历史解密 · 公众号 · 历史 · 2016-10-16 08:31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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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中那么多有经验的军事将领，像刘伯承等同样出自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理论高于李德，怎么会看不出他的问题来呢？原来，李德这个苏区的“太上皇”，自己还有一个“太上皇”，也就是在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还有第二个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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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第二个洋顾问

1934年10月，在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重兵压迫之下，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

反观长征历史，很多人觉得红军丢失中央苏区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瞎指挥有关，但李德何德何能，可以让那么多优秀的中国红军将领不得不听从他的错误指示呢？如果仔细研读当时的资料，会发现李德身后还站着一个隐藏在历史阴影里的人物，他可能给苏区反“围剿”战略布局造成的问题更大。

▲ 他是谁？何以对红军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一路上艰苦卓绝，如果不是在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落下脚跟，后果不堪设想。

这自然让很多红军将领们感到窝囊。

有句话叫做“秋后算帐”，红军也不例外，一路打仗顾不过来，等到了陕北，特别是抗战开始后局势逐渐稳定，这秋后算帐的念头也就越来越强烈了，大家的目标直指一个人，这就是中国名字用“李德”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

并非每个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都水土不服，造成问题，比如北伐中的加仑将军，始终受到中国人的尊敬。

▲ 加仑将军，即布柳赫尔元帅，孙中山及后来的国民革命军的军事顾问团团长，曾在建立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胜利中发挥重要作用，给国共两党都留下深刻印象，是最成功的外国军事顾问之一

大家要跟李德算账是有道理的。

自从李德1933年到达中央苏区，由于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博古没有军事经验，主要作战方略几乎被他一手包办。但这位据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德国人全盘否定了红军此前成绩卓然的游击战术，先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后是“两个拳头打人”，最后又来了一个“以堡垒对堡垒”，全都是以己之短击敌之长，修的碉堡据说最大的能装五百人。这样的碉堡让一个营的红军全部牺牲在里面，一个都没有出来，气得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不心疼”。

饶是如此，长征初期李德依然在军事指挥上有着极大的权力，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才逐渐淡出了决策中心。

这些都是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李德的“顾问”给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甚至说李德等人排斥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方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都不为过。既然这样，当然要找他算账了。

目睹中国红军经历的危机，共产国际也在对李德的工作进行审查。1939年12月，由负责审查的德国共产党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委会主席佛罗林在莫斯科召集相关各方召开会议，对李德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周恩来、任弼时、师哲等参加了会议。

这个会议据说开得十分火爆。

在会议开始后，尽管李德花了很长时间准备，并提交了检讨，但当时在苏联学习的原红二师政委刘亚楼仍然愤怒地指责李德作战指挥生搬硬套，给伏龙芝军事学院丢脸，是战场上的草包而且态度专横。其言辞之激烈，连周恩来都不得不向会议代表解释，是因为刘亚楼的部队在战斗中遭到重大损失，因此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但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李德在各个方面的错误和造成的损失。

李德则在整个被讯问的过程中脸冒虚汗，面色苍白，只是不断为自己进行辩解。比如他坚决否认曾经辱骂过朱德总司令——刘亚楼说他骂朱总司令“老油子”，他说：“不，我说的是‘老头子’。因为我的中国话说得不好，被人听错了，我并不是骂人。”

但刘亚楼不依不饶，继续声讨李德。

与会各代表也对李德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会议的结果佛罗林还是和了稀泥，一方面承认李德有错误，另一方面又没有给他什么重大处分。李德，也就是奥托•布劳恩从此在共产国际不再受到重用，特别是不再让他接触军事工作。他先是在《外语新闻》杂志担任编辑，成了一个翻译家。

▲ 年轻时代的李德，颇为英俊干练，但他早年的经历更多和城市暴动与越狱有关，尽管在1931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却没有任何指挥成建制部队的经验，让他担当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决策问题无疑是不适当的

在讯问期间，李德曾向佛罗林用德语这样抱怨过：

“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懂，一开始我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了……”

乍一听似乎是推卸责任，可仔细一想，又觉得其中并非没有几分道理。

是啊，这样一个外行进行指挥，应该很快便显示出问题来。

李德本质上是一个情报军官，就算有些从上海去的中共领导人同样不熟悉军事，红军中那么多有经验的军事将领，像刘伯承等同样出自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理论高于李德，怎么会看不出他的问题来呢？李德在1933年进入苏区，他的指示基本是接二连三带来问题，既然他明确自己是一个顾问，为什么还能对红军的作战指挥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他的威信何在？难道仅仅是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就可以让他为所欲为？

细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计划，也许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初期的反“围剿”计划，也就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粗看起来竟是十分有针对性。

让我们来看一看当时中央苏区的地图，以及红军与国民党军的动向。

▲ 中央苏区基本是个不规则的四边形，但北面这里，却像是被虫子咬了一口一样，有一个凹进的部分

蒋介石布置的第五次“围剿”，以中央苏区为目标，东为蔡廷锴（“闽变”后改为蒋鼎文），南为陈济棠，西为何键，均采守势，布成所谓的铁桶阵。真正负责发动进攻的是顾祝同的北路军，集中重兵自北向南压下来，总兵力达到三十三个师，目标直指苏区核心——红都瑞金。所以国共双方都明白胜负肯定决定于北线。

北线国民党军又兵分三路，左右两路均为策应，真正的主攻兵团，也就是陈诚指挥的中路军，正是从中央苏区凹进的那一块，也就是临川，南城一带向南发起进攻。可以说，双方胜负决定于北线，而北线胜负则决定于陈诚的中路军。

临川这个地方颇有名气，王安石的“临川先生”便是由此得名。不过此时这里和它更南方的南丰却是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最重要基地，陈诚的计划是由此向南，先攻占中央苏区北部门户黎平，接着直取瑞金北方锁钥广昌，一旦拿下广昌，瑞金也便唾手可得。

此后的战况也基本是按照这一设想进行的。

不过这个设想显然国共双方都看得清楚，红军肯定不能束手待毙。根据李德的建议，红军采取的措施是跳出根据地之外，向国民党占领区发起攻击。

当时国民党军数倍于红军，装备更有极大优势，这种强行出击让人觉得有些难以理解。但如果看其攻击目标，便会恍然大悟——当时红军的进攻目标，先是硝石，后是资溪，这两个地点大有可研究之处。

看地图，陈诚部队集中于凸出的南丰地区，这固然拉近了目标瑞金的距离，但也陷入了一个突出部，三面都是红军，只有北面是个大门。硝石镇正是在突出部的大门旁边。1933年10月红军东路军发动进攻硝石的战斗，从地图上很容易看出来，这一仗如果成功，便可以和西侧红军会师，把陈诚的主力四面包围在南丰地区，他自然也就无法继续向根据地腹地进攻了，还可能被红军吃掉。

硝石战斗失利，但红军的战术没有改变，而是向更靠近北侧的资溪发起攻击。如果攻占了资溪，效果和攻占硝石差不多，只是包围圈大了一些而已。仍然是一个把陈诚所部歼灭的态势。

如果这是苏联红军的一次大兵团作战，我们要说这不但不是愚蠢的战术，相反颇为可圈可点。甚至我们会怀疑，李德这样一个没有指挥过团以上部队作战的情报军官，怎么可能拿出如此一个战役规模的作战计划来？这个计划明显有苏联红军作战的特点，不似中国红军常用的战术。

推测，这样的作战计划背后另有其人。原来，李德这个苏区的“太上皇”，自己还有一个“太上皇”，也就是在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还有第二个洋顾问。这个人，是懂得怎样组织大兵团作战的。李德在中央苏区的“顾问”工作，背后有此人的有力支持，而且，正是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导致红军将领对他和李德的军事指导难以轻易否决。

就像北伐战争派来一个加仑将军一样，苏联方面一直准备通过共产国际为正在苏区战斗的中国红军提供一名有经验的军事顾问，不过，这个人并不是李德。1933年，共产国际任命原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特别事务协理军官曼弗雷德•施特恩担任驻中国的总顾问。

施特恩，是一个出生在乌克兰-罗马尼亚边境的犹太人，与李德同岁，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军事阅历。

他在一战中参加奥匈帝国军队，被俘后被押往西伯利亚。十月革命中他获释并于1919年参加苏联红军，曾担任团政委，旅政委，骑兵师政治部主任（有资料曾指李德指挥过一个骑兵旅，大概是把施特恩在骑兵师工作的事情与其混淆了），先后参加了消灭高尔察克在远东的叛乱，击败活动于蒙古的恩琴伯爵等战斗，骁勇善战，而且同样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时间比李德早八年，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1933年他受命到中国做顾问，1935年被调回莫斯科。

施特恩离开中国后的经历很丰富，曾担任苏联红军骑兵第七师师长，后来去了西班牙。马德里保卫战中著名的国际纵队十一旅旅长“克拉博尔将军”就是施特恩。

他参加过苏芬战争，张鼓峰和诺门坎战役，并在1940年获得上将军衔。不过，1941年他也没有逃脱肃反的网罗，被逮捕入狱并屈打成招，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被枪决（一说死于古拉格集中营），1954年被平反昭雪。其实红军对施特恩颇有期待，只是他迟迟未到中国，才导致李德获得了军事顾问的地位。

其实施特恩到达中国并不太晚，1933年6月他已经到了上海，不知因为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李德在语言方面做了更多的准备），却依然由李德作为施特恩的代表在此后进入苏区，而施特恩一直留在上海。

按照级别李德受施特恩的领导，在上海的施特恩也与苏区一直保持着联系。毫不夸张地说中共的第五次反“围剿”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位身在上海的军事总顾问施特恩的遥控影响。那么，这样一个履历明显比李德要好得多的顾问，对五次反“围剿”又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 曼弗雷德•施特恩（Manfred Stern），他和红军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关系很微妙，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把他的经历和李德的经历混杂在一起，其实两人走的道路完全不同

施特恩离开中国后对自己的使命讳莫如深，但依然透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他承认正是在自己的建议下红军主力进行了分兵，成立东方军向福建方面进军。这一分兵的主要内容，是红一方面军实行分离作战，一部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另一部组成中央军在赣江、抚河间活动，创造会攻抚州、南昌的条件。

而这一分兵，正是后来后患无穷的“两个拳头打人”战略的起始。原来经常在一起活动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被拆散，力量减弱了，单独一支红军很难取得决定性胜利。红军指战员对此普遍表示不满。

进攻硝石，资溪的战斗，是由东方军实施的。那个“看上去很美”，试图把陈诚关进笼子里的作战计划，和这位施特恩将军在马德里、西伯利亚的几次作战颇为相似，也是他比较得意的几次战斗。

然而，施特恩不是加仑将军，他的指导结果并不美妙。攻硝石失利，攻资溪同样失利。

这个“看起来很美”的作战计划，在地图上看来颇有道理，但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实际作战中，却是完全脱离现实的。国民党军方面也对其进攻部队的位置特点颇为清楚，预先在硝石，资溪等侧翼方向大量修筑坚固的工事，仅仅资溪一地守军便达到三个师加一个旅。苏军作战的特点是遇到这样的状况会选择强行突破，二战中很多次血腥的战役便是这样打出来的。

然而，这次“围剿”蒋介石动用了将近百万军队，而红军不但总兵力仅约十万，而且极度缺乏重武器。在以往会尽量避免这样得不偿失的攻坚战。如果说苏联军队的特点仿佛碾压力极强的巨象，那么红军便如同一头灵活的豹子，这种情况下照搬苏军重装备大兵团作战的方案，无疑只会导致失败。

施特恩的经验在中央苏区显然并不适用。而他造成红军的分兵，也就是“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造成红一方面军东方军打得十分疲劳，而中央军置于无用地位，使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既不能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又失去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此后，第五次反“围剿”逐渐陷入被动局面，国民党军先后攻克黎川和广昌，长征便成为苏区军民唯一的选项了。

纵观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两个洋顾问提供的方案，要么是试图通过一场消灭突出部的战斗解决问题，要么试图死守某一座要塞，都是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军事思维。

这一点的问题，红军的领导人比李德和施特恩看得都要清楚。面对百万敌军的“围剿”，任何想一口吃个胖子，硬碰硬的打法都是不合理的，他们早就提出来，只有远纵深地甩开其主力，以大规模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与其周旋，才有取胜的希望。

然而，施特恩和李德的身份，使他们的确很长时间里压制着红军指挥员们的正确意见，这其中，施特恩的地位显然比李德更高，他的意见更难以反驳——由于他一直在上海，想沟通也无从谈起。

施特恩在苏军中也是颇负盛名的战将，为何会和李德一起对红军作出不切实际的指导呢？看起来关键问题似乎有两个：

第一，他此前的军事经验是在苏军中获得的，作战地域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施特恩并不了解红军的装备情况和作战环境。对于江南地区的作战，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顾问；

第二，担任中国红军总顾问期间，施特恩始终滞留于上海而从没去过苏区，军事指导人员与战场距离如此遥远，即便是拿破仑也不可能打出胜仗来。

说到底，中国人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特别是深入实际的中国人来解决。当遵义会议后指挥权的问题得到解决，认识到洋顾问不是哪一个都有加仑将军的水平，红军恢复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灵活战术，才终于从低谷中走了出来。这一改变，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1935年，施特恩黯然离开中国，显然他在这里的使命执行得并不好。由于他从来没有到过苏区，所以很多红军指战员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所以种种不满都指向了看得见的李德。施特恩离去后，也很少谈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只是说他曾试图协助红军和“闽变”中的十九路军建立联盟，不过这一努力最终也归于失败。

看来，五次反“围剿”失败，让李德承担所有责任是不太准确的，至少他的上级施特恩，即第二个洋顾问也该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的。

其实与一直留在上海的施特恩相比，李德在长征后还是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比如他在陕北讲授的一些军事课程，被认为还是颇有价值的。那么，李德后来的命运如何呢？

卫国战争开始后，他利用自己德国人的身份，负责了对被俘德国军官的劝降——或许因为他曾经在亚洲工作过，此后他又负责过对日军战俘做同样的工作。战后，奥托•布劳恩回到了他的故乡德国，此后主要从事对列宁著作的翻译，曾经担任过民主德国（即东德）作家联盟第一副主席。

他在六十年代曾撰写回忆录，其中包括在中国工作期间的内容，并在1973年出版，被翻译成中文、英文等多种文字。1975年，奥托•布劳恩在保加利亚度假期间因病逝世，纽约时报还曾经刊载过他去世的消息——至死，他作为“李德”的知名度，也远远大于奥托•布劳恩这个名字。

▲ 晚年的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