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吕嘉健

如今，家庭文化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将独立自由精神引入中国家庭文化的内涵，是必由之路。

年轻一代的独立，会同时生成老辈的独立心性。关怀与放手，正是恰到好处的张力。

做一个恰如其分的现代母亲，正是中国社会更多一点现代性的开端。

童年时，我的母亲给我严格的品行与文化知性的教育，当我进入少年期之后，她一直给予我自由发展的空间，并且总是默默地关注和支持。

然而，中国人的母爱总是获得过度的赞扬。有个问题，值得面对： 究竟有多少母亲是不合格的？

比如，不少年轻人有“恋母”情结，这个责任应由他们不合格的母亲来承担。因为特殊的文化历史原因，中国人尤其值得研究“母亲文化问题”。

2002年，北京大学朱滢等人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首次发现：

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的记忆不仅具有“自我参照效应”（对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记得格外好），而且对与母亲相关信息也能记得很好，就像是记自己的事一样，出现了“母亲参照效应”。

这与西方文化背景下参与者的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对西方人而言，“母亲”这个概念，并不比与“自我”相关的材料记得更好。

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说明母亲在中国人“自我”中具有重要位置。从婴儿时建立的依恋，到成年后，“母亲”依然以这种方式存在于中国人的生命里。

为什么母亲对中国人具有独特的意义呢？这与“自我概念”的文化背景有关。

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黑泽尔·马库斯（Hazel Markus）等人曾根据文化差异提出过“独立型自我”与“依赖型自我”两种自我概念类型。

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自我的概念是独立的、个人主义的，他们关注于自身的思想、感受和行动；

而在 东方文化背景下，个人是一种关系自我，强调的是人与人彼此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附，尤其看重家庭。

对美国人来说，母亲属于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在记忆上并不占有优势；而对中国人来说，自我中包涵有母亲的成分，母亲是“自我”的一部分。

一个进一步的实验证明了这个结论：

2007年，朱滢等人用中西方大学生两组被试，进行了“母亲参照效应”的脑成像研究。

结果发现：对中国人而言，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都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但西方人只有自我参照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

这说明中国人的自我与母亲是住在同一个脑区的，这为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提供了神经生理层面的证据。

多数中国人都会以自己的经验来认同这一结论吧：

我们把母亲摆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即使长大成人了，对母亲的情感联结，也早已渗透到个人的认知与行为甚至生理结构中。

要追究形成这种特殊的“恋母情结”，只能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家庭生活中来进行文化分析，我们今日值得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怎样的母爱才是好的？

因为“依赖型自我”与“母亲参照效应”的巨大作用存在，怎样做一个恰到好处的母亲，便显得极其重要。

首先要考察的就是“母爱问题”。

无论在过去还是今日，母爱需要做到恰到好处，所谓的恰到好处，就是做到理性与温情的平衡。

其实一个人最初、最好以至一生的教师，便是自己的母亲。一个母亲最好的品格，便是蒙台梭利所表达过的“理智的沉静”。

我们来看一个范例。

英国小说家罗尔德·达尔在自传《男孩》和《独行天下》里写道，他的妈妈是怎样以一种貌似冷酷的方式来培养他成为一个绅士的。

达尔幼年丧父，他的妈妈以能干、坚强、慈爱、能保护他又任他飞翔的方式输出恰到好处的爱，从来不会释放过度的母爱。

达尔中学毕业后不愿上大学——虽然只要他肯，牛津剑桥都是囊中之物。

当他把这一决定告诉妈妈时，妈妈只说了一句：“好吧。”

她因儿子的决定失望吗？苦恼吗？无从得知。

达尔考进了壳牌石油公司，半年后被派到东非卖3年石油。

去东非或中国这样遥远的地方一直是达尔的梦想，他当即奔回家告诉妈妈这个消息。达尔写道：

“我是她唯一的儿子，而且我们非常亲密。绝大多数母亲面对这种情况，恐怕都会显得相当难过。

3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非洲又那么远，中间不能探视。但我妈妈不允许自己流露哪怕一星半点儿她当时肯定会有的情绪，为的是不破坏我的快乐。”

“噢，你真棒！”她叫道：“真是好消息。这正是你想去的地方，对不对？”

20岁的达尔乘船去了英属东非，二战爆发后就地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后因伤回国。

他的《独行天下》写到这里，详细地叙述着自己如何在利物浦又湿又黑的夜晚，徒劳地寻找妈妈的新住址，又如何在伦敦和妈妈通了3年多来的第一个电话。

即便到这时候，达尔也没有听见妈妈哭泣。

当他开口问：“是你吗，妈妈？”

电话那端是完全的沉默，达尔于是知道，是妈妈，只有妈妈会这样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感情。

这就是一个英国绅士的母亲深爱着自己的儿子、而决不束缚他的成长和发展的教子之道。

把爱藏在心里，不无残酷地节制着感情对理智的干扰。这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母爱。

恰到好处需要的是理智的节制和基于人性常识的理解。一事当前，不需要道德来干预，才是恰如其分的明智。

因为道德容易教人上纲上线，不容人基于人性常识的理解，而会居高临下地扭曲人性。

有两个关于“分苹果”的故事，值得仔细观察和比较。

故事一：

一位西方著名人士说，他小时候，妈妈买了一些苹果，兄弟两个都想吃最大的那个。

妈妈就笑着说：“你们来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2块，你俩一人一块各自负责修剪，谁干得最快最好，谁就能得到它。”

结果，他赢了。由此懂得了一个道理：要想得到好的，就必须努力争第一。这很公平，你想要多少，就必须为此付出多少代价。

故事二：

一个中国犯人说，小时侯，他的妈妈拿来几个苹果，大小不等。

他一眼就看中了那个又红又大的，这时弟弟说了他想说的话，结果被妈妈骂了一顿：“好孩子要学会把好东西让给别人，不能总想着自己。”

听了妈妈的话，他灵机一动改口：“我要那个最小的，把大的留给弟弟。”

结果，他受到了妈妈的奖励，给了他最大的苹果。从此以后，他学会了说谎，然后开始不择手段。

同样是分苹果，结果很不一样。

前者的母亲选择了让孩子用自己的双手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后者那位中国母亲，却让孩子用虚伪的表演来换取他心中想要的东西。

它们背后各自体现了文化价值观的选择：竞争与获得的理性文化，道德与虚伪的表演文化。

母亲总会遇到类似的两难处境，其实都是很好的教育机会。不过，如果没有把握好，则常常会因为过度或愚昧的母爱而误了子女一生。

以分苹果为例，妈妈应该怎样引导和处理事情呢？

一个有公平心和有智慧的妈妈，可以这样说：

“哥哥和弟弟都想要这个大苹果，妈妈也想要啊，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最好的。

但是现在只有一个大苹果。如果谁独自分到了这个大苹果，其他人就得不到了。那么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把问题交给孩子们去探究，是一个谦虚和理智的策略。

以孩子们的聪明和实事求是的赤子之心来说，他们自会想出诸如公平比赛、用刀切开平分和轮流享有甚至抓阄决定等等可以共享的办法来解决。

这样的话，他们从小就会学会在竞争和合作中公平相处以及用实事求是的智慧来处理利益合理分配的道理。

如果妈妈只是用了专权处分的方式，就会同时把虚伪和偏心、嫉妒和怨恨之坏心眼种植在孩子们的心底。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对待天下的事情，也就这么一点出息了。

本文无意于说子女的教育只是母亲的责任，但不可不特别指出，人类有一些永恒的东西是无法超越自然的。

蒙台梭利特别指出：

对儿童的心理分析有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是儿童个人的天赋本能和他必须适应的环境条件之间的冲突 ， 因为这些环境条件常常与他的基本欲望相冲突；

另一个需要探索的层次就是童年记忆的深处 ， 在这一层次上，是儿童与他的母亲的冲突，更普遍的是儿童与成人的冲突。

她特别强调的是“儿童与他的母亲的冲突”，所以，对于女性来说，做一个恰到好处的“教育妈妈”，是天职所在。

近十数年来，在世界医学领域上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斯蒂芬·格伦，记者采访他时问道：是什么让你具有了普通人所不及的创造力？

斯蒂芬·格伦提到了幼年时的一段经历。

有天，他试图从冰箱里取出一瓶牛奶，取出后刚走出几步，就失手将牛奶瓶摔碎在地。

他母亲闻声而至，却没有发火、说教，更没有处罚他。而是说：“反正已经洒在地上了，在收拾干净之前，你想玩一会儿吗？我想，玩牛奶说不定也是很有意思的。”

他就真的玩起了牛奶。

几分钟后，母亲说：“牛奶是你洒的，也应该由你来收拾干净。我这儿有海绵、抹布和拖把，你想用什么？”他选择了海绵。

接着，母亲又说：“刚才你拿牛奶瓶没拿住，这说明你还没学会如何拿一只大奶瓶。现在，我们到院子里去，在瓶子里装满水，看看你能不能发现一个很好方法，使瓶子不会掉到地上。”

他通过反复实践，知道如果他用双手握住靠瓶口的地方，则瓶子在搬运过程中就不会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