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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了解到「组块」的学习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此，学习活动的发生就包含了两个方向：自下而上，和从上至下。

自下而上上的组块过程，是指学习过程中的练习与重复可以帮助建立和加固每个组块。这样如果你需要信息，就可以轻松地从记忆中获取。

从上至下是纵览全局的过程，这一过程能让我们看到知识在宏观图景中的位置。

两个过程对熟练掌握学习材料都有重要作用。

下面几篇文章，我们先聚焦在自下而上的过程。

正如前文提到的，在自下而上理解材料时，其实最关键的是 透彻理解基本概念，不断发现概念间的规律、原则和关系。

这个过程，「透彻理解」至关重要。很多人就是在理解上存在问题，导致学习效果差、效率低下。

我想用三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第一篇文章是下面这篇旧文，希望和大家分享什么叫透彻的理解，如何更透彻的理解。

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这个世界上，理解一件事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聚焦在记住一件事的名称。第二种理解方式，是聚焦在真正理解这件事的实质。

很不走运的是，应试型的教育和从小养成的习惯让大部分人更习惯于第一种理解方式。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费曼在《别闹了，费曼先生》一书中提到他儿时深受父亲的影响。父亲很早的时候就教育他一个道理：

看见那只鸟了吗？那是一只短雉转鸣鸟，但是在德国它被叫作halzenfugel，在中国他被叫作Chung Ling，即便你知道它所有的名字，你依然对这只鸟一无所知。你只是对人有一点理解罢了：你知道人们怎么叫这只鸟。现在你看，这只短雉转鸣鸟在歌唱，在教导幼鸟学习飞行，它在夏天横跨整个国家横渡上万英里，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辨别方向的。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知道一件事的名称，并不等同于真正理解它。这就像是我们从小学习数学，一直学到大学，我们从背九九乘法表，一直记到偏微分方程，却偏偏没有学会“数学思维”，真正学会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待身边发生的问题。

不信，看看费曼在巴西访学时的经历，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费曼在80年代到巴西访学，在大学里教授物理。当时的巴西正是奋力追赶西方科学的时候，全国上下，有一股学习科学的热情，这一点远胜于当时的美国。

但很快，费曼就发现了问题，在课堂上他的物理研究生学生能够把复杂的物理学公式倒背如流，但却不能回答他提出的生活中的简单物理学问题。

研究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我的学生把什么都背得很熟，但完全不理解自己在背些什么。
当他们听到“从具备某个折射率的介质反射出来的光”，他们完全不晓得这就是指“水”之类的东西。他们不晓得“光的方向”就是当你看着一些东西时的方向，诸如此类。
因此当我问“什么是布儒斯特角”时，我就好像在向一台电脑问问题，而刚好敲对了关键字眼而已。但如果我说“看看海水”，就什么反应也没有了——在他们的记忆里头，没有“看看海水”这一条呢！

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巴西的物理学教授身上，费曼发现他们在谈惯性矩时，却不会讨论一下，如果一件重物挂在门边，而你要把门推开有多困难；但如果你把这件重物挂在接近门轴之处，推门便轻松得多。

在离开巴西前，巴西科学研究院邀请费曼给各位大学教授和政府官员发表演讲，讲述自己在巴西教学的所见所闻，他发表了以下著名的演讲：

我说：“我这次演讲的主题，是要向各位证明，巴西根本没有在教科学！”
他们明显地激动起来了，全都在想：“什么？没有在教科学？这话太疯狂了！我们开了一大堆科学课呢！”
我告诉他们，刚到巴西时，令我最震惊的是，看到小学生在书店里购买物理书。这么多巴西小孩在学物理，全都比美国小孩更早起步，结果整个巴西却没有几个物理学家，这真是令人惊讶极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么多小孩那样的用功，结果却一点成效也没有！
我举例说，这好比一个深爱希腊文的希腊学者，他知道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小孩都不大爱念希腊文。但当他跑到别的国家，却发现那里的人都在研究希腊文，甚至小学生也在读，他高兴极了，但在一个主修希腊文学生的学位考试上，他问学生：“苏格拉底谈到真理和美之间的关系时，提出过什么主张？”——学生答不出来。
然后学者又问：“苏格拉底在第三次对话录中跟柏拉图说过些什么？”学生立刻眉飞色舞，以极优美的希腊文，一字不漏的把苏格拉底说过的话背出来。 可是，苏格拉底在第三次对话录里所说的，正是真理和美之间的关系呢！
这位希腊学者发现的是，那个国家的学生学习希腊文的方式，是首先学会字母的发音，然后是字的读法，再后来是一句及一段地学下去。他们可以把苏格拉底说过的话倒背如流，却完全不知道那些希腊字是有其意义的。
对学生来说，一切都只不过是些很人工化的声音罢了。从来没有人把这些声音翻译成学生看得懂的东西。
我说：“当我看到你们教小孩‘科学’的方式时，我的感觉就跟那希腊学者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