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这是本兔的第
89
篇推送。
这个特别的刊号献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没有任何一个年代学方法可以流程化地应用，每一个都需要对多种不同学科有深入的理解，包括考古学背景的解读以及实验室准备和分析，才能得到可靠的结果。
如今，绝对年代的测定是由这方面的专家进行的，他们其中只有一部分能够在田野里分辨样品的考古背景。这就会导致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所谓
年代学专家
和所谓
考古学专家
之间知识和交流的鸿沟。
/*他们需要一个老专家*/
当谈论到绝对年代时，这条鸿沟带来的破坏是很明显的，因为大家想要一个可靠的绝对年代。
这条鸿沟的一个表现是，考古学家们习惯根据他们的预期来判断一个年代是否可靠，如果不符合他们的预期，这个结果就被贴上“考古上不能接受“的标签，然后记录在一侧，并不发表。
而另一方面，年代学专家并没有站在考古学家的立场上，因为他们缺乏对样品出土环境的了解。更有甚者，由于对获取年代数据过程中所有的困难都非常地了解，年代学专家永远都不能确定年代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综合的结果就是，损失了很多获取宝贵信息的可能性。
由此，一套好的数据，尤其是出人意料的结果，能够挑战一个遗址甚至一个区域的既有的观念的可能性就这样不复存在了。于是
测年通常就是一个“自洽的预言”
。
本章中将主要基于碳十四测年来论述如何解决这个理解障碍。在合适的时候，也会引用三种捕获电荷测年的方法——热释光，电子自旋共振和光释光——它们是5万年以上的遗址常用的测年技术，在碳十四的极限之上。
/*老专家好像不太喜欢铀系？*/
测年的过程可以分为不同的步骤，其中每一步都有其自己的不确定性：
1. 整个过程起于在田野中对测年样品的选择。这需要确认样品的出土背景，选择样品的种类，以及确认样品是原地埋藏而非二次堆积。
2. 下一步是选择样品，使其能满足分辨率的需求，并且保存足够良好，以及没有收到污染，这样的样品最可能提供可靠的年代。这包括了对样品的筛选，以及确定能够解决所面对年代学问题的采样策略。
3. 下一步是准备样品，去除污染，以及评估处理后样品的纯度。
上述的每一步都包含着不确定性，解决这一沟通壁垒的方法，在于整个团队（包括考古学家和年代学专家）不要去看结果，而是一起评估其中的每一个步骤中的不确定性。有了这些信息，才能够评估测年的结果。
结果可能就是，很多已经被测年的结果，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测它，还有一些结果要被贴上质量存疑的标签。如果根据上面四条的检验，质量都良好，但是结果仍然与考古学家的预期不一致，那么就需要严肃考虑采样的地层信息。
只有这样，绝对年代才能够更好地帮助理解遗址的年代问题，有一些年代可能极大地改变对遗址和区域年代学固有的认知。
下面的章节着重讲述如何在碳十四测年工作中评估不确定性。我会详细阐述一些技术细节，使得发掘团队的所有成员可能更有效地交流，无论是在田野还是在实验室。也会对其它测年方法有一些评述。
上一篇本来只是个introduction，没想到引起了一场关于相对年代和相对年代（嗯，没写错）的大讨论。没想到自己苦心孤诣三年mineraology 无人问津，写到了absolute chronology的时候有人来找我聊relative chronology了，虽然聊的东西不是我强项，但是也有点开心。
首先请允许我为自己的无知表示抱歉，“相对年代”在国内和以色列的体系中定义不同，这是我之前不曾注意到的。老专家把所有的物质文化断代都归入相对年代，
如此一来相对年代同时包含了
地层学
与
类型学
两个方面，这并不是国内所有学派都认同的。与此同时，以色列的考古学体系中并没有“相对年代是绝对的”这一说法，所以老专家这么将类型学纳入相对年代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特此进行一番澄清。
与之对应的另一句“
绝对年代是相对的
”，这句话我查不出最早是谁说的了（如果你知道出处欢迎在留言区共享），也不管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方面的工作者各自怎么想，反正我是
绝对认同
的。
这句话对我来说不是讽刺，也不是鞭策，因为不论我如何努力它只能是相对的。我将它理解为
对绝对年代学的科学性的一种认同
。
因为老专家在他最看重的一门课（scientific communication，老专家读PhD期间加州理工的博士生唯一的必修课）上教育我们“science is all about uncertainty”。
绝对年代学
不是“绝对精确的年代学”的简称
：精确到十年，一年，一个月，这是不科学的，甚至，用老专家的一个老朋友的话叫：
childish（因为是意大利朋友所以用了斜体 italic
）
。“绝对年代”，只是因为它能
与日历年代挂钩
而采取的一个使用方便的名词而已。重要的是，我们在每一个年代的测定过程中，都会努力地对所有可能造成不确定性的因素进行识别和评估。
这一章计划分成五节，每一节都可能使得一些读者感到不适，这不是翻译者的本意，相信也不是原作者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