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丨王绍东：《西汉盐铁会议上的“过秦”与“道秦”》

桑弘羊像

中国古代史学

西汉盐铁会议上的“过秦”与“道秦”

王绍东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对于西汉盐铁会议论题的研究，学者们多集中在盐铁官营的政策是保留还是废止、同匈奴是战还是和、以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应行仁政还是兴功利等问题上。实际上，盐铁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关于“过秦”与“道秦”的争论。

秦朝短命而亡，在汉初的思想界与史学界，批判否定秦朝成为主流。出现了对秦朝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全盘否定，只能研究秦朝的灭亡问题，对秦朝的发展兴盛过程少有论及，对秦朝的历史贡献不敢称道的思潮。正如司马迁所指出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然而，这种情况在盐铁会议上却有所改变，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当朝执政者与贤良文学们就秦朝的历史人物、政策措施、兴衰原因、民族政策和历史地位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从而把关于秦朝问题的研究与认识引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对于秦历史人物的评价，在盐铁会议上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商鞅、李斯等政治人物身上，其中对于商鞅的争论尤为激烈。

贤良文学认为商鞅、李斯、蒙恬等的所作所为和制定的统治政策，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是导致秦朝速亡的重要原因。“昔者，商鞅相秦，后礼让，先贪鄙，尚首功，务进取，无德序于民，而严刑罚于国，俗日坏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谢天下。”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首先是为了满足贪婪卑鄙的愿望，所以把礼仪道德抛在后面，提倡斩首记功，一心追求扩张秦国的疆土，丝毫不顾及百姓的生计，对人民实行严酷的刑罚，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和人民的愤怒，也把自己推向了死亡之路。“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吴起长兵攻取，楚人骚动，相与泣悼王。其后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积，地广而祸构，恶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人不苦也？”商鞅变法以严刑酷法和寻求国家实力为出发点，与人民的利益产生矛盾和对立，从而导致民不聊生，国家危机四伏。人们只看到了商鞅变法带来的成功，却没有看到其巨大危害，“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商鞅变法给秦人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被处以车裂之刑是咎由自取，“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日，举国而攻之，东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叹曰：‘嗟乎！为政之弊，至于斯极也。’卒车裂族夷，为天下笑。斯人自杀，非人杀之也。”贤良文学对商鞅从变法措施、人格品德到历史地位都进行了全盘否定。

桑弘羊等执政大夫则给予了商鞅以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认为，正是由于商鞅变法，才把秦国带上了富国强兵之路：“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能够从实际出发，目标明确，坚定不移。不拘泥保守，不尚浮华空谈，能够随宜变化，追求功利实效，从而保证了变法的成功，也使秦在图霸争强、一统天下的道路上阔步前行。“故商君以王道说孝公，不用；即以强国之道，卒以就功。邹子以儒术干事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故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贵成功，不必文辞。……商君虽革法改教，志存于强国利民。”商鞅具有远见卓识，所以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力排众议实施变法，“夫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独见存亡不可与世俗同者，为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闻。故舟车之治，使民三年而后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后民信之。”商鞅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有人对他获得成功的妒忌，“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割地，兵休而国富。孝公大说，封之于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世人不能为，是以相与嫉其能而疵其功业。”

贤良文学与当政大夫对李斯、蒙恬等秦朝人物也展开了争论。贤良文学认为李斯抛弃仁义道德，贪图功名利禄，“李斯贪其所欲，致其所恶。”尽管得志一时，却最终走向了五马分尸，悔之晚矣的境地。“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势，志小万乘；及其囚于囹圄，车制于云阳之市，亦愿负薪如鸿门，行上蔡曲街径，不可得也。苏秦、吴起以权势自杀，商鞅、李斯以尊重自灭，皆贪禄慕荣以没其身，从车百乘，曾不足以载其祸也。”李斯走向权高位重之时，也就是走向灭亡之日。“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谓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在贤良文学看来，与李斯一样，蒙恬在为秦朝打击匈奴，开拓边境的同时，也在加重着人民的负担和痛苦。“秦之用兵，可谓极矣，蒙恬斥境，可谓远矣。今逾蒙恬之塞，立郡县寇虏之地，地弥远而民滋劳。”

与此针锋相对，桑弘羊等当政者则对李斯、蒙恬等人的业绩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李斯善于把握时机，既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也建立了巨大的功业。“昔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功侔伊、望，名巨泰山；而包丘子不免于甕牗嵩庐，如潦岁之蛙，口非不众也，卒死于沟壑而已。”蒙恬打击匈奴，如摧枯拉朽，“蒙恬征胡，斥地千里，逾之河北，若坏朽折腐。”从而给边境带来了多年的安宁，“蒙公为秦击走匈奴，如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慴，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汉代匈奴为寇，正是因为缺乏蒙恬这样的人物，“及其后，蒙公死而诸侯叛秦，中国扰乱，匈奴纷纷乃敢复为边寇。”

《秦李斯篆书峄山碑》

在贤良文学看来，秦朝把重刑峭法、崇利简义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赋敛既烦数矣，又外禁山泽之原，内设百倍之利，民无所开说容言。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非不广壤进地也，然犹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秦朝法律繁复，官吏随意使用，导致人民动辄得咎，苦不堪言。“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烂扑焦，不能禁非。网疏而罪漏，礼仪废而刑罚任也。”商鞅弃道用权，废德任力，表面上看自己得到了高官厚禄，也把秦国带向了兼并富强之路，但实际上却像贪食毒肉一样，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意味着迅速走向毁亡。“商鞅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虽以获功见封，犹食毒肉，愉饱而罹其咎也。”在他们看来，秦朝统治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抛道德而用法治，弃仁义而求功利，“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

贤良文学认为，六国的灭亡，大一统局面的实现，对秦国来说未必是好事，因为没有了外敌的威胁，导致秦朝统治者骄傲自满，骄奢淫逸，独断专行，忘乎所以，从而加速了灭亡进程。假如秦国没有统一全国，仍然处于六国并争的状态，那么也就不会迅速灭亡。“使六国并存，秦尚为战国，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为诸侯雄，百有余年。及兼天下，十四岁而亡。何则？外无敌国之忧，而内自纵恣也。自非圣人，得志而不骄佚者，未之有也。”

桑弘羊等人则充分肯定了秦朝的统治思想。指出秦朝的重刑政策，目的在于通过轻罪重罚，使人不敢轻易犯罪。“文学言王者立法，旷若大路。今驰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罚罪之轻也。千仞之高，人不轻凌，千钧之重，人不轻举。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武兵名食，所以佐边而重武备也。盗伤与杀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责其意也。犹鲁以楚师伐齐，而《春秋》恶之。故轻之为重，浅之为深，有缘而然。法之微者，固非众人之所知也。”轻罪重判，罪浅深究，正体现了法律的精深之义，从而实现以刑去刑的目标。法律看起来严酷，却是治理国家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和工具，“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政令起教育人民的作用，法律则监察坏人。法令严格，违法必究，才能使人不敢轻易违法作乱，如果法律疏漏，反而会起到鼓励人民犯法的后果。“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

御史也指出，法令刑罚对于国家来说就像驾驭烈马的缰绳和马嚼子，行驶舟船的缆绳和船桨一样必不可少，“执法者，国之辔衔；刑罚者，国之维楫也。”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充分运用政令法律这样的工具，否则就会南辕北辙，事与愿违，把国家带向混乱。“故辔衔不饬，虽王良不能以致远；维楫不设，虽良工不能以绝水。韩子曰：疾有国者，不能明其法势，御其臣下，富国强兵，以制敌御难，惑于愚儒之文词，以疑贤士之谋，举浮淫之蠹，加之功实之上，而欲国之治，犹释阶而欲登高，无衔橛而御捍马也。今刑法设备而民犹犯之，况无法乎？其乱必也！”听信儒者的虚言，放弃刑法政令，不仅达不到治国的目标，而且还会导致国家的混乱。

在厉行法治的同时，秦国注重功利实效，轻视伦理道德，不尚虚言，求耕战之功的治国思想也得到了桑弘羊等人的推崇，“言之非难，行之为难。故贤者处实而效功，亦非徒陈空文而已。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是以战胜攻取，并近灭远，乘燕、赵，陵齐、楚，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实力是一个国家的立国基础，道德说教是靠不住的。“秦既并天下，东绝沛水，并灭朝鲜，南取陆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羌，立帝号，朝四夷，舟车所通，足迹所及，靡不必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矣。”秦朝能够统一中国，就是不断发展国家实力的结果。

贤良文学认为，秦朝对周边少数民族一味用兵，扩张疆土的政策是穷兵黩武，劳民伤财，这样做的结果，激化了国内的矛盾和危机。“秦南禽劲越，北却强胡，竭中国以役四夷，人罢极而主不恤，国内溃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陈涉，地夺诸侯，何嗣之所利？”对于少数民族，应该学习周朝的做法，以德服人，以德徕远，“周累世积德，天下莫不愿以为君。故不劳而王，恩施由近及远，而蛮、貊自至。秦任战胜以并天下，小海内而贪胡、越之地，使蒙恬击胡，取河南以为新秦，而亡其故秦，筑长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以匈奴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远处漠北荒原，善于奔袭，机动性强，把国家的大量人力和物力用在对外战争上，消耗巨大而获利甚少，除了牺牲将士，增加百姓的负担外，对国家没有多大的好处，反而成为秦朝速亡的原因之一。“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其势易骚动也。利则虎曳，病则鸟折，辟锋锐而牧罢极；少发则不足以更适，多发则民不堪其役。役烦则力罢，用多则财乏。二者不息，则民遗怨。此秦之所以失民心、陨社稷也。”秦朝最后被农民起义推翻，与他们盲目拓边的民族政策有很大关系。“秦南禽劲越，北却强胡，竭中国以役四夷，人罢极而主不恤，国内溃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陈涉，地夺诸侯，何嗣之所利？”

桑弘羊对贤良文学的边疆观则予以坚决批驳，指出，中国内地与边疆之间的关系，就像唇齿相依，心体相存一样，离开了巩固的边防，就没有内地的安定环境。“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夫肌肤寒于外，腹肠疾于内，内外之相劳，非相为助也！唇亡则齿寒，支体伤则心憯怛。故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为了国家的安宁，边境人民已经付出了很多，边防事业应该得到加强。“缘边之民，处寒苦之地，距强胡之难，烽燧一动，有没身之累。故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者，以边郡为蔽扞也。《诗》云：‘莫非王事，而我独劳。’刺不均也。是以圣王怀四方，独苦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国安灾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何求而不默也？”

桑弘羊认为，若要巩固政权，首先要巩固边防，安内必先固外，秦朝利用了有利的地理形势，修筑了长城，为统一天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秦所以超诸侯、吞天下、并敌国者，险阻固而势居然也。故龟猖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轻。故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故仲山甫补衮职之阙，蒙公筑长城之固。所以备寇难而折冲万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内，犹家人不坚垣墙，狗吠夜惊，而暗昧妄行也。”秦国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不断开拓疆土、扩大领地的过程。“伯翳之始封秦，地为七十里。穆公开霸，孝公广业。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没有边疆的不断开拓，也就没有秦朝最终的统一。

《盐铁论》书影

对于秦朝的兴亡原因与历史地位，贤良文学与桑弘羊等人也展开了激烈的论辩。

贤良文学认为，商鞅变法与蒙恬出兵，都埋下了秦朝灭亡的种子。“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诸侯随风西面，非不从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权数危秦国，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秦朝的立国思想出了问题，崇尚武力刑罚，抛弃仁义道德，对内盘剥镇压，对外穷兵黩武，导致天怒人怨，危机重重，终于爆发了农民起义，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秦以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战国以为郡县，伐能矜功，自以为过尧、舜而羞与之同。弃仁义而尚刑罚，以为今时不师于文而决于武。赵高治狱于内，蒙恬用兵于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陈王赫然，奋爪牙为天下首事，道虽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为无王久矣，道拥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于兹，而秦复重禁之，故发愤于陈王也。”

在贤良文学看来，秦朝速亡，也是其内外政策失误，一味穷兵黩武，失道寡助，从而招致人民反对的结果。“吴王所以见擒于越者，以其越近而陵远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备胡、越而内亡其政也。夫用军于外，政败于内，备为所患，增主所忧。故人主得其道，则遐迩潜行而归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则臣妾为寇，秦王是也。”秦朝统治者崇尚权力，蔑视历史，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喜谀恶谏，堵塞言路，疏远贤臣，任用奸邪，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祸，废古术，隳旧礼，专任刑法，而儒、墨既丧焉。塞士之涂，壅人之口，道谀日进，而上不闻其过，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殒社稷也。”

桑弘羊等人则对秦朝的历史地位给予充分肯定，指出秦利用军事力量，通过战争手段不断蚕食诸侯，发展壮大，成就霸业，这个过程如同黄帝杀蚩尤，汤、武伐夏、商一样，都是靠战争推动，为新的统一奠定了基础。黄帝、商汤、周武王都是儒家推崇的仁德之君，他们的功业也是靠战争成就的，那么对秦朝靠战争一统天下为什么多加抨击责难呢？“伯翳之始封秦，地为七十里，穆公开霸，孝公广业，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孙成之，轩辕战涿鹿，杀两皡、蚩尤而为帝，汤、武伐夏、商，诛桀、纣而为王。黄帝以战成功，汤、武以伐成孝。”万事有得必有失，有时战争是为了后世考虑，一时的牺牲可能换取的是长远的利益。“故手足之勤，腹肠之养也；当世之务，后世之利也。”

在桑弘羊等人看来，秦朝扩张疆土，统一天下，维护了国家威望，实现了九州一统、万国来朝的理想。“所谓中国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绝陵陆不通，乃为一州，有大瀛海圜其外。此所谓八极，而天下际焉。《禹贡》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迳。故秦欲达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万国。”他批评贤良文学们见识短浅，“诸生守畦亩之虑，闾巷之固，未知天下之义也。”桑弘羊认为，秦朝凭借自身的实力，将中国的统一推进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历史贡献是不容否定的。“秦既并天下，东绝沛水，并灭朝鲜，南取陆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羌，立帝号，朝四夷。舟车所通，足迹所及，靡不毕至。”

桑弘羊认为，秦朝的灭亡，责任不应该算在商鞅身上，对商鞅变法后蓬勃发展的秦国与二世执政后迅速衰亡的秦朝应该加以区分。秦朝的灭亡是由于二世的昏庸与赵高的专权造成的，这样的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续其声，善作者使人绍其功。推车之蝉攫，负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虽有裨谌之草创，无子产之润色，有文、武之规矩，而无周、吕之凿枘，则功业不成。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桑弘羊推断，秦朝速亡的原因，在于继位者非其人，如果秦始皇有一个好的接班人，秦朝的辉煌也许将会延续下去。

秦朝骤兴暴亡，汉朝继秦而立，因此对于汉王朝来说，总结秦朝的经验教训，继承秦朝的优秀政治文化遗产，避免秦朝速亡的旧路，无论在思想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上都显得十分重要。贤良文学对秦朝的批评指责，显然是自汉初以来就占据主流的“过秦”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汉初调整统治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不仅稳固了政治统治，而且发展了生产，增强了国力，为汉武盛世的到来奠定了经济基础。武帝即位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把汉王朝带向全盛时期后，也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几乎重复着秦亡的旧路。正如司马光所言：“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到了晚年，汉武帝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提出了调整统治政策的思路。昭帝继位，霍光秉政期间，继续对武帝前期的统治政策进行调整。盐铁会议的召开，就是要从理论上探寻是否应该把这种调整继续下去的依据。

贤良文学将着眼点放在秦朝的“暴亡”上，通过对秦朝政策的批判，多处将汉武帝时期的统治状况比之于秦，意在引起人们对秦朝速亡教训的思考和警觉，从而论证调整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但是，贤良文学对秦朝的历史地位与统治政策全盘否定，对商鞅、李斯等秦历史人物加以严厉指责与攻击，没能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甚至将亡秦的责任放在商鞅身上，则不符合历史实际。另外，贤良文学的论说是汉初以来在思想理论上占据主流的“过秦”思潮的翻版和延续，其中并无多少新意。“过秦”思潮对汉代政治具有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着对秦朝的历史地位肯定不足，对法治主义全盘否定，对功利主义价值观过度批判的历史局限。

以桑弘羊为首的部分执政者，则将着眼点放在秦朝的“遽兴”上，他们对秦朝的人物热情赞扬，对秦朝的历史充分肯定，目的就是为了坚持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政治路线，继续维持汉武帝时期盐铁专营、均输平准的经济政策。他们一味宣扬秦朝以法治国、严刑峻法的政治思想，无疑是有局限性的，也不利于昭帝时期统治政策的调整。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桑弘羊等人一改汉代“过秦”的旧论，突破对秦朝历史“不敢道”的藩篱，对商鞅变法的历史作用给予客观评价，并将商鞅变法之秦与二世、赵高亡国之秦加以区分，赞扬秦朝统一天下与北击匈奴的历史功绩，认同秦朝采取的政治体制、法治原则与治国思想的合理内涵，在对秦朝历史的研究与评价上是有贡献、有突破的。作为汉武帝时期统治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桑弘羊等人的这种态度，说明了秦朝政治制度的历史影响在汉代并没有断裂，“汉承秦制”不是虚言，而是得到了比较好的贯彻和落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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