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老师的《大和移民上访的故事》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他带着敏感的触觉，勇敢地走进移民生活中最隐秘、最残酷、最引人深思的角落。新颖的叙事方法，使得我们可以通过移民上访窥探到基层政府的运作。
让我们考虑一个至今都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引入两个名词，“专制权力”：在国家体制下对国家进行建设。“基础权力”：化解国家建设开展起来后带来的各种具体问题的能力。我国的“专制权力”和“基础权力”是不成比例的，然而这种权力的不平等为什么没有导致国家的瓦解？是什么样独特的权利技术的运作使国家的治理在遭遇重重困难中仍继续发挥着作用乃至进一步发育呢？也可将它简单的理解为：治理目标的庞大和治理技术的难产（笔者接下来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极为浅显的探讨）
全书用了三十多万字来叙述一个在七八十年代政府权力下放和公社制度瓦解的背景下，因建造大河电站而引发的移民问题，这长达二十多年移民、移民精英、区县政府、省政府、中央发生的事情，而这期间的各种成本消耗是很难计算出来的。
国家具有强大的集权力和统筹资源去搞建设的能力，这也就是最开始提到的专制权力，但是会发现那些可能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运转的有很多来自这些建设的遗留问题。而遗留问题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提上议程，很大程度是因为基础权利的不到位。
国人的忍耐力是极为强大的，过去只要给农民一口饭，饿不死，就不会闹事，这个结论是有一定依据的。但是移民为什么要上访呢，他们心中的那杆秤出现了不平衡。以前政府打碎移民一个碗，移民就单纯的想要你政府赔我一个碗，但就怕在赔这个碗的时候出现了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是极易出现的。中央制定的政策和优惠指标可能会被截留(如此强有力的党为什么不能很好避免这个问题，对于“行动者的自由余地”这个说法还是比较认同的。或者说，可能中央就是要给予各级适当的自由余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科层制所带来的弊端)由于各个地区情况不一样，各基层政府又各打自己的算盘，那么不公平实际上是很难避免的。移民心中失衡，就要找政府去解决。
在此之前，笔者一直浅显的以为，在政府内心是反对上访的，毕竟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团结的。从信访局的行政地位我们也不难看出，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执行权。但随着知识的学习，政府从某些角度考虑是需要人民来上访的，甚至是需要来闹一闹的。因为以科层制构建起来的官僚体制具有很大弊端，效率可能上去了，但是缺乏一种双向作用机制，即上级不能很好的了解下面存在的问题。那么上访起的作用就很大，它从某些方面弥补了科层制所产生的这个弊端，同时也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他给移民们理论上提供了一个可以去发泄的渠道，以至于很少发现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我们不难体会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有一种粗鄙的感觉，但对于基层百姓确是一个维权的手段。因为只要火还没有真正的烧起来，派消防队去预备扑火是始终不会提到政府的议程中来，基层政府有太多的事情去处理，往往维稳的责任更胜于经济发展。在移民上访中有组织的大规模上访就会被政府高度重视，因为他已经到了突破稳定的界点。其中便会产出“移民精英”，很多闹得比较成功的上访，既有明确的工资制度也有明确的行为规范。移民需要有这样懂些法律看似可以代表他们的精英出现，但在移民精英组织各个上访活动的时候，他代表的更多是谁的利益呢？大部分移民可能更多的是获得实际利益，那些可以操控上访进程和杀伤力的移民精英，他们更要担心基层政府秋后算账。我国法律和政府秉承着”法不责众”的理念，因此这个国家对大多数人是宽容的，但是对于那一小撮人是绝对不会放过的。（既然中央政府与群众常被国家建立起的各级党组织所滋生的官僚主义所阻隔，那么素质更低的移民精英对政府和移民群众的阻隔又有多大呢）而且基层政府在各种历练之下，已经学会了如何把两件毫不相关的事情讲成必然因果的事件。与这种能力相对应的就是“切割技术”，这种能力可以更好的使他们全身而退，避免上级乃至法律的惩戒。
在书中我们可以发现，移民精英为了避免基层政府秋后算账，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告倒基层领导，而腐败是他们乐于使用的。而腐败对于大部分官员是个不愿去提及的问题。尽管上级政府对下级主管领导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都很少用贪腐去解决问题。所以更多时候“官僚主义”被提上了报告，把某一官员的行为定性为官僚主义，而不是贪腐，这就有天壤之别，后者可能会给予当事人的仕途生涯画上句号，而前者恰恰提供了当事人逃之夭夭的通道。中国体制中，腐败是难以被容忍的德性和原则问题，而官僚主义则是被普遍谅解的工作失误。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法庭成为日常政治生活的法治性通道，成为教育人民的基本手段。而在中国，许多司法问题都会变成政治问题。
作者为延安大学公管学院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