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磊《攀附“周制”：北周祖宗的择定及其庙制的构建 》（本文原载《文史哲》2024年第5期）
摘要：北周庙制由四庙加隆为“天子七庙”，其构建历程映照出魏周革命以后行用《周礼》并非仅仅在北周初年，而是北周长期奉行的文化正统策略。君主庙号彰显出君主明显的神性特征，北周以君主是否具备祖、宗庙号作为判别是否为不祧庙的唯一标准，三不祧庙为不朽先祖的象征。为赋予功业显著的太祖宇文泰、高祖宇文邕以不祧地位，北周极力塑造宇文泰兼容神圣、武功、受命帝、周文王等政治形象于一身，宇文邕则具有显赫的神圣形象。而北周不以开国之君孝闵帝为不祧先祖，反以继体之君明帝为不毁庙，究其原因，在于宇文护废弑孝闵帝、明帝，降格孝闵帝为略阳公，明帝顺次晋升为北周首位君主，北周武帝虽为孝闵帝平反昭雪，但已立明帝为不祧先祖，并分割宇文泰的受命帝形象，刻意塑造明帝为受命帝。北周不断调试其现实制度与“周制”间的关联，在“母以子贵”的政治观念主导下，北周武帝巧妙融合《毛诗》“宫惟远”的古训及西晋故事为一体，创造出文宣太后独占一室的“非驴非马”新制，充分传达出北周攀附“周制”的政治文化诉求。
阅读导引：
一、问题之提出
二、西魏的皇统序列及西魏、北周太庙空间方位的变动
三、孝闵帝、明帝时期的北周四庙
四、文宣太后庙、三不祧庙与北周七庙格局
结语
《资治通鉴》载宇文泰“崇儒好古，凡所施设，皆依仿三代而为之”，北周王室自称为炎帝后裔，不过北周虚拟族源记忆的举措在北周制度上的影响力较弱，北周拟定与姬周的文化关联，反而对北周制度的影响至深且远。
陈寅恪指出宇文泰“利用关中士族如苏绰辈地方保守性之特长，又假借关中之本地姬周旧土，可以为名号”，不过在西魏文帝时期宇文泰虽以《周礼》改革官制，西魏、北周中央文官制度依用《周礼》六官，“打破魏晋以来的清浊分途”，而宇文泰初封“略阳县公”，后改封“安定郡公”，尚未以“周”为名。至西魏恭帝三年（556）十二月，“魏帝诏以岐阳之地封帝（案：宇文觉）周公”，胡三省《资治通鉴注》：“岐阳，即扶风之地。昔周兴于岐周，因为国号。宇文辅魏，仿周以立法制，故魏朝之臣以周封之，将禅代也。”在政治语境中，周公为封爵，与姬周摄政称王的周公并非等同。众所周知，在魏周禅代中，尧舜禅让为主要政治话语，“应图当舜玉，嗣德受尧琴”。赵贵所作册文称：“咨尔周公，帝王之位弗有常，有德者受命，时乃天道。” “嗣德”与“有德者”，彰显出宇文觉至高的德行，这为魏周禅让披上了合法的政治外衣。宇文觉元年（557）“强独乐周文王造像碑”径称姬周为“我周”，体现出北周自命其国号遥承姬周，反映出北周“仿周立制”的鲜明政治动机。
《后周书》载：“文帝（按，宇文泰）依《周礼》，建六官，遂置天官大冢宰卿一人，掌邦理，以建邦之六典，佐皇帝理邦国。”西魏大冢宰职能，明显仿效《周礼》。学者指出“《周官》中的王是虚位”，此说未必精准。西魏恭帝三年宇文泰自任大冢宰沿承西魏文帝十七年旧制，宇文泰借《周礼》居于六官之首的大冢宰，具有“六官皆总属于冢宰”的军政大权，为其合法操控西魏行政大权张目。而大冢宰具有的潜在架空君权的特性，反而又为宇文护所利用，其废立北周君主，也造成北周皇位继承制的波动。
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六月刘昶妻宇文氏（宇文泰第十四女）墓志历论宇文泰及其以下北周六位君主功业：“大祖开基陇，建节崤、崡。电照风行，龙骧凤举。膺录握符，勃兴大业。孝愍纂承洪绪，睿爽自天。世宗穆穆君临，南风远被。高祖聪明神武，菲食卑宫。克定幽、并，再清伊、洛。宣皇、靖帝，继世时乘。即位者六君，封王者数十。”宇文泰以下六位君主，仅宇文泰、宇文毓、宇文邕具有庙号。在宇文氏墓志书写中，更为凸显宇文泰的北周开基祖地位及其“膺录握符”的受命形象，宇文邕的业绩在于实现华北统一大业。宇文氏墓志追溯近代北周君主的历史形象与北周所定当代君主的政治形象不尽契合。学界对于宇文护执政有不同的评价，而宇文护秉政直接影响到北周皇帝的废立，北周庙制恰恰映射出北周君主制度的微妙变化。
在具体研究中，史睿推断北周左社右祖格局形成于明帝武成二年（560），梁满仓以为宇文觉神主“不入宗庙”，郭善兵指出孝闵帝时庙制为五庙，宣帝时为六庙。学界所论虽已点出重要问题，但过于简略，缺乏必要的系统性分析与探究。
《周礼》与北周君主制度的关系问题引人关注，而庙制则为审视北周君主制度提供了重要切口。北周庙制的构建折射出北周取法“周制”的政治历程，庙制亦是讨论君主政治形象的重要维度：（一）北周政治初由宇文护操控，宇文觉为宇文护所弑之后，地位降格为略阳公，其神主是否升祔太庙，无疑成为历史疑难问题；（二）太庙中不祧庙是不朽先祖的象征，北周三不祧庙的择定反映出北周所塑造的君主政治形象。北周庙制还存在隐匿的政治现象，如并未引起学界关注的北周太庙中文宣太后神主升祔的问题便是如此。围绕北周君主的政治形象、北周庙制的特殊结构及其特殊建置，北周庙制的研究有必要重新予以检讨。
在北周庙制研究中，北周太庙方位的变动为关键性问题。北周都城长安城因仍西魏旧都，北周太庙格局的改定，也与西魏建置相关。西魏太庙格局，史籍所见颇为简略，依《周书·崔猷传》所载，知西魏太庙在西魏文帝大统五年（539）初建成。而西魏太庙神主作何，苏绰所为《大诰》言及之，兹录其文如次：
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创我皇基。烈祖、景宗，廓开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诞敷文德，龚惟武考，不霣其旧。
孝武帝元修为广平武穆王元怀之子，西魏文帝元宝炬为京兆王元愉之子，两者同为孝文帝之孙，故所谓“文祖”应即孝文帝。西魏文帝大统元年（535）正月即位后，追尊其父为“文景皇帝”，“皇妣杨氏为皇后”，而此云“武考”，值得探究。
西魏文帝追尊其考妣为帝后，并非孤立案例，北魏末年皇位更迭频繁，以旁支出继大统的皇帝追尊其本生父母为帝后也成为北魏突出的政治现象。建义元年（528）四月孝庄帝元子攸即位，应尔朱荣之请，追谥其兄彭城王元劭为孝宣皇帝，“（元劭）妻李氏为文恭皇后”，而后两者神主升祔太庙。至永安二年（529）三月又追尊其生父武宣王元勰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追尊其母李氏为文穆皇后，两者神主又迁入太庙。节闵帝元恭普泰元年（531）九月“追尊皇考（按，广陵王元羽）为先帝，皇妣王氏为先太妃”，原拟追尊其嫡母郑氏为皇太后，而为郑氏母李晖仪所劝阻。后废帝元朗是否追尊其本生父母，史料未详。永熙二年（533）正月，孝武帝追尊其生父元怀为武穆皇帝，“太妃冯氏为武穆皇后”。
北魏末年帝位更迭频频，追尊事件频发，导致太庙神主也极不稳定。元劭神主虽无庙号亦迁祔太庙，从侧面表明北魏末年追尊皇帝的神主多迁入太庙。元勰神主虽奉迁太庙，不过在节闵帝普泰元年遭到迁毁，元劭神主迁毁疑亦在此时。武泰元年（528）三月，肃宗孝明帝神主奉迁太庙。永安三年（530）十二月孝庄帝元子攸为尔朱兆弑杀后，后废帝元朗中兴二年（532）二月上元子攸谥号为武怀皇帝，孝武帝太昌元年（532）六月为避其生父元怀讳（即《册府元龟》王钦若所谓“以武穆庙讳”），改谥为孝庄皇帝，庙号敬宗。孝武帝与孝明帝同为孝文帝之孙，昭穆相同，孝武帝反而在永熙年间“迁孝明于夹室”以肃宗庙为毁庙。
北魏末年太庙神主大体代表皇位的传承序列，北魏、西魏皇帝谥号中有“武”字且为西魏文帝父辈者，仅宣武帝一人，故苏绰《大诰》中的“武考”，应即宣武帝，其意为出为宣武帝后，而这一举措此前在高欢立元善见为帝时已有所采用。
东魏孝静帝设立七庙神主，史料并未显示东魏庙制改革的迹象，当原封不动地承用孝文帝庙制改革以来所定旧制。永熙三年（534）十月高欢立清河王元怿之孙元善见为孝静帝，元善见之父元亶作出“天子无父，苟使儿立，不惜余生”的承诺，即元善见即位后不追尊其生父，而是出为宣武帝后，在北魏末年错综复杂的皇位继承序列中，东魏皇统以孝文帝-宣武帝-孝静帝为传承谱系。
北魏末年帝位更迭频繁，西魏太庙神主序列折射出西魏的皇统序列。苏绰《大诰》中所言景宗即世宗太武帝，疑因避唐太宗讳而改，而“太祖神皇”“烈祖”“世宗”“高祖”则映照出西魏庙制的改革问题。
《北史》载孝武帝永熙三年西迁长安，“以雍州公廨为宫”，至西魏文帝大统二年（536）追改始祖神元帝庙号为太祖，道武帝为烈祖。不过，西魏庙制改革并非仅限于此。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十月之前，太武帝庙号已由世宗加隆为世祖，确立太武帝神主为不祧庙，“景宗”（世宗）二字暗示西魏文帝时期太武帝庙号又改回世宗。太武帝庙号由祖改为宗的调整，反映出西魏庙号只有称祖才为不毁庙，而太祖神元帝、烈祖道武帝、高祖孝文帝则为不祧庙，献文帝庙号很有可能被降格为显宗。若以西魏文帝即位后迁毁元怀神主，孝明帝神主回迁太庙，而孝明帝、孝庄帝、孝武帝等神主递次升祔太庙，则世宗太武帝、显宗献文帝神主递次迁毁。西魏文帝时期七庙神主大体如次：
西魏文帝时期改定太祖庙号，又重新择定不祧庙，即在不祧庙择定上，明显高出东魏一筹，其太庙神主以太祖神元帝-烈祖道武帝-高祖孝文帝-宣武帝为序，表明西魏文帝以其皇统源出神元帝-道武帝-孝文帝-宣武帝一系，凸显出与东魏争夺正统的深刻现实政治背景。
据考古学者勘探发掘，西魏、北周都城旧址位于西汉长安故城东北部，楼阁台建筑遗址即北周露（路）寝旧址。依据北魏洛阳城左祖右社格局推之，西魏太庙、社稷格局当无所更定，遵从北魏洛阳城旧制，而北周则异乎是。《隋书·礼仪志二》载“后周之制，思复古之道，乃右宗庙而左社稷”，即北周太庙、社稷格局打破汉魏以来左祖右社旧制，调整为左社右祖的空间布局。近年学者对西魏、北周长安城宫城布局的研究更为深入，并揭示出北周长安城宫门（应门、路门）、宫殿（路寝）取名存在取法《周礼》的迹象，而北周太庙、社稷的空间分布并未纳入考虑的范畴。依据学者对中国古代都城太庙位置变化的认识，北魏以后，“宗庙大多置于宫城之外、内城或皇城之中”，姑且认为北周太庙、社稷位于应门之外，青门（宣平门）-厨城门一线北侧。北周左社右祖格局，或与北周尚右相关，据学者考察，北周官制即以右为上，而前此汉魏以来都城左祖右社布局，沿承《周礼》《礼记》中所载“周制”，又与“周尚左”相关。由“尚左”“尚右”观念言之，北周长安城左社右祖格局，与汉魏以来左祖右社布局，皆以太庙为最尊，其实一也。
西魏、北周太庙格局转变的关键，在于太庙、社稷空间方位的调整。而北周左社右祖格局的确立时间，有必要结合相关史料进行推断。《通典》约据《隋书·礼仪志》之意，以为“后周闵帝受禅，而右宗庙”，若据此说，则北周长安城左社右祖格局定于孝闵帝初年，但此说难称精确。
北周太庙在明帝年间经过两次营建：《周书·明帝纪》载北周明帝二年（558）十二月癸亥，“太庙成”；《周书》卢光本传则载“武成二年，诏光监营宗庙，既成，增邑四百户”，即北周太庙在明帝武成二年（560）由卢光营建新庙。在明帝二年与武成二年之间，武成元年（559）为重要时间分界线。明帝武成元年正月宇文护“上表归政”，明帝亲政，八月，改天王为皇帝，凸显皇权，并追尊宇文泰、宇文肱为皇帝（详见下文）。为彰显皇权的政治权威，明帝武成二年又重新营建新庙。明帝二年太庙的营建，其主要目的很有可能在于确立左社右祖的格局。
在魏周政治革命完成后，北周迅速实现了象征皇统序列的太庙神主的易位，而在北周明帝二年之前，孝闵帝、明帝时享太庙当在原西魏太庙之中，至北周明帝二年以后，始在北周新庙之中行太庙祭礼，且对太庙方位进行了显著的调整。
宇文泰在军事中心同州是否设立太庙，今暂无明文可证。西魏恭帝三年（556）十二月，魏周革命，恭帝禅位于宇文觉，孝闵帝元年（557）正月，宇文觉即天王位。关于华夏天子名号的由来，《大戴礼记·诰志》载：“主祭于天曰天子。”表明天子名号与郊天礼相关。而《周书·文帝纪上》载：“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元和姓纂》则作：“鲜卑俗呼天子为宇文，因号宇文氏。”即宇文氏的本义，已与华夏词汇中的“天君”“天子”相对应。学者指出宇文氏以“天对土，君对后”，凸显出宇文氏对“拓跋魏的超越”，可备一说。宇文氏的本义已被赋予了天子的神圣意义，而北周君主名号则被进行了调整。
西魏废帝、恭帝是否称“天王”，尚乏明证徐冲推测西魏恭帝已称“天王”，见。《周书·崔猷传》载北周君主名号，“时依《周礼》称天王”，而在《周礼》君主名号的研究中，“王”更受学界关注。《周礼·春官·司服》载：“凡丧，为天王斩衰，为王后齐衰。”《周礼》中“天王”仅此一见，清人孙诒让以为其意在于以“天王”与诸侯称王相区别，“经例单称王，唯此称天王，盖亦依告丧诸侯为文也”。据此推论，《周礼》中“王”即“天王”，其政治结构为“天王-六官”的模式。西魏恭帝三年建立“皇帝-六官”的权力模式，至孝闵帝即位称天王，最终生成《周礼》“天王-六官”的政治模式。
《隋书·礼仪志二》载：“（后周）置太祖之庙，并高祖已下二昭二穆，凡五。亲尽则迁。其有德者谓之祧，庙亦不毁。闵帝受禅，追尊皇祖为德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庙号太祖。拟已上三庙递迁，至太祖不毁。其下相承置二昭二穆为五焉。明帝崩，庙号世宗，武帝崩，庙号高祖，并为祧庙而不毁。其时祭，各于其庙，祫、禘则于太祖庙，亦以皇后预祭。”《隋书·礼仪志二》大体综括了北周庙制的基本演变过程。
《隋书·礼仪志二》所记宇文觉立庙之事，难称精确。北周君主名号存在由“天王”到皇帝的显著变更，所追尊先祖名号也存在相应的调整。在北周明帝武成元年八月以后，北周君主始称皇帝，依据天子名号与先祖名号相对应的原则，绝对不会存在《隋书·礼仪志二》所载孝闵帝追尊宇文肱、宇文泰为皇帝的可能性。《周书·文帝纪上》明确记载北周明帝“武成初，追尊曰德皇帝”，更近于历史实情。
孝闵帝即天王位后，追尊远祖献侯为始祖，其父宇文泰由谥号“文公”追尊为“文王”，仿效周武王追谥周文王之意，其祖宇文肱是否追尊为王，史料不详。《资治通鉴》载孝闵帝所立庙制为“仍用郑玄义，立太祖与二昭、二穆为五庙，其有德者别为祧，庙不毁”，即沿承《隋书·礼仪志二》之说，但其论实误。《隋书·礼仪志二》所载北周庙制，语焉不详，据其所言，“闵帝受禅，追尊皇祖为德皇帝，文王为文皇帝，庙号太祖”，即孝闵帝时期北周太庙仅具宇文肱、太祖宇文泰两庙神主，而下文又云“拟已上三庙递迁，至太祖不毁，其下相承置二昭二穆为五焉”，即太祖以上有三庙，合太祖庙为四庙。若据此说，由宇文肱上推二世，则宇文肱之父宇文韬、宇文肱之祖宇文陵神主均位居太庙。而据《隋书·音乐志中》所载，周宣帝时进献七庙神主，德皇帝宇文肱神主前有“皇高祖”神主，无疑坐实前此宇文韬神主在太庙之中。
至于宇文陵神主是否在太庙之中，史无明文。《通典》载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太常博士张齐贤议云：“后周太祖之外，以周文王为始祖，不合礼经。” “后周”二字，《旧唐书·礼仪志五》《唐会要》《册府元龟》均作“周朝”， 而据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张昭远奏议，可知“后周”“周朝”乃指武周，而非北周，可见北周始祖为献侯莫那，而非周文王。而始祖献侯神主并未位居太庙，宇文陵神主当在太庙之中。因太祖宇文泰神主未出居正位，故虚太祖之位，孝闵帝所立五庙实际上仅有四庙，及太祖居首，其下则置二昭二穆，合为五庙，此即孝闵帝所设定太庙格局。兹列孝闵帝时期太庙神主如次：
宇文泰借《周礼》大冢宰之名，统揽百官，确立其操控西魏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而在魏周革命之后，大冢宰反而成为宇文护专权的合法名义。孝闵帝元年二月，大司马宇文护诛杀大冢宰赵贵，免去大宗伯独孤信之职，自任大冢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孝闵帝不满于宇文护秉权，试图诛杀宇文护，反而在同年九月为宇文护所废，后月余遭弑杀，宇文泰长子宇文毓即天王位。因宇文泰曾封宇文觉为“略阳郡公”，宇文护即废宇文觉为“略阳公”，至北周武帝诛杀宇文护之后，始追尊宇文觉为“孝闵皇帝”（详见下文）。宇文觉崩，既被降格为“略阳公”，已非天王，陵寝亦非帝陵，则其神主未必迁祔象征皇位序列的太庙。
上文讨论，北周明帝二年十二月营建新庙，更定太庙、社稷方位，西魏、北周太庙、社稷布局为之一变。而明帝改定天子名号，也直接影响到北周太庙神主的谥号。北周取天王名号，原拟攀附《周礼》“天王六官”体制，而相比于成熟的皇帝制度而言，天王的威严反不及皇帝名号。明帝即位以后，崔猷奏称：“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至明帝三年（559）元月宇文护“上表归政”，明帝“亲揽万机”，八月下诏改元，采纳崔猷奏议，“克定皇帝之位”，同时废除不立年号的旧制，建立与皇帝制度相匹配的年号，“改三年为武成元年”，借皇帝名号凸显皇权权威，北周政治结构回归“皇帝六官”建置。为不违背“不以卑临尊”的原则，明帝又追尊文王宇文泰为文皇帝，宇文肱为德皇帝，武成二年又重新营建太庙，标榜“天命维新”。北周太庙神主即如下表所示：
在明帝二年太庙建成之后，明帝又以“功臣琅邪贞献公贺拔胜等十三人配享太祖庙庭”。而据《周书》相关列传及唐代墓志，明帝二年配享功臣可考者，贺拔胜之外，又有寇洛、刘亮、苏绰、王德、卢辩等六人。
北周武帝灭北齐之后，废除佛教，释慧远难北周武帝云：“若以形象无情，事之无福，故须废者，国家七庙之像，岂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北周武帝答云：“佛经外国之法，此国不须，废而不用。七庙上代所立，朕亦不以为是，将同废之。” “上代”一般指代“夏商周及其以前的时代”或“前代”。细绎北周武帝“七庙上代所立”“将同废之”云云，则北周当有七庙之制，否则“废之”上无所承，若据此意，“上代”则指北周明帝时期。若以北周明帝已立七庙神主，则七庙神主作何，殊难索解。释慧远说的真实性，无从勘验。而若以北周太庙神主递次升祔太庙言之，北周明帝时期并无七庙神主。“七庙上代所立”之意，疑指北周明帝改定太庙格局为同殿七室之制。北周七庙神主的最终确立，依据目前有关史料，当在北周武帝时期。
北周武帝时期为北周“天子七庙”确立的关键时期。宋人郑居中等《政和御制冠礼》卷五载北周皇太子冠礼，“后周皇太子冠，则太尉以制币，告于七庙”、，《隋书·礼仪志》阙收北周此礼，《政和御制冠礼》或别有所据。据其中“七庙”二字，当知北周皇太子冠礼或属北周武帝时期新定礼仪。
北周明帝不与宇文护正面交锋，暗中巩固其皇权地位，仍遭宇文护所忌。武成二年四月，宇文护毒弑明帝，宇文泰四男宇文邕受明帝遗诏入居大统，追上宇文毓谥号曰明皇帝，庙号世宗。北周明帝神主升祔太庙，北周太庙演变为五庙，具体神主即如下表所示：
北周武帝即位后，隐忍大冢宰宇文护专权，保定元年（561）正月，“以大冢宰、晋国公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宇文护完全掌控北周军政大权，且仿效鲁国立周文王庙旧义，“诏于同州晋国第，立德皇帝（按，宇文护祖父）别庙，使护祭焉”，比拟宇文护为周公，赋予宇文护祭祀特权。在消弭宇文护戒心之后，北周武帝俟机行事，至天和七年（572）三月，北周武帝利用宇文护觐见文宣太后的时机，在含仁殿诛杀宇文护，废除都督中外诸军事，改革禁卫武官，“创造直属于皇帝的禁卫”，掌控军政大权，消除大冢宰专权之事，此后下诏改元建德，大赦天下。四月，北周武帝拨乱反正，遣太师、蜀国公宇文迥在南郊上宇文觉谥号为孝闵皇帝，陵寝曰静陵，孝闵帝神主随即迁祔太庙，北周太庙始确立六庙格局。北周武帝又增订太祖功臣配享名录，以于谨、长孙绍远为配享功臣。此外，建德六年（577）正月，北周武帝灭北齐，十月，“改葬德皇帝于冀州”。兹列建德元年以后北周六庙神主如次：
北周明帝、孝闵帝神主先后迁祔太庙，北周太庙格局至此基本确立，本无疑义。而《隋书·音乐志中》所载北周递次进献神主，值得关注。《隋书·音乐志中》载：“建德二年十月甲辰，六代乐成，奏于崇信殿。”又云：“宣帝嗣位，郊庙皆循用之，无所改作。”据此，北周太庙雅乐皆为北周武帝所创制。而《隋书·音乐志中》下文又载：
皇帝献皇高祖，奏《皇夏》。
皇帝献皇曾祖德皇帝，奏《皇夏》。
皇帝献皇祖太祖文皇帝，奏《皇夏》。
皇帝献文宣皇太后，奏《皇夏》。
皇帝献闵皇帝，奏《皇夏》。
皇帝献明皇帝，奏《皇夏》。
皇帝献高祖武皇帝，奏《皇夏》。
《隋书·音乐志中》所载进献太庙神主既然有高祖武皇帝，则其制度当属周宣帝时期所定。然则，皇后或皇太后神主往往迁祔皇帝神室内，而据引文“皇帝献文宣皇太后”云云，可知北周进献太庙神主，唯独特祀文宣太后，颇足称怪。
孝闵帝践祚初年，追尊其生母元氏为王后，至北周明帝武成元年又追尊元氏为元皇后。而在北周武帝即位之后，其生母的地位逐渐抬高。《周书·皇后传·文宣叱奴皇后传》云：
文宣叱奴皇后，代人也。太祖为丞相，纳后为姬，生高祖。天和二年六月，尊为皇太后。建德三年三月癸酉，崩。四月丁巳，葬永固陵。
叱奴原为北魏四方诸部之一，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魏书·官氏志》载“叱奴氏，后改为狼氏”，学者以为“叱奴”即《蒙古秘史》中的“赤那”,“狼氏”疑作“郎氏”。叱奴氏约在西魏文帝大统十五年（549）正月诏令“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之后恢复胡姓，西魏有叱奴祐，北周文宣皇后叱奴氏之外，又有叱奴兴，北齐有叱奴世安，夏有叱奴侯提，隋有叱奴辉。宇文泰纳叱奴氏为姬，未知是否与政治上倚重妻族相关。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尊其生母为皇太后，建德三年（574）三月文宣太后崩，五月葬永固陵，北齐后主派遣“侍中薛孤、康买等为吊使，又遣商胡赍锦彩三万匹与吊使同往”，北周武帝行丧礼则充分彰显孝道，“袒跣至陵所”，且“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礼”，至建德五年三月，北周武帝从王肃三年之丧为二十五月之说，“服再期，戊申，祥”。
《周书》未载文宣太后神主迁祔太庙之事，其时日当在建德三年三月大祥之后，而《隋书·音乐志中》载皇帝献文宣太后歌辞云：
月灵兴庆，沙祥发源。功参禹迹，德赞尧门。言容典礼，褕狄徽章。仪形温德，令问昭阳。日月不居，岁时晼晚。瑞云缠心，宫惟远。
《隋书·音乐志中》所载郊庙雅乐歌辞，备见于庾信《庾子山集》卷六《郊庙歌辞》，据此应知北周郊庙雅乐歌辞均出庾信之手，当无疑义。进献文宣太后、北周武帝歌辞之外，其他歌辞约成于北周武帝天和二年之前。
依清人倪璠所释，庾信所撰进献文宣太后歌辞“功参禹迹，德赞尧门”化用《左传·襄公四年》“茫茫禹迹，化为九州”以及《列仙传》所载汉武帝为钩弋夫人立“尧母门”，“功参禹迹”言文宣太后为宇文泰姬，称其“妇道”，“德赞尧门”则赞其“母德”，而对文宣太后神主的特殊性，则未置一词。
在太庙制度中，皇后神主往往祔于皇帝庙中，配飨太庙，太庙神室一般以“一帝一后”为“正仪”。以北周皇后本传言之，《周书·皇后传》文帝元皇后本传载：“大统七年，薨。魏恭帝三年十二月，合葬成陵”，故文帝元皇后神主当升祔太祖神室。北周明帝独孤皇后崩于明帝二年四月，“世宗崩，与后合葬”，则明帝独孤皇后神主当与明帝神主同处一室。至于孝闵帝元皇后、北周武帝阿史那皇后分别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及隋文帝开皇二年（582），故终北周一代，孝闵帝元皇后、北周武帝阿史那皇后神主并未升祔太庙。由此推知，在北周武帝时期，北周时享太庙，元皇后配祀太祖文皇帝，独孤皇后配食明帝。文宣叱奴氏因“母以子贵”，尊为皇太后，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崩，并未合葬宇文泰成陵，而是葬在永固陵。若据此言之，元皇后神主已迁入太庙，文宣太后神主不当升祔宇文泰神室，而在北周武帝之后，北周单独进献文宣太后，当作何解？
北周进献文宣太后歌辞云“宫惟远”，“宫”源出《毛诗》。《毛诗·鲁颂·宫》：“宫有侐，实实枚枚。”毛传：“先妣姜嫄之庙，在周常闭而无事。”据此，可知宫即姜嫄庙，《毛诗》所载者或属鲁国所立。《周礼·春官·大司乐》：“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郑玄注：“先妣，姜嫄也。……周立庙，自后稷为始祖，姜嫄无所妃，是以特立庙而祭之，谓之宫。”郑玄《周礼》注所释应为姬周王室所立姜嫄庙。《魏书·地形志》及《水经注》岐州美原（姜嫄）庙或姜嫄祠，疑即沿承周人立姜嫄庙之遗意，但姬周王室及鲁国特立姜嫄庙，姜嫄神主属于“不入太祖庙为别配”，并未升祔太庙。
清人倪璠称：“文宣太后为宣帝祖母，在四亲之内，虽非姜嫄之比，特以太祖元后为嫡，合葬成陵。并享太庙，则有正妃元氏，叱奴本太祖之妾，虽母以子贵，尊称太后，而义无二嫡，不得并享太祖之庙。若《春秋》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享祭之所，为别立宫焉。文宣太后之祀，实法《春秋》仲子之义。其庙与七庙而八，又类周礼姜嫄之宫，故篇内云‘宫惟远’矣。《山云》之舞，造自武帝。一以母子之亲，一以宪章周礼，别立庙祭，有此歌辞。宣帝因之，无所改作也。”倪氏据《春秋·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及杜预注“诸侯无二嫡，隐公成父之志，为别立宫”，以《春秋》“义无二嫡”释北周立文宣太后庙之事，立意精确。然又有未必确然者，北周建立文宣太后庙当在北周武帝年间，并非周宣帝时期，此其一；倪璠以文宣太后庙为别庙，与西周姜嫄、鲁隐公母仲子庙相类，“其庙与七庙而八”，但北周进献诸神主，文宣太后之外，仅为六庙神主，庾信所撰进献北周武帝庙歌辞亦明确称“今为六代祀，还得九疑宾”，并非七庙，此其二。
曹魏、东晋时期，皇帝为避“二嫡”之嫌，仿效周人别立姜嫄庙之义，多为生母另立太后庙。而若别立太后庙，享祀与时享太庙相分离。故《宋书·乐志》《晋书·乐志下》所载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所定太庙歌辞，绝不言及后妃庙。又如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四月，在六庙之外，“又有小庙，太祖太夫人庙也。非嫡，故别立庙。皇帝每祭太庙讫，乃诣小庙，亦以一太牢，如太庙礼”，《隋书·音乐志上》载萧梁明堂祀五帝歌辞后，又载祀“太祖太夫人庙舞歌”，其中“宫肃肃，清庙济济”，尤与周人别立姜嫄庙契合。北魏太武帝、文成帝分别为惠太后窦氏、昭太后常氏在崞山、磨笄山别立寝庙，孝文帝为文明太后冯氏别立太和庙，均属此意。北周进献文宣太后歌辞托名“宫惟远”，但以文宣太后神主列居太庙神室之中，实与周人别立姜嫄庙之举殊异。
《隋书·音乐志中》所载北周进献神主次第，依次进献德皇帝、太祖文皇帝、文宣皇后、孝闵帝、明帝、高祖武帝。不妨假定北周所立文宣太后庙仿效鲁国别立姜嫄庙之举，但也遇到文宣太后进献次第仅次于太祖的解释难题，况且文皇帝元皇后、明帝独孤皇后神主均在太庙之中，何故行进献礼时反无之。
文宣太后神主升祔太庙，无疑为北周政治“母以子贵”的突出现象。而在具体解释中，无论是以文宣太后神主升祔宇文泰神室，还是以北周别立文宣太后庙，均不足以有效阐明《隋书·音乐志中》的特殊现象。魏晋以来，皇后神主迁祔一室并非无故事可言。《晋书·贺循传》载东晋太常贺循奏议：“又武帝初成太庙时，正神止七，而杨元后之神亦权立一室。”即其例。北周武帝为宣扬文宣太后“功参禹迹”的业绩，巧妙借用西周“宫惟远”的古训，创造出文宣太后独占一室的新制。文宣太后神主迁祔太庙，北周太庙由此形成七庙格局：
《隋书·礼仪志二》载：“其有德者谓之祧，庙亦不毁。”其意颇为费解，疑有脱漏。“亦”字表明“其有德者谓之祧”上当有所承，疑脱“其有功者谓之祖，庙不毁”；至于“其有德者谓之祧”等文字，“祧”疑作“宗”，今疑此处原应作“其有功者谓之祖，庙不毁；其有德者谓之宗，庙亦不毁”。
“有功者”“有德者”为北周皇帝政治形象的重要参考基准，而这一标准也存在微妙的浮动。北周开国之初，以“有德者”为受命帝的政治形象，至此又以庙号祖（有功者）、宗（有德者）为判定先祖是否为不祧庙的唯一标准。基于这一标准，《隋书·礼仪志二》载：“明帝崩，庙号世宗；武帝崩，庙号高祖，并为祧庙而不毁。”世宗明帝、高祖武帝均为不祧庙。
宣政元年（578）六月北周武帝崩，周宣帝即位，上宇文邕谥号武皇帝，庙号高祖。北周皇帝谥号中，宇文泰、宇文邕以文、武并称，比拟周文王、周武王，宇文邕功勋显著，据此可见。《隋书·礼仪志二》所载者无疑为周宣帝时建置，太祖宇文泰、明帝宇文毓、周武帝宇文邕合为北周太庙三不祧庙。兹据上文所引《隋书·音乐志中》所载周宣帝时进献神主次第，列周宣帝时期七庙神主如次：
在郑玄庙制说中，太祖二祧庙为关键性格局，而北周太祖二祧庙的成立则在周宣帝践祚初年。宇文泰自称“不得比汤、武，望与伊、周匹”，已流露出自托周公之意。北周受命帝的更易为突出的政治现象，上文已论，北周初年视宇文觉为受命帝，而在宇文觉即天王位后，追上宇文泰庙号太祖，其诏书称“文考德符五运，受天明命”，即宇文觉更以宇文泰为受命帝。宇文觉元年“强独乐周文王造像碑”以“威振八极，六合来宾”八字，形容宇文泰权威的盛况，恰恰映照出宇文泰神主万世不祧之意。而宇文泰政治形象也在《华岳颂》中臻于极致，北周武帝天和二年《华岳颂》称“太祖文皇帝固天攸纵，诞膺符命，道迈三分，功超九合”，即宇文泰兼容神圣、武功、受命帝、周文王等形象于一身。戏剧性的是，建德二年庾信所撰宇文泰庙歌辞称“雄图属天造，宏略遇群飞”，“百二当天险，三分拒乐推”，仅凸显出宇文泰的雄图大略及其周文王形象，不再以宇文泰为受命帝。
倪璠称“明帝、武帝有功于周，故立为不迁之庙”，揭示出明帝、北周武帝立为不祧庙的成因，但失之简略。《周书》中初唐史臣对于北周武帝勇猛英主的评价引起学者的思考，但北周武帝英勇形象的塑造并不始于初唐。庾信所撰北周武帝庙歌辞称“南河吐云气，北斗降星神。百灵咸仰德，千年一圣人”，“流沙既西迁，蟠（《隋书·音乐志》作盘）木又东臣”，极为推崇北周武帝的政治地位，凸显北周武帝为神圣皇帝，且功勋卓著，宜立为不祧庙。而宇文觉代西魏而称天王，可谓北周开国之君，北周何故立继体之君明帝为不祧庙，而非孝闵帝？
上文已论，宇文觉即位称天王，在被宇文护鸩杀之后，仅称略阳公，并非合法的君主。北周武帝诛杀宇文护之后，始为宇文觉正名，诏云“故略阳公至德纯粹，天资秀杰。属魏祚告终，宝命将改，讴歌允集，历数攸归，上协苍灵之庆，下昭后祇之锡”，而后遣太师、蜀国公宇文迥于南郊追尊宇文觉为孝闵帝。建德二年北周进献孝闵帝歌辞称“龙图基代德，天步属艰难。讴歌还受瑞，揖让乃登坛”，所述即孝闵帝受魏禅的历史图景。
建德元年四月北周武帝在追尊孝闵帝后，又为宇文赟在太庙行冠礼，立为皇太子，其诏称：“伏惟太祖文皇帝建兹皇极，立我蒸人，炼石补天，断螫纫地，时逢多难，运属乐推，事极成功，礼终臣节。明皇帝天眷圣哲，握纪君临，德迈望云，道高就日。河海呈瑞，则龟龙载文；山岳效灵，则风云昭应。”北周武帝既已为孝闵帝正名，而其诏书所述先帝业绩，唯彰显太祖文帝的有功者地位、明帝的有德者形象，却并未言及宇文陵、宇文韬、德皇帝宇文肱、孝闵帝等四庙神主，这一做法颇可玩味。
上文引《隋书·礼仪志二》，太祖文帝为万世不祧之祖，世宗明帝亦为不祧庙，由此不难推断北周武帝立皇太子诏仅言及太庙中的不祧庙，不及祧庙，即明帝为不祧庙必为北周武帝所立。北周武帝在追尊孝闵帝为皇帝后，明帝为不祧庙的地位并未改变，且在建德二年太庙雅乐歌辞中明帝又被赋予新的政治形象。
北周王室虽自我宣称炎帝后裔，而取譬黄帝子嗣也不容忽视。建德二年进献明帝歌辞称：“若水逢降君，穷桑属惟政。丕哉驭帝箓，郁矣当天命。”《大戴礼记·帝系》载黄帝之妻嫘祖氏产二子，青阳（玄嚣）“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黄帝崩，昌意之子颛顼，承袭帝位，所谓“若水逢降君”，意以明帝初任岐州刺史比拟黄帝封昌意为诸侯，“驭帝箓”“当天命”暗示明帝膺承天命。建德二年宇文泰受命帝形象的消失，在于北周武帝将受命帝由宇文泰移让于明帝。
在魏周革命之前，宇文泰已确立“立子以嫡”之制，而北周前期皇位继承制在宇文护干预下，以兄终弟及制为主，至北周武帝建德元年四月为宇文赟行冠礼，立为皇太子，始确立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不过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制，在昭穆制度上也成为棘手问题。世宗明帝、高祖武帝同为兄弟，若以其昭穆相同，当如何布置昭穆二祧格局？尤其在行禘祫礼时，又当如何列次昭穆？或唯以世宗明帝、高祖武帝昭穆有别，方足以解决此问题，而兄弟异昭穆又与礼法不合，由此可见北周昭穆制度颇为淆乱。北周五礼约修成于周武帝建德六年或稍后，而北周太庙制度至周宣帝时始告完备。大象元年（579）二月，周宣帝传位于皇太子宇文衍（后改名宇文阐），自称天元皇帝，大象二年五月崩，周静帝上其谥号为周宣帝。天元皇帝在冕旒、车服旗鼓等礼制上超越皇帝，凸显皇权的神圣性，但周宣帝并无庙号，仍非不祧庙。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二月，北周国祚为外戚杨坚所取代，北周太庙制度至此告以终结。
学者推论北周皇帝礼仪在平定北齐之后，出现“北齐化”的现象。北周皇帝礼仪是否存在普遍的“北齐化”倾向，似乎不能一概而论。而北周礼仪与《周礼》关系极为密切，展现出独特的政治文化风貌，这一现象并非仅仅局限于北周初年，行用《周礼》是北周长期奉行的文化正统策略。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周书·儒林传·熊安生传》载，“时朝廷既行《周礼》，公卿以下多习其业”，《周礼》遂成当时显学。值得注意的是，北周先祖具有先皇、先帝之分殊：北周皇帝十二辂，其中玉辂“以享先皇”，碧辂“享诸先帝”；北周皇帝十二服，“享先皇”则象衣象冕，“享诸先帝”则服衮冕；北周皇后“预祭”禘祫，从皇帝“享先皇”，车为重翟，衣为翚衣。《周礼》区隔周代先祖为先公、先王两类，北周有意区分先皇、先帝，疑即仿效《周礼》，具体分化以宇文泰为界，宇文泰之上为先皇，宇文泰以下为先帝，凸显出浓厚的比附《周礼》迹象。在未有定见的前提下，透过相关史料，北周庙制的演进历程呈现出由四庙递增为“天子七庙”的趋势，并在周宣帝宣政元年最终确立太祖二祧四亲庙的格局。北周庙制取法“周制”的显著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天子七庙”的确立，二是三不祧庙的成立。事实上，北周庙制取法“周制”的双重特征并不足以表明这一建置由北周所开创，北魏、北齐庙制均如此，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意味着北朝庙制在宏观上构成了前后相连的有机整体，北魏、北齐/北周庙制呈现出了强大的内在连续性与一致性，任何孤立与局部的认知皆失之于巧为弥缝，不足以抹杀北朝庙制这一特性。
北魏末年政治板荡，皇位更迭频频，以旁支入奉大统的皇帝追尊其考妣成为北魏突出的政治现象，虽然是否具有庙号并非为君主神主升祔太庙的绝对标准，但庙号已成为君主政治地位的象征。在此基础上，西魏更以庙号是否称祖作为判别是否为不祧庙的标准。北周七庙中，太祖二祧庙为不朽先祖的象征。五代时期后晋张昭远称：“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汉、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为祖、宗。”汉魏故事中虽有“祖有功而宗有德”之义，而曹魏王肃更为推阐“祖有功而宗有德”与虞夏殷周四代相关联。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诏书虽称“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庙”，但这一诏书在北魏并未严格执行。而北周君主功业显著者文帝、武帝庙号称祖，有德者明帝庙号称宗，均为不祧庙，祧庙则不上庙号。北周太祖二祧庙的设置虽云源自郑玄礼说，而其以是否具备祖、宗庙号为判别是否为不祧庙的唯一标准，在礼学上也受到《孔子家语》或王肃礼说的影响。
北周的君权观念不仅体现在君主名号由天王到皇帝变更上，也表现在君主的庙号层面。学界将受命帝或始封之君固化为判别中古时期太祖庙号的绝对标尺，无形中遮蔽了庙号问题的复杂面相。在庙制格局中，不祧庙为不朽先祖的象征，何者为不朽先祖为主要政治焦点。为赋予功业显著的太祖宇文泰、高祖宇文邕以不朽地位，孝闵帝改以宇文泰为受命帝，北周武帝更是极力塑造宇文泰兼容神圣、武功、受命帝、周文王等政治形象于一身，周宣帝则以北周武帝为显赫的神圣君主。问题在于孝闵帝初为北周受命帝，北周不以开国之君孝闵帝为不祧先祖，反以继体之君明帝为不毁庙，其择定标准值得深思。宇文护先后废弑孝闵帝、明帝，降格孝闵帝为略阳公，明帝顺次晋升为北周首位君主，北周武帝登大宝之位后，虽为孝闵帝平反昭雪，但其追上宇文毓庙号之际，已立有德者明帝为不朽先祖，并分割宇文泰的受命帝形象，刻意塑造明帝为受命帝。
周代以始祖、太祖合一，均为后稷，而宇文觉即天王位后，以始祖与太祖相分离，始祖神主不在太庙之中，这与北魏道武帝分设始祖神元、太祖平文相类，或暗含北魏旧制的元素。须知中古时期郊庙建置绝无一成不变之理，不同时期郊庙的特殊性引人思考。周代以始祖（太祖）后稷为南郊配享帝，北魏圆丘、南郊配享帝则略有更定：南郊配享帝初为神元帝，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改为太祖道武帝，后又改为太宗明元帝，孝明帝熙平二年（517）以后又改以世祖太武帝为配享帝；圆丘配享帝初不明晰，道武帝为圆丘配享帝疑为太和十九年孝文帝祭圆丘时所定，故更以明元帝为南郊配享帝。北周圆丘、南郊配享帝的设置则与北魏有所不同。
《礼记·祭法》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仅言及圆丘（禘）、南郊（郊）配享帝，并未言及方丘、北郊配享帝。孝闵帝以炎帝配食二丘，始祖献侯莫那配祀二郊，圆丘、南郊配享帝取法《礼记·祭法》虞、夏配享始祖黄帝之意，又以方丘、北郊配享帝同于圆丘、南郊。北周皇室自托为炎帝后裔，在魏周革命之际，反映出北周塑造华夏正统的政治努力。而莫那在晋武帝太康初期，“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孝闵帝即位诏称“始祖献侯，启土辽海，肇有国基”，在北周的历史记忆中，莫那开启宇文部历史的新纪元，北周追尊远祖莫那为始祖，刻意描摹莫那的划时代功业，代表着宇文部东迁至辽西地区的历史记忆。由此可见，北周郊丘配享帝的择定，舍弃姬周及北魏郊祀配享帝旧制，暗藏着宇文氏有意塑造其先祖的政治形象，重构并凝聚宇文氏的历史记忆，巧妙融合胡汉为一体。耐人寻味的是，北周郊丘配享帝炎帝、始祖莫纳均不在太庙之中，宇文泰虽为太庙中的太祖，但又非北周郊丘配享帝，这一制度设计体现出北周有意区隔郊丘配享帝、太庙神主，分别寄寓不同的政治文化意涵。
“非驴非马”为学界形容北周礼仪制度的惯用术语，“融冶胡汉”也是学界对北周礼仪制度特殊性的重要解释。胡宝国所论“北朝的许多特征与少数族可能没有关系”，别具启发性。引人关注的是，北朝皇帝礼仪多所创获，且与南朝皇帝礼仪并不完全合辙，其中新礼的创造也并非均能在鲜卑旧俗寻求到相应的根源。从制度构建的维度而言，北周礼仪制度具有攀附、制造“周制”的双重面相，体现出其旗帜鲜明的政治文化诉求。北周庙制的变迁是北周政治史演变的镜像，映射出北周政治的波动及皇统的传承序列，凝聚着北周的政治记忆，凸显出北周的正统观念。在基本结构上，北周礼仪制度与“周制”之间存在“貌同”“貌异”两种表象，而北周所定左社右祖格局以及太祖非郊祀配享帝等均属于“貌异”的范畴。北周不断调试其现实制度与“周制”间的关联，在“母以子贵”的政治观念主导下，北周武帝巧妙融合《毛诗》“宫惟远”的古训及西晋故事为一体，创造出文宣太后独占一室的“非驴非马”新制，体现了北周攀附“周制”的政治文化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