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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流放”二字，表面上看似简单，实则隐藏着比死刑更为恐怖的酷刑。
对于那些被判此刑的犯人而言，能活着抵达遥远的目的地已是莫大的幸运。
然而，当这项任务涉及女囚犯时，情况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众多官差争先恐后地争抢这一派遣任务。
其背后原因何在？
在古代我国，流放作为一种仅次于死刑的严厉处罚，其实际严酷程度因时期而异。
尤其是在宋朝以前，流放刑期仅为一年，且流放地点并不一定远离故土。
这使得当时的流放较为温和，远未达到令人恐惧之境。
根据历史记载，如唐代大臣裴伷先，他在流放一年后便重获自由，凭借其商业智慧发家致富，并迎娶了胡人贵族之女为妻。
再如《知否》中的顾廷炳，在其流放期满后，竟在当地为所欲为，甚至因一宗情杀事件而彰其威风。
这些例子充分表明，宋代之前的流放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转化为一种另类的生存机遇，而非全然令人畏惧的厄运。
然而，到了宋朝中后期，皇帝们逐渐意识到先前的流放措施惩治力度不足，遂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
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可谓令人不寒而栗。
被判处流放的犯人首先需承受二十大板的刑罚，宋代的刑杖长度超过一米，厚度达三厘米，打击力度极大，往往使犯人在遭受此刑后皮开肉绽，痛不欲生。
紧接着，犯人还需接受刺面之刑，即黥刑，其特征是在犯人脸上刺上带有目的地的黑色字样，如“配徐州”。
此刑不仅带来躯体上的痛苦，更给犯人的精神造成沉重打击。
这些折磨仅是开始。
随后，犯人立即踏上漫长的发配之路，这无疑是一段真正的噩梦之旅。
根据《明史》的记载，流放犯人所佩戴的枷锁重达二十斤（相当于现今的二十四斤）。
这样的沉重负荷戴在脖子上，虽在牢房中尚可勉强忍受其沉重与不便，但如若跨越长达三千里的路程，犯人的双手及脖颈上的皮肉皆可能被磨损，乃至可见白骨。
或许有人会质疑，犯人是否能通过贿赂差役以减轻枷锁之苦。
然而，古人早已预见此情，采取了相应的防备措施。
枷锁之上贴有封条，若犯人到达目的地时封条有损毁，押解的官差也将受到牵连。
每日行进的路程不仅受严格规约，而且在《大清律》中有明文规定：“限日行五十里，若三千里限二月；二千五百里限五十日；余准是。”
即无论路途远近，犯人必须每日行走50里。
这一严苛的指令，即便是官差亦不敢稍有懈怠。
对普通行人而言，日行五十里或许勉强可接受，但对于负重二十多斤枷锁的囚犯来说，这无异于无法承受的折磨。
因此，诸多犯人在远途发配中，因寒冷及伤病而夭折。
纵使有幸存活至目的地，也需如牲畜般从事劳役。
在清代，小冰河期余威犹存，宁古塔等地的严寒尤为难耐，犯人们在此无休止的劳动中，不久便因过度的劳累及严寒离世。
而对于身体素质较佳者，即便幸存，亦会留下永久性创伤，近乎废人。
尽管囚犯的苦难如此深重，古代的官差却少有怜悯之情。
反而在押送女囚犯的任务面前，他们积极踊跃，甚至为争夺此职不惜争执。
其背后的动机何在？
揭晓答案，乃是押送过程中所能获取的三大难以抗拒的好处。
首先，押送女囚犯可以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
以清代衙役的薪资为例，每月仅有半两银子（换算成现代，一年大约只有几千块钱的收入）。
这微薄的收入显然无法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
因此，衙役们必须寻找其他赚钱的门路。
前面提到，流放过程充满了艰辛和危险，犯人们为了减轻痛苦，往往会想尽办法给押送官差塞钱。
尤其是那些来自富户的家庭，他们愿意支付更多的银钱，以确保女囚犯在路上少受点苦。
其次，押送女囚犯的风险相对较低。
在押送男囚犯的过程中，尤其是那些练过功夫的囚犯，很容易出现袭击押送官差并逃脱的情况。
而这些逃走的囚犯往往会选择落草为寇，四处扰民生计。
最后一个好处，也是最令人不齿的一点：在押送女囚犯至关外以后，官差可以为所欲为，肆意羞辱和侵犯她们。
尽管这样的行为是极其可耻的，但在那个法律不健全、社会道德沦丧的年代，官差们却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女囚犯进行种种恶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官差都如此贪婪和无耻。
也有一些心态较为正直的人，他们会尽量保护女囚犯，给予她们应有的尊重。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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