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科技投资，与科技创业都在经历着根本性的巨大变化，虽然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切都发生过，无论是繁荣的刺激还是衰退的冲击，甚至是 “垮掉的一代” 的集体迷茫。现在科技创业与风险投资的动态发展，像是重启并穿越回去了1970年代初的硅谷，只是这一次不是集中在一个硅谷。
贝尔实验室的著名实验室美学建筑。
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贝尔实验室了，贝尔实验室发明了移动电话技术，晶体管，太阳能电池，激光，通讯卫星，磁带和录音机，发明了克劳德·香农的《通信的数学理论》，UNIX操作系统和C语言等等，诞生了9位诺贝尔奖得主。
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造与收获。我们如今生活当中的寻常事物，那些甚至称不上科技的东西，也都是曾经无数个前沿科技的结晶，是无数不知名的人曾经参与的 “梦想工程”。
站在 21 世纪的当下，也不可能只是复现 20 世纪的机构和过去的辉煌。不会再有贝尔实验室，但是我们今天也很难想象，未来有一天会有 1000 个 “新贝尔实验室” 出现，也会有新的组织把风险投资基金 + YC 初创企业网络 + 前沿科学研究所还有先锋媒体组合在一起。
各个领域都在重塑当中，虽然安全和抗风险会是其中的关键词。但是未来的上限只能由新的技术革命驱动，
风险投资/科技投资正在为深度技术、私募股权投资的资金规模但是是早期创投的风险
、
国家资本主义和政府主导的产业，以及通才的 “异类” 创始人而重塑，这发生在世界上所有主要的经济体。长期价值，向善和利他，社会责任，竞争且合作也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来自于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的专栏，我觉得是当下一篇很好的行业洞察。科技和风险投资都会深刻地改变这个世界，虽然充满着残酷的竞争，但也会让所有人和下一代最终受益，这也是过去有那么多开创者投入其中执着于此的原因。
新的时代已经开启，我们无法再靠运气成功，"To know the world one must construct it."
原文链接在文末。希望这篇文章对你有启发。
地缘政治正在发生变化。
风险投资也必须如此。
Geopolitics Are Changing.
Venture Capital Must, Too.
作者：Hemant Taneja，Fareed Zakaria
编辑：范阳
发表日期：2023年2月10日
文章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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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科技行业在一系列独特的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条件下蓬勃发展。美国霸权、全球化和廉价资金相结合，使得科技初创公司能够将其产品推广到全球。然而，这个时代正在结束，科技行业将不得不改变以适应新的环境。
在这个新时代，政治将优先于经济
（ politics takes precedence over economics ）。然而，在医疗、能源和国防等领域，科技仍然会有新的机会。那些能够迎接挑战的公司将需要更多的资本、更多的耐心以及来自投资者的更多治理（ more capital, more patience, and more governance ）。
美国霸权的时代正在结束（The era of American hegemony is ending ），
它正被由大国竞争和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所定义的新地缘政治世界秩序所取代
( It is being replaced by a new geopolitical world order defined b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nd increased nationalism )，
这一过渡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这个新的环境意味着过去 30 年推动全球增长和发展的独特条件的终结，或至少是转变，并将引入越来越复杂的系统性挑战，这些挑战需要新的技术、创新和合作来解决 ( new types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ollaboration to solve)。
简而言之，在这个新时代，
能够蓬勃发展的技术和公司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的资本、更多的耐心和更高水平的治理。为了构建和支持下一代持久发展的企业，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新的公司建设方法，一种超越并最终重新定义风险投资的方式
( In order to build and suppor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enduring businesses, we need to develop a new approach to company building, one that transcends, and ultimately redefines, venture capital )。
政治的回归与 “再全球化” 的崛起
The Return of Politics and Rise of Re-Globalization
1989 年柏林墙的倒塌似乎标志着弗朗西斯·福山所称的 “历史的终结”（ end of history ），即几个世纪以来国家之间关于最佳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争论的终结。随后，苏联的解体再次确认了美国作为世界唯一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的角色。
在接下来的近三十年里，世界经历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没有大国竞争
（ the world experienced something very rare: the absenc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这导致世界许多地区采纳了美国的政策偏好 — 自由市场经济和贸易、民主政治、以及开放的技术平台。这些发展促进了全球的巨大增长，导致各国在追求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优先考虑经济利益，而非国家政治利益，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 ）称这一现象为 “金色紧身衣”（ golden straitjacket ）。即便是中国，在这一时期也将经济改革置于政府控制之上，通过向外资和全球贸易开放经济 — 这是中国治理理念的一次深刻转变。
这一时期的自由市场改革、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也起到了降低价格和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全球范围内的这些力量，以及普遍宽松的货币政策，创造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宏观经济环境——一个有利于新金融产品的出现，进而促进创新和增长的环境。对于私募股权等行业，甚至是风险投资而言，购买、再融资和出售资产的能力成为了一种强大的利润倍增器，使得即使是边际投资也能带来强劲的正回报。在这个本身回报率较低的环境中，这些回报吸引了新一轮的投资和资本的过剩，推动了新一代公司和技术的崛起。
范阳注：过去 20 年部分的最高投资回报率的创业公司与热门投资主题。
然而，
就像所有节日一样，世界的 “历史假期” 也已经结束
（ the world’s “holiday from history” has ended ）。
美国的主导地位开始衰退，而大国竞争正在上升
（ American dominance has begun to wane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s on the rise ）— 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中国的崛起，同时也表现在欧盟等区域性集团以及印度和巴西等国家的崛起。与此同时，
全球危机的影响和频率的增加暴露了一个高度互联的系统的关键脆弱性，这个系统曾优先考虑开放性和速度，而非安全性和稳定性
（ the critical vulnerabilities of a tightly connected system that prioritized openness and speed over safety and stability ）。东亚金融危机、科技泡沫破裂、9/11 事件、全球金融危机、Covid-19 大流行，以及最近的乌克兰战争，均以各自的方式展示了一个动态全球化世界的风险，在这个世界中，局部事件很快就会演变成具有巨大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影响的全球危机。随着全球各国在寻求从这些挑战中恢复并保护自己免受下一个危机影响的同时，大国竞争不断加剧，
各国开始超越经济和全球化效率，重新优先考虑国内政治和全球的韧性
（ countries began to look beyond economics and global efficiency and re-prioritize domestic politics and global resilience ）。这类行为的例子比比皆是，从英国脱欧和移民控制到经济制裁和供应链重塑（ supply chain reshoring ）。
虽然许多人预测这种转变将导致去全球化的时期 — 各国试图撤销过去 30 年所有的相互依赖，以加强自身的国家体系 — 这种预测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
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依赖于全球化，以维持其国内产业发展
（ most national economies depend on globalization to sustain their domestic industries ）。例如，墨西哥和德国的贸易占 GDP 比率（ rade-to-GDP ratios ）都徘徊在 80% 以上，而美国仅为 25%。
完全逆转全球化既为时已晚，也并不现实
（ It is both too late and too undesirable to entirely unwind globalization ），但对国家政治的重新关注将导致全球化呈现不同的形式：
即再全球化
（ re-globalization ）。在 “再全球化” 的世界秩序中，各国将寻求平衡全球化的好处与在其最复杂、最具系统性的重要产业（ 如医疗保健、国防、能源、制造业和金融服务 ）中构建更大独立性和韧性的愿望。这将需要大量的资本和耐心，
因为各国和公司将致力于加强和重新构建国内的研发、制造和分销网络
（ This will require enormous amounts of capital and patience as countries and companies look to strengthen and re-architect their own domestic R&D, manufacturing,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
这些挑战的深刻性将需要一种全新的公司建设和创新方法，进而改变风险投资的模式和行业本质
（ The profound nature of these challenges will require an entirely new approach to company building and innovation, altering the model and nature of venture capital itself ）。
超越风险投资
Transcending Venture Capital
在经济优先于政治的时代
（ In the era of economics over politics ），我们似乎正朝着一个无国界的世界迈进，在这个世界里，数字化主导着物理世界，技术通过不受阻碍的市场迅速传播到全球。这些条件，以及低价格、低通胀和低利率带来的相关好处，催生了新的金融工程形式，使资本成为杠杆工具，并让摩尔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的承诺得以蓬勃发展（ These conditions, along with the associated benefits of low prices, low inflation, and low interest rates, led to new forms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 that made capital a point of leverage and allowed the promises of Moore’s and Metcalfe’s laws to flourish ）。
正是在这一时期，现代风险投资行业诞生了，正如我们今天所知的那样。公司能够获得相对低廉的资本来资助未经验证和无盈利模式的商业计划，因为技术正在努力数字化一个全球互联的世界。数字化所需的资本和技术要求相对较低，而在经济进步面前，政治干预有限，机会似乎无穷无尽（ opportunities seemed boundless given limited political interference in the face of economic progress ）。为了利用这些动态，技术和创新往往（ 如果不是故意的话 ）采取 “快速行动，破坏一切”（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的策略，而风险投资的成功则定义为快速扩张、快速退出、高回报和有限的治理（ rapid scaling, quick exits, high returns, and limited governance ）。
与此相比，
在这个再全球化的新时期，技术将被要求解决更加复杂和高风险的结构性挑战，而不再享有不受限制的市场、低利率和 “容易获得的资金” 这一类的有利条件
（ technology will be called upon to solve much more complex and high-stakes structural challenges without the benefits of unrestricted markets, low interest rates, and “easy money”）。这将需要一种新的风险投资模式，支持更大规模的资本承诺、更长的投资周期、更深度的合作，以及更深层次的治理。
全球半导体行业正是再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性及其对未来公司建设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
。在疫情暴露出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后，随着中美之间、尤其是中国和台湾地区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美国宣布了计划投资 2800 亿美元，以加强其国内半导体研发和生产能力，并对先进半导体原材料实施一系列出口限制，以增强并维持其在对抗中国时的竞争优势。
要实现对这一复杂产业如此雄心勃勃的重新架构设计，不仅仅需要创建新的、技术先进的、能够快速大规模生产先进芯片的美国公司。它需要大量资金，并与政府机构和现有产业参与者合作，彻底重组从研发到组件材料和制造，直至分销和贸易的供应链（ from R&D to component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all the way through distribution and trade ）。
面对这些挑战的初创公司将具备完全不同的雄心、商业模式和分销网络，进展也不会以几年的时间，甚至可能是几十年的时间来衡量。而且，这类挑战的规模和复杂性并非半导体行业独有。在这种新世界秩序下，经历了新冠疫情期间疫苗短缺的冲击和脆弱性后，
许多国家现在正致力于强化其国内生物技术研发和生产能力，以避免过度依赖其他国家的行业成功与慷慨来保护自己的公民。通过构建或甚至加强任何国家的国家生物技术产业，创造这种全球韧性将需要巨大的发展投入，并且将持续数十年
（ Creating such global resiliency by constructing, or even strengthening, a national biotech industry in any country will entail an enormous amount of development and will take decades ）— 远远超过如今风险投资模式所定义的十年基金周期。
范阳注：我把 “再全球化的生物技术” 的投资主题概括为 securitize everything, secrutize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延伸阅读：
想象石油之后的世界，构建自下而上的生物经济 。| 合成生物技术的未来
人工智能的下一个前沿是生命科学：从蛋白质魔法师说起。
此外，随着全球经济环境日益紧张，这类挑战的融资需求不断增加，
技术将需要提供那些金融工程和政府资金无法再支持的杠杆作用
（ technology will need to provide the leverage that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government funding can no longer underwrite ）。
投资的速度和规模将要求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企业和现有系统合作
（ The pace and scale of the investment will require technology to partner with businesses and existing systems in unprecedented ways ）。以能源为例：去年，英国和欧盟政府宣布了一系列应急能源补贴，以应对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成本上涨，这些措施的总成本超过 5000 亿美元。然而，在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政府的债务占 GDP 比率超过 100%，这些国家根本无法无限期地承担如此庞大的财政支持。在过去，融资可能有助于支撑国家能源韧性计划，但现在，
技术必须承担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影响力
（ technology will now have to assume much greater efficiency and impact ）。
美国的医疗保健领域也面临同样的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健康问题的增多，全球疫情大流行的风险依然存在，同时资本成本也在上升，
无论是私人公司还是政府，都无法继续投入数百亿美元用于新药研发，或持续资助不盈利的医疗模式
。在这些复杂且具有系统性重要性的行业中，人工智能在药物发现、基础设施与支付系统、数字护理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将是有效弯曲成本曲线的唯一途径，而改变的实现只能通过整合现有系统的资源与合作伙伴关系，按所需规模进行（ change can only happen at the scale required by leveraging the resources and partnership of existing systems ）。
尽管 “再全球化” 的挑战将需要新的融资与合作模式，但它们最显著的影响，将体现在风险投资者必须承担的责任水平和治理深度上
。考虑到这些挑战的深远影响及其对人民和社会的潜在影响，这一责任感愈发迫切。随着我们着手构建下一代防御系统、去中心化的金融网络，并将人工智能应用于那些以前由人类推理与判断处理的领域（ utiliz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areas previously left to human reasoning and judgment ），治理责任将变得尤为重要。
过去，较为有限的资本需求和较短的投资周期不幸地使得投资者能够将治理和负责任创新的规划推给管理团队，或将这些问题推迟到未来的投资者身上。这种做法在社交媒体和环境可持续性方面造成了负面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还抑制了包容性繁荣（ inhibited inclusive prosperity ）。展望未来，这种新环境下的挑战将要求更长的投资周期和更高水平的金融和智力投入，这将使我们更紧密地与结果对接，并迫使我们更加积极地治理我们所投资的技术、系统和公司，确保创新能够负责任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