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昨天，一段新闻联播的画面在微博刷屏了……
因为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小举动……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参加大会的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和全国道德模范代表。
习总书记正和他们握着手，看到两位老人年事已高，躬身站在代表们中间，总书记一把挪开了前排的凳子↓↓
他伸手扶住老人，邀请他坐到自己身边↓↓
两位老人执意推辞，习总书记一再邀请↓↓
最后，两位老人在习总书记身边坐下，全体代表们共同合影留念↓↓
看到这个场景，网友们十分感动↓↓既为总书记的这一举动，也为两位民族脊梁。
这两位，一位是绝壁凿水渠的村支书黄大发。来自黔北山区的他，用36年的时间干了一件大事：修水渠，让全村人喝上水。
而坐在习近平总书记身旁的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是我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今年已93岁高寿。
不久前，我们曾采访过黄旭华。
93岁的黄旭华每天早上准点走进办公室。他教我们辨认办公室里一胖一瘦两个核潜艇模型：“胖一些长一些的是中国第一代‘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瘦一些短一些的是中国第一代‘汉’级攻击型核潜艇。我们都把核潜艇叫作‘三驾马车’——水下航海技术、水下机动核电技术、导弹装备，缺一不可。核就是‘三驾马车’之一。”
他口中的“我们”，是近60年前和黄旭华一起被选中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人，29个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一个甲子的风云变幻、人生沧桑，从头到尾、由始至今还在研究所“服役”的就剩黄旭华一个。“我们那批人都没有联系了，退休的退休，离散的离散，只剩下我一个人成了‘活字典’。”
这句话听来伤感。然而庆幸的是，“活字典”黄旭华和1988年共同进行核潜艇深潜试验的100多人还有联系。那是中国核潜艇发展历程上的“史诗级时刻”——由于北方的水浅，中国核潜艇在问世18年后，一直没能进行极限深度的深潜试验，1988年才到南海开始这项试验。有了这第一次深潜，中国核潜艇才算走完它研制的全过程。
这个试验有多危险呢？“艇上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潜入水下数百米后，承受的水的压力是1吨多。100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足，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黄旭华当时已是总设计师，知道许多人对深潜试验提心吊胆：“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比我们的好得多，设计的深度是水下300米。结果1963年进行深潜试验，不到190米就沉掉了，什么原因也找不出来，艇上129个人全找不到。而我们的核潜艇没一样东西进口，全部是自己做出来的，一旦下潜到极限深度，是不是像美国的一样回不来？大家的思想负担很重。”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航行。
有一天，艇上的艇长和政委找到黄旭华，他们做了3个月思想工作，但还是没有把握，有人写好了遗书，有人哼唱《血染的风采》，“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黄旭华第二天就带着几个技术骨干跟艇上的人座谈：“这样吧，我跟你们一起下去。”
一句话点炸了整个会议室。“总师怎么能下去？”“您冒这个险没有意义！”“您都64岁了，身体怎么受得了？”“这不行，绝对不行！”
面对群情激动，黄旭华拿出了科技人员的范儿：“第一，我们这次去，不是去光荣的，是去把数据拿回来的。第二，所有的设计都留了足够的安全系数。第三，我们复查了3个月，很有信心。”
其实，他心里比谁都绷得紧。这样的生死选择，没想到妻子李世英成了他的支持者。他和妻子是同事，在工作中相知相爱。她当然知道试验的危险性，说的却是：“你是总师，必须下去，不然队伍都带不好，没人听你的话。再说，你要为艇上人的生命负责到底。”黄旭华明白，妻子比他更紧张，她的平静，只是为了不动摇他的决心。
深潜试验当天，南海浪高1米多。艇慢慢下潜，先是10米一停，再是5米一停，接近极限深度时1米一停。钢板承受着巨大的水压，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极度紧张的气氛中，黄旭华依然全神贯注地记录和测量各种数据。核潜艇到达了极限深度，然后上升，等上升到安全深度，艇上顿时沸腾了。人们握手，拥抱，哭泣。有人奔向黄旭华：“总师，写句诗吧！”黄旭华心想，我又不是诗人，怎么会写？然而激动难抑，“我就写了4句打油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一个‘痴’字，一个‘乐’字，我痴迷核潜艇工作一生，乐在其中，这两个字就是我一生的写照。”
“您当时不怕死吗？”
“怎么不怕！我不是不贪生怕死，我也贪生怕死的，但当时只有这一个选择，顾不得了。”
“那么多人哭了，您没哭吗？”
“没有，没哭，就是松了一口气：太好了，没出事！眼睛里有点湿润。”
千里之外，终于等来人艇平安消息的妻子李世英，泪如雨下。
对于大国而言，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之一。有一个说法是：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就可以让潜艇巡航6万海里；假设换成柴油作燃料，则需要近百节火车皮的体量。
黄旭华用了个好玩的比喻：“常规潜艇是憋了一口气，一个猛子扎下去，用电瓶全速巡航1小时就要浮上来喘口气，就像鲸鱼定时上浮。核潜艇才可以真正潜下去几个月，在水下环行全球。如果再配上洲际导弹，配上核弹头，不仅是第一次核打击力量，而且有第二次核报复力量。有了它，敌人就不大敢向你发动核战争，除非敌人愿意和你同归于尽。因此，《潜艇发展史》的作者霍顿认为，导弹核潜艇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正因如此，1958年，在启动“两弹一星”的同时，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启动研制核潜艇。中国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技术援助，然而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时傲慢地拒绝了：“核潜艇技术复杂，要求高，花钱多，你们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来研制。”毛泽东闻言，愤怒地站了起来。赫鲁晓夫后来回忆：“他挥舞着巨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援助算了，我们自己干！’”此后，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聂荣臻等人谈话时发誓道：“核潜艇1万年也要搞出来！”
黄旭华在核潜艇建造现场。
就是这句话，坚定了黄旭华的人生走向。中央组建了一个29人的造船技术研究室，大部分是海军方面的代表，黄旭华则作为技术骨干入选。苏联专家撤走了，全国没人懂核潜艇是什么，黄旭华也只接触过苏联的常规潜艇。“没办法，只能骑驴找马。我们想了个笨办法，从国外的报刊上搜罗核潜艇的信息。我们仔细甄别这些信息的真伪，拼凑出一个核潜艇的轮廓。”
但准不准确，谁也不知道。恰好，有人从国外带回了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儿童玩具。黄旭华如获至宝，把玩具打开、拆解，发现玩具里排列着复杂的设备，和他们构思的图纸基本一样。“我当时就想，核潜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不需要神话尖端技术，再尖端的东西，都是在常规技术的基础上综合创新出来的，并不神秘。”
黄旭华至今保留着一把“前进”牌算盘。当年还没有计算机，他们就分成两三组，分别拿着算盘计算核潜艇的各项数据，若有一组的结果不一样，就从头再算，直到各组数据完全一致才行。
还有一个“土工具”，就是磅秤。造船最基本的需求是：不能沉、不能翻、开得动。核潜艇发射导弹，要从水下把导弹推出去，这一瞬间发射的动力、水的压力与浮力，都会挑战潜艇的稳定性，就需要船的重心准。黄旭华便在船台上放了一个磅秤，每个设备进艇时，都得过秤，记录在册。施工完成后，拿出来的管道、电缆、边角余料，也要过磅，登记准确。黄旭华称之为“斤斤计较”。就靠着磅秤，数千吨的核潜艇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完全吻合。
1970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八一”建军节，交付海军使用。作为祖国挑选出来的1/29，黄旭华从34岁走到了知天命之年，把最好的年华铭刻在大海利器上。
1985年，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四位总师在某专项试验成功后合影，自左向右为：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如今回想那段岁月，黄旭华别有一份达观。他会笑着说，最“舒服”的是“文革”时下放养猪的那两年，白天与猪同食，晚上与猪同眠，但常有“访客”趁着月色来猪圈找他求教技术问题。他把图纸铺在泥地上，借着月光悄声讲解。告别时，“访客”会偷偷说一句：“明天要斗你，不要紧张，是我们几个来斗。”黄旭华很感动，忙说：“谢谢！”
“那是我人生中唯一轻松的时候，没什么责任，也没有负担，把猪养好就行了。”
“也没有牵挂吗？”
“有，我放心不下核潜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造不出核潜艇，我死不瞑目。”
“为什么我连读书的地方都没有”
准确地说，黄旭华是把最好的年华隐姓埋名地刻在核潜艇上。
“别的科技人员，是有一点成就就抢时间发表；你去搞秘密课题，是越有成就越得把自己埋得更深，你能承受吗？”老同学曾这样问过他。
“你不能泄露自己的单位、自己的任务，一辈子都在这个领域，一辈子都当无名英雄，你若评了劳模都不能发照片，你若犯了错误都只能留在这里扫厕所。你能做到吗？”这是刚参加核潜艇工作时，领导跟他的谈话。
93岁的黄旭华回忆起这些，总是笑：“有什么不能的？比起我们经历过的，隐姓埋名算什么？”
他所经历的那些——一个广东海丰行医之家的三儿子，上初中的年龄却遇到日寇入侵，附近的学校关闭了，14岁的他在大年初四辞别父母兄妹，走了整整4天崎岖的山路，找到聿怀中学。但日本飞机的轰炸越来越密集，这所躲在甘蔗林旁边、用竹竿和草席搭起来的学校也坚持不下去了。他不得不继续寻找学校，“慢慢越走越远，梅县、韶关、坪石、桂林……”1941年，黄旭华辗转来到桂林中学，他的英语老师是当过宋庆龄秘书的柳无垢，数学老师是代数极好的许绍衡。
1944年，豫湘桂会战打响，中国守军节节败退，战火烧到桂林。黄旭华问了老师3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疯狂？想登陆就登陆，想轰炸就轰炸，想屠杀就屠杀。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好好生活，而到处流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什么中国这么大，我却连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都找不到？”老师沉重地告诉他：“因为我们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人欺凌。”黄旭华下了决心：“我不能做医生了，我要学科学，科学才能救国，我要学航空学造船，不让日本人再轰炸、再登陆。”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收到了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交通大学造船系的录取通知书。他想了想：“我是海边长大的，对海有感情，那就学造船吧！”
交通大学造船系是中国第一个造船系。在这里，黄旭华遇到了辛一心、王公衡等一大批从英美学成归国的船舶学家。辛一心比黄旭华大一轮，他留英时，在家书中写道：“人离开祖国，如螺旋桨之离水。以儿之思念祖国，知祖国必念念于儿也。”战火中，他赶回祖国，一面在招商局做船舶实业，一面在交通大学教课。正是辛一心教给了黄旭华那三条造船的规矩：“船不能翻，不能沉，要开得起来。”在黄旭华入选建造核潜艇的1/29时，辛一心却因积劳成疾，45岁英年早逝了。
黄旭华在交通大学造船系的恩师辛一心（1912年—1957年）。
王公衡授课则是另一种风格。当时，上海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黄旭华加入了“山茶社”。课间，他走到王公衡讲台边，恭敬地说：“王教授，我们‘山茶社’下午有活动，我向您请个假。”王公衡一听，故意拍桌训斥道：“班上的同学都让你带坏了！”吼罢，睁只眼闭只眼，默许了黄旭华的“胡闹”。新中国成立后，师生二人重逢，王公衡笑呵呵地说：“要不是解放了，你毕业考试都通不过我这关。”黄旭华连连向他道谢。
一代名师荟萃，成就了黄旭华这日后的火种。而“山茶社”的经历，则在他心中开出了另一条道路。在这个学生社团里，他口琴吹得极好，指挥也很在行，登台演进步话剧更是不在话下。但这些都比不上其他事情精彩：去南京请愿的“护校”运动中有他，掩护进步同学厉良辅逃跑的是他，躲过宪兵抓捕的还是他……终于有一天，“山茶社”一名成员找到他，问：“你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
黄旭华又惊又喜：“共产党在哪里？”
同学笑了笑：“我就是。”
多年后，黄旭华丝毫不以隐姓埋名为苦时，总会回忆起秘密入党的这段往事：“有人同我开玩笑，你做核潜艇，以后整个人生就是‘不可告人’的人生了！是的，我很适应，我在交通大学上学时就开始‘不可告人’的地下党人生了！”
时至今日，我辈年轻人在面对黄旭华时，很容易以为，像他这样天赋过人、聪明勤奋的佼佼者，是国家和时代选择了他。然而走近他才会懂得，是他选择了这样的人生。1945年“弃医从船”的选择，与1958年隐姓埋名的选择，1988年一起深潜的选择，是一条连续的因果链。
他一生都选择与时代相向而行。
学生时代的黄旭华。
人生是一场“舍得”，有选择就有割舍。被尊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他的割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从1938年离家求学，到1957年出差广东时回家，这19年的离别，母亲没有怨言，只是叮嘱他：“你小时候，四处打仗，回不了家。现在社会安定了，交通方便了，母亲老了，希望你常回来看看。
黄旭华满口答应，怎料这一别竟是30年。“我既然从事了这样一份工作，就只能淡化跟家人的联系。他们总会问我在做什么，我怎么回答呢？”于是，对母亲来说，他成了一个遥远的信箱号码。
黄旭华的母亲曾慎其。她从一本《文汇月刊》上才知道儿子的工作，几十年默默支持儿子的选择。 （视频截图）
直到1987年，广东海丰的老母亲收到了一本三儿子寄回来的《文汇月刊》。她仔细翻看，发现其中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介绍了中国核潜艇黄总设计师的工作，虽然没说名字，但提到了“他的妻子李世英”。这不是三儿媳的名字吗？哎呀，黄总设计师就是30年不回家的三儿子呀！老母亲赶紧召集一家老小，郑重地告诉他们：“三哥的事，大家要理解、要谅解！”
这句话传到黄旭华耳中，他哭了。
第二年，黄旭华去南海参加深潜试验，抽时间匆匆回了趟家，终于见到了阔别30年的母亲。父亲早已去世了，他只能在父亲的坟前，默默地说：“爸爸，我来看您了。我相信您也会像妈妈一样谅解我。”
提及这30年的分离，黄旭华的眼眶红了。办公室里有深海般的寂静，我们轻声问：“忠孝不能两全，您后悔吗？”他轻声但笃定地回答：“对国家尽忠，是我对父母最大的孝。”
幸运的是，他和妻子李世英同在一个单位。他虽然什么也不能说，但妻子都明白。没有误解，但有心酸：从上海举家迁往北京，是妻子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搬过去的；从北京迁居气候条件恶劣的海岛，冬天几百斤煤球，妻子和女儿一点点往楼上扛；地震了，还是妻子一手抱一个孩子拼命跑。她管好了这个家，却不得不放弃原本同样出色的工作，事业归于平淡。妻子和女儿有时会跟他开玩笑：“你呀，真是个客家人，回家做客的人！”
聚少离多中，也有甘甜的默契。“很早时，她在上海，我在北京。她来看我，见我没时间去理发店，头发都长到肩膀了，就借来推子，给我理发。直到现在，仍是她给我理。这两年，她说自己年纪大了，叫我‘行行好，去理发店’。我呀，没答应，习惯了。”黄旭华笑着说。结果是，李世英一边嗔怪着他，一边细心地帮他理好每一缕白发。
2014年5月，妻子李世英为黄旭华整理着装。
“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磊落平生无限爱，尽付无言高歌。”这是2014年，词作家闫肃为黄旭华写的词。黄旭华从不讳言爱：“我很爱我的妻子、母亲和女儿，我很爱她们。”他顿了顿，“但我更爱核潜艇，更爱国家。我此生没有虚度，无怨无悔。”
黄旭华的办公桌上有张照片，照片上的他衬衣、领结、西裤，正在指挥一场大合唱。自从2006年开始，研究所每年文艺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都是他指挥全体职工合唱《歌唱祖国》。
“对您来说，祖国是什么？”
“列宁说过的，要他一次把血流光，他就一次把血流光；要他把血一滴一滴慢慢流，他愿意一滴一滴慢慢流。一次流光，很伟大的举动，多少英雄豪杰都是这样。更关键的是，要你一滴一滴慢慢流，你能承受下去吗？国家需要我一天一天慢慢流，那么好，我就一天一天慢慢流。”
“一天一天，流了93年，这血还是热的？”
“因为祖国需要，就应该这样热。”
这一年，我们频频在写科技人员。都说科技人员难写，我们怎么写了这么多？原因只有一个：大国重器在井喷式进入公众视野，点燃了我们庸常生活里常告缺失的、纯粹的敬意。
和军人、外交官不一样，科技人员的舞台安静、理性，不会自带大气磅礴的背景，也缺乏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在日积月累的安静与理性中诞生的大国重器，又走向了大气磅礴的舞台。哪一场惊心动魄，少得了它们和他们？
他们的讲述特别平淡、严谨。我们听着听着，却有流泪的冲动。
孙家栋，88岁，负责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工作，“北斗”和“嫦娥”的总设计师。他坐在沙发一角，手一直抓着一个巨大月球仪的轴，这个月球仪是按照嫦娥一号采集的数据绘制的：“我退下来，不再管天上的事，就做地上的事。现在骑的共享单车，就是靠天上的信号在导航。我往全国各地跑，告诉企业，你可以用美国的GPS，但还是我们的‘北斗’好！”
欧阳自远，82岁，和孙家栋一起搞“嫦娥”。他读书时学的地质，苏美登月刺激了他，假如我们也能往地球表面上飞，考查各种矿产搞地质，还用得着人像蚂蚁一样去爬山？嫦娥一号绕月成功时，他哭了。“我们从没去过月球，心里没底。嫦娥一号到了月球附近，要是飞了或者撞上了，那可前功尽弃。我和孙家栋坐立不安，嫦娥一号走了13天14小时19分钟，我就担心了这么久。最后说，月球抓住嫦娥一号了！再次确认，抓住了！哎呀，我俩抱起来就哭。”
黄大年，生命止于58岁，做的是最前沿的、利用海洋和航天移动平台进行地球深部探测。这涉及国家战略部署，西方对中国实行最为严格的技术禁运和封锁。2009年，黄大年归国，以一身破封锁，“能让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临终前，他对自己带的研究生反复说：“你们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你们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
程不时，87岁，幼时日本的飞机在头顶上投炸弹，他下决心要设计中国人的飞机。后来，他成了我国第一代大型喷气式客运机“运十”的副总设计师，跟着试飞员一起飞西藏。试飞成功了，缺钱，下马；转而跟美国麦道公司合作，麦道被波音并购，又下马。今年，中国第三代客运机C919试飞成功，满头白发的专家组成员程不时目送C919上天，然后回到那架没能投入商业生产的“运十”跟前，摸着飞机默默掉泪。
张利兴、朱凤蓉，夫妻俩都是75岁，去年才从新疆马兰基地回到上海老家。那是中国首座核试验基地，“八百里瀚海无人烟，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可是他们不说这些，他们只说，最大的难题是借不到资料，要坐一天汽车+三天四夜的火车去北京查资料。
科技人员都很平静，一点煽情的答案都追问不出来。“苦？不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工作的。”“出名？没想过，搞科研的要出名干吗？”
我们真遇到过一个无名的科技人员，也是搞核武器的，是清华大学“学霸合唱团”团员符毓如的同事。“我就是守着两颗原子弹，原子弹做好了，我们保证需要用时随时可以用，保证万无一失。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小事。”
他们越平静，就越有一种穿透岁月、越过山丘的力量，直抵人心一角。这个角落能为《战狼Ⅱ》血脉偾张，就能为他们悸动不已。
“学霸合唱团”的团长、土木工程师刘西拉，77岁，引述了一段歌词：“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我——这就够了，我们感觉到了幸福，我们眼看着祖国走到了世界的中央，我们参与了祖国的发展，这就够了。”
这是潜藏在中国民族性格里的另一种英雄气质——总是寂静无声，其实热血沸腾。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许陈静 郑心仪 姜琨
环球人物新媒体原创文章，
欢迎转发朋友圈，
公号转载须经授权，
并不得用于第三方平台。
2018年《环球人物》杂志订阅：
季度订阅共6期；
半年订阅共12期；
全年订阅共24期；
自下单之日起每期寄发，
邮政挂号信包邮。
点击下方图片↓即可订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