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作者｜文一，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我在演讲里面主要还是想给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未来的走向，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很多问题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维度。因为工作单位的关系，要做一个声明，这是我自己的观点，不代表所在工作单位。
我觉得对中国崛起这样一个现象，无论怎样评估都不为过。我把它看成是人类经济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历史事件之一。道理很简单：
英国工业革命到现在接近250年，但是目前为止只有10%左右的人口真正生活在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如果中国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业革命，就意味着又多了20%的人口能够进入现代的工业文明，而且用更短的时间。英国工业革命用了好几百年，我们目前为止只用了30多年，再往下发展二、三十年，总共也就五、六十年的时间。
而且中国崛起不是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它带给全世界经济的拉动力量相当于当年大英帝国崛起的100倍，相当于当年美利坚合众国崛起的20倍。
所以这个力量非常强大和伟大，它拉动非洲、拉美、亚洲，甚至欧美发达地区，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机遇。另外，中国还有可能在人类文明现有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工业文明和文化。
我们大家知道30多年前，中国还非常的贫困，人均收入当时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的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是中国今天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生产全球一半的钢铁，是美国的八倍，全球60%的水泥，世界25%以上的汽车。中国目前也是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专利申请总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一系列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生产大国，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中国超级工程之一：刚刚启用的全球口径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从全球前五大工业生产国的制造业生产总值来看，1970年代中国完全在最底部。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一步一步上升，先后超越其他的老牌工业强国，2010年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且增长的趋势很难再被扭回。我们再看专利申请总数，中国也是从世界排名非常底端开始起步，尤其到了90年代末期和2000年初期开始把发达国家一个一个超越，目前专利申请总数远远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总和。
但是中国是在一种特有政治制度下实现的超强的经济增长。这个现实使全世界都感到非常的吃惊，疑惑不解。以至于非常多的人，包括我们很多中国人自己，比如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还有学者，仍然认为这个增长奇迹不可持续。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在很多解释中国过去增长奇迹的理论中，我找出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他们是两个极端，其它的都可以看做介于两者之间。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为止的超常增长不过是一个强政府利用各种行政资源和初步市场化改革红利，以价廉劳动力、低效率的政府和国企投资为手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制造的“振兴假象”。因此根本不可持续。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短期增长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的全面崛起有本质性的区别。原因很简单：中国没有西方自工业革命前就实现了的政治制度变革，没有民主、法制、人权、言论自由的传统，没有现代法律体制，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资本的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西方式的知识产权，没有真正的技术创新，只能不断复制甚至剽窃西方技术。
一句话，中国没有一系列当年使得西方产生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和社会条件。因此，中国不过是一个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蹩脚的，拙劣的，虚伪而不踏实的模仿者而已。中国至今仍然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官本位，和裙带资本主义就是很好证明。这种观点在国内外非常有代表性。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向历史的自然回归。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先进文明，至少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领导世界文明近2000年，而且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体系，只是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才开始落伍了。因此，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决定了它再次崛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觉醒就会再次震撼世界。”所以这个观点认为中国崛起毫不奇怪，理所当然，是向其伟大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自然回归。
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首先，一个缺乏良性激励机制，有效社会管理制度和包容型开放经济结构的国家，是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后保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从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迅速转变成一个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
这一点，资源富饶的非洲没有做到，政治和金融制度更加“优越”的拉丁美洲没有做到，工业、科研、教育基础更加雄厚的东欧和俄罗斯在引进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后也没有做到。
其次，如果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再次崛起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埃及、印度、希腊和奥斯曼帝国的重新崛起呢？因此这两种观点都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新的观点和理论。
新的理论观点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把西方近代文明的神秘面纱揭开。很多教科书和媒体误导了我们。西方文明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要引用历史学家对西方文明的考察来证明。
《棉花：一部全球史》的作者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在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他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看来大家一定要知道历史，要多读历史。如果你觉得这个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还不够著名，我引用一个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莫基尔(Joel Mokyr），他是美国西北大学的著名经济史学家。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史教授Joel Mokyr
他认为在工业革命的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当时]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因此，我觉得我们必须严肃地回答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向所有中国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的挑战。他说：
“我可以在一星期内写成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因此，仅仅靠指出中国的问题，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中国的问题非常多，别的国家问题也很多。但是为什么中国增长这么快而别的国家做不到？因此一定要把中国做对了的东西找出来，才算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才能够在今后继续的改革开放中不至于犯颠覆性错误。
那很多人会说中国奇迹没有什么了不起，它做对了的事情不外乎是搞了市场经济。但是一听到这个解释，菲律宾就笑了，它搞市场经济比你中国时间长，为什么没有同样的效果？乌克兰和俄罗斯也笑了，他们搞市场经济比你中国彻底，为什么他们没有起飞？拉丁美洲国家也笑了，他们独立建国搞市场经济时，你中国还在哪里？所以，要找出中国做对了的地方看来还真不容易。
刚才林毅夫教授介绍的思想就是从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来帮助找出中国做对了的事情。以下是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国终于在洋务运动一百多年的探索之后，成功引爆了一场工业革命，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
但问题就来了。什么是工业革命的秘诀？如果这个秘诀存在，大家都可以如法炮制。那为什么中国以前不知道这个秘诀？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落后国家不知道这个秘诀？250年前英国究竟怎样找到它的？
但可惜的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长期以来为揭开工业革命之谜争论不休，现在还搞不清楚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最早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和德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同时期的中国和印度？就像美国经济史学家克拉克2012年所指出的，“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我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照亮这个历史之谜，帮助揭开工业革命的秘密，因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工业革命。
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我们知道它对人类的生产力带来了一次突然的突破性的飞跃。在工业革命产生之前，人类几千年，不管哪个国家，不管什么朝代，人均收入都很低，徘徊在马尔萨斯陷阱的边缘。
但是到1800年之后，产生了一个彭慕兰说的“大分流”，少数国家因为引爆了工业革命，其收入不断地增长，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而剩余的国家却留在马尔萨斯陷阱里面徘徊，包括洋务运动时期和民国时期的中国。
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复制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绝不是充分必要的条件。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复制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虽然说不清它究竟是什么东西。比如西欧地区，大概从1820年开始到1960年左右完成了工业化，美国也是大概同样的时间段开启和完成了工业革命。
日本开启比较晚，大概晚了50年，然后用更短的时间在1960年代也完成了工业化，进入福利社会。亚洲四小龙战后崛起，花更少的时间实现经济起飞，但是他们不是每个都完全完成了工业化，比如台湾的人均收入目前只有美国的60%左右。
我们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加在一起，也不过就是10%到15%的世界人口。剩下的都没有开启或完成工业化。
为什么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获得成功呢？现在最流行的解释经济发展的理论，叫做新制度经济学。这套理论很简单，认为人类社会大概有两种政治制度，一种是包容性的制度，比如说君主立宪和民主制。
这个制度意味着它能够限制精英阶层的权力，限制他榨取和剥夺他人成果的权利，因而意味着良好私有产权保护，人们从而有积累财富和发明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导致经济增长。
另外一种是榨取性制度，比如说专制和独裁。这个制度下没有很好的私有产权保护，人民因而没有劳动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因为积累了以后也被国王和专制政府抢去了，也不会去创新发明，这就意味着贫穷。
因此在这个理论看来，解决贫穷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实现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这个理论在阿西莫各路和鲁滨孙的《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里面得到了很好的阐述。
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无法自圆其说。第一，它与历史事实不符。比如英国不是在民主制度下崛起的，虽然有过光荣革命带来的君主立宪，它的私有产权保护力度并没有因为君主立宪而改变，它的法律制度也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完善，前面已经引用了历史学家们的论述。又比如德国和俄国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崛起也不是靠民主制度，而是在专制制度下崛起的。
第二， 这个理论与当代的实践也不符。当代实践表明，当我们把民主制度通过革命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时，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采纳了民主制度而富强，反而是不断的内乱，比如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埃及、乌克兰等。
第三，这个理论不能解释很多其它现象，比如俄罗斯经济改革后采纳了民主制，但是并没有因此变成超级经济大国，和中国奇迹形成鲜明的对照。
又比如日本在19世纪末明治维新开始的崛起并不是在民主制下进行的，韩国在六七十年代的迅速工业化是在独裁统治下实现的，新加坡的独立后的经济起飞也不是在民主制下实现的。
第四，我们也看到即使在同样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下，比如在美国不同的城市和同一城市不同的街区，即便有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私有产权保护、同样的法律，我们却能看到一边是大面积贫民窟，另外一边是富得冒油的财富；一边是非法抢劫和无法无天，另外一边是社会秩序和守法奉公。
又比如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和产权保护在全国各地是一样的，法律制度也是一样的，但是南部意大利比北部要贫穷很多。为什么？
让我们回到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给我们很多启示，来重新理解工业革命，也能重新帮我们很好的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崛起。中国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尝试，这至少是第四次了。第一次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由洋务运动开启的。
清朝晚期的那次尝试用了半个世纪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的贫穷、落后、国家无能问题，因此产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认为在清朝政府之下的中国工业化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政治制度落后，所以进行了政治制度的激进改革，而且相当的全面和彻底。它不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仅仅限制了皇室的权力，而是干脆彻底废除了它，比英国光荣革命还要彻底。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于西方宪法的“包容性”政府。新共和政府通过全面模仿美国的民主、分权（即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三分）的政治制度来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
中国那时最著名的口号是“民有，民治，民享”，和“只有科学和民主才能救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革命者认为清政府工业化失败以及中国的长期落后是由于其缺乏民主和一个包容性、多元化的政府（正如新制度学派所主张的那样）。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基本上是全面的模仿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但是辛亥革命以后我们知道中国照样经历了长期的动乱，军阀混战，国力衰弱，无法抵御外敌。40年以后，中仍然贫穷。虽然取得了好多社会进步，但是远远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
正是因为民国期间中华大地持续的动荡和贫穷，才导致了共产主义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这开启了中国的第三次工业化尝试。
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采纳的是计划经济，因为当时中国已经落后这么多年，误掉了这么多的工业发展的机会，所以想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实现工业化，模仿了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这一时期，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绩，比如文盲数大大减少，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婴儿死亡率从每千250人降低到每千40人，虐疾病发病率从5.55%降低到0.3%，人口从6亿万增长到10亿，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有效行政能力的政府、一个初步完善（但高度亏损）的工业体系。
但是这些成绩仍然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而且，如果不改革开放，会是死路一条。你看所有那些搞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最后都垮了，而且他们当年的工业基础比我们还雄厚。因此我们也不会独善其身。
中国前面三次工业化为什么没有成功引爆工业革命呢？是因为缺乏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保护吗？不是的。现在国内外大量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在清朝的私有产权保护和市场经济，比同时代的欧洲和英国还要好，还要发达，但并不因为如此清朝就有能力开启工业革命。
那又是因为缺乏包容性的民主和政治制度吗？你也许会说清朝的私有产权保护很好，市场机制完善，但是政治制度非常的腐败。然而辛亥革命就是改变了这点，一方面保留了清朝留下来的土地私有制度和市场经济，同时还从政治的上层建筑实行了一系列的现代化变革，但是仍然没有导致中国的工业革命。
让我例举一些简单的历史事实，看一看私有产权制度下市场机制是如何失灵的，从而理解为什么单靠市场机制和私有产权不可能爆发工业革命。
一位法国天主教随军牧师于1839-1851年期间游历中国，在《中华帝国见闻》一书中记述到：
“毫无疑问，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像这个泱泱天朝上国一样，深陷于如此多灾多难周而复始的贫困。没有哪一年，这个国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朝不保夕的人们不可计数。只要来一场使一个省粮食歉收的干旱、洪水或其他什么灾害，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二会立马挨饿。你会常常看见乞讨的大军，其中有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一起行进，只为在什么村镇找到一点点给养。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抵达可能获救的目的地之前就昏倒在路旁死去了。你会看到他们的尸体躺在田野和路边，而你经过他们时大概都不会加以注意：毕竟这一恐怖的惨景在这里实在是太平常而熟悉。”
中国清朝的私有产权保护和土地私有制度没能解决这样的问题。1911年的辛亥革命没能改变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悲惨图景。革命在高层引进了多元化的政治体制，而在底层仍继承了清朝的私有土地产权制度。
1920年代末到访过中国的一位英国经济史学家就曾经再一次描绘了中国农民的悲惨处境： “在许多地方，农民就像是一群水淹到脖子上的人，只要再起一点涟漪就足够淹死他们了。在山西，最近几年有三百多万人饥饿致死，同时有约40万妇女和儿童被人贩子通过交易易手。”
一位美国作家和社会学家在1940年代研究了中国山西的状况之后也写到：“每年粮食储备耗尽之后的春季饥荒，就会大量出现奴隶（通常是女性），地主暴力，内战，地方性黑手党式的秘密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兽行：这些就是中国世俗日常生活的真相。”
这些景象只是许多前工业社会所面临问题的一个缩影，不是中国独有。这些景象同时也是共产主义在落后国家全面兴起和共产党在中国发动激进土地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时代背景。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一个人在那里号召，广大工人农民就盲目跟从的，一定有其强大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基础。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当年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但是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面，中国虽然取得了很多的进步，但是也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以至于到了1970年代末，一场新的改革和工业化尝试势在必行。
而这一次尝试却意外成功，中国终于自洋务运动一百二十年后引爆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工业革命，使得中国踏上了工业化的坦途，迅速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而且很快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虽然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还没有完成。
那么中国第四次工业化的道路，与前三次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这次如此顺利呢？我这里无意想把后30年和前30年做分割，它们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通过分开考察才能抓住它的特色。而这绝不是简单的第6个包子和前面所吃的包子那么简单。
如果真是这么简单，那就意味着中国1980年不需要改革也能够变成今天一样的富裕和强大，但这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忽略前三十年打下的基础，它为后三十年的起飞奠定了很多看不见的却十分扎实的地基，虽然它本身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
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告诉一个发展中国家怎样开启工业化，怎么样复制英国的工业革命，所以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国第四次摸索采取了一个极为谨慎保守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具有以下的特征。
我先介绍一下这些特征，等会儿我再将他们与工业革命的一般模式相比，大家就比较清楚了。
第一点，中国当时拒绝全盘西化，在维持即有政治结构稳定的前提下引进市场化改革。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做实验然后再推广。
第二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是像拉美国家、东欧国家、俄罗斯一样全面铺开，而是从农村改革开始，不是从工业（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也不是从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和自由化开始。而是让农民和贫民百姓先致富，由下而上。这里面藏有深刻的经济学道理。
第三点，鼓励乡镇企业，尽管乡镇企业采用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而且和当年的国企都没法相比，但既使是这样，中国政府一旦发现乡镇企业赚钱，能够帮助广大基层人民致富，也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支持乡镇企业。
这是决定中国从此以后走上工业化坦途、开启工业革命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经济学理论界以前对这点认识不足。
第四点，鼓励发展制造业，用日用制造品而非仅仅用原材料去换取外汇和机器；我们长期制定各种产业政策鼓励制造业出口。
第五点，我们长期维持各级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热情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方面越南向我们学习也取得了很好成绩。
第六点，因为我们是转型国家，我们不光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我们还是一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所以有很多当年遗留下来的缺乏经济效率的国企。但是我们没有像拉美、东欧、俄罗斯那样把国企全面地私有化。
全面私有化国企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主张，甚至到今天来讲还是非常错误的主张。国有企业对于国家发展战略非常重要。当年我们国企的私有化是有条件逐步逐步进行的，比如抓大放小，采纳了双轨制和混合型所有制。而且今天我们仍然重视培育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国企。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要迷信西方经济学。
第七点，我们进行的是渐进的产业升级，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由高储蓄到高消费。这种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方式里面都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学原理，不仅符合林毅夫教授提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资源禀赋原理，也符合我下面将要提出的工业革命原理。
我们现在来看看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工业革命的“胚胎发育”式的演化模式。工业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不太去研究，现在去研究才发现有一个非常惊人的模式，叫做“胚胎发育”的模式。它有五个阶段。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成功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了这些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工业革命之前的原始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在欧洲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乡镇企业高速发展阶段。与我国的乡镇企业繁荣类似的乡村企业，在16-18世纪的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其它西欧国家繁荣了几百年。
这些大批量欧洲乡镇企业也是在当时欧洲各国的重商主义政府的支持下繁荣的，不是自然爆发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都以远距离贸易为其生产的目的，而不是自给自足或满足当地需求为目的。换句话说，它们都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力，以远距离的全球贸易为目标。
这个乡镇企业繁荣阶段由各国政府修建人工运河和原始公路网络为契机，为引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统一国内外市场和营销网络奠定了基础，为训练一支产业大军做好了准备。正是这个原始工业化阶段最终在政府正确的产业政策（尤其是全面扶持纺织业的产业政策）支持下启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点就是用劳动密集型的规模化大生产方式（工厂体制），来生产终端的轻工消费品或小商品，主要是纺织品，把它们倾销到全球，但是机器和生产工具可能是手工造的，而不是量化（规模化）生产的。
这个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是因为英国历代皇室和政府自16世纪起就开始以举国之力为本国乡镇企业提供和创造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市场和棉花原材料供应基地（比如殖民印度、美洲、非洲的棉花产地），而不是因为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君主立宪。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就产生了对新的能源、新的动力、新的交通运输方式的巨大市场需求，以加速商品的生产和运输，提高流通速度和单位总重量，因而使得老式的能源-动力-运输体系成为经济继续发展的瓶颈。
这刺激了新型能源-动力-运输新技术的发明和工业应用，产生了一个工业“三位一体”的大繁荣，比如像煤炭开采，蒸汽机发明和改进，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的繁荣。
这个能源-动力-运输“三位一体”繁荣是由市场需求驱动的，也是由强政府供给推动的。因为“三位一体”环节很大成分是公共产品，必须靠国家力量和有为政府来提供和提携。这个三位一体繁荣就自然会导致重工业繁荣并诱发第二次工业革命。大量采煤需要大量挖掘工具，大量制造蒸汽机需要规模化生产零部件和大量车床，大量铺设铁路轨道需要规模化炼铁、炼钢。
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对所有生产资料、中间产品和生产工具的规模化大生产，包括钢铁、煤炭、铁路、机器、通讯设施、轮船、汽车等等运输工具。这也使得采用新技术和量化生产方式来生产这些重工业产品有利可图。所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就是一系列工业新技术的大爆发。
每一个国家一旦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都立刻进入一个新技术大爆发时代，不管他们以前是如何模仿和引进英国先进纺织和铁路技术的，因为重工业的产业链特别漫长，零部件和生产环节非常多且复杂，产品多样化特别高，创新机会也就特别多，对本土国情又特别依赖，而且全部重工业体系如果完全依靠进口会十分昂贵，因此一定会刺激创新发明。
这是为什么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还有目前的中国，都是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才开始逐步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并大量涌现出自己的创新发明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以后，一个经济体就完成了一个回路，不仅是终端产品能量化生产，连中间产品和生产工具都能量化生产。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生产力大大跃进，人类社会就有条件进入第五个阶段，即福利社会阶段。
而这个阶段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阶段，因为农业不可能是一开始就现代化（机械化）的，而是要等到一个国家能够规模化生产机器和生产工具的时代。
比如农业技术在美国长期落后，直到美国快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即1920年，农业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50%。只有等到资本变得廉价（也就是能够规模化生产所有农业机械和其它生产工具），人力变得昂贵，一个国家才能够全面开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因为农业现代化需要大量资本，现代农业是资本密集型的。
福利社会阶段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经济福利，比如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社会安全网、退休和失业保险，等等。还有政治福利，比如各种各样的天赋人权。
人权这个东西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都只是喊口号，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比如美国是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才开始由社会力量来推动各种政治福利的，包括妇女、儿童和黑人的各种基本人权，同性恋、残疾人、甚至犯人的人权也得到保护，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才获得真正实施。这些都是需要经济基础。
描述了工业革命的演化模式以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走过这些阶段。
英国
英国是第一个开启工业革命的。但是在这之前有一个长期的助跑阶段，至少从1600年开始，一直到1760年，即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时候，乡镇企业在英国繁荣了一、二百年，满山遍野的乡村企业到处都是。
英国政府大量地鼓励英国乡镇企业和比利时、荷兰、爱尔兰、法国等国家的乡镇企业竞争，制定一系列贸易保护法令帮助他们创造欧洲和全球市场。
而且这个乡镇企业的繁荣，是由一大批富裕的依靠全球殖民和奴隶贸易发财商人集团（阶级）帮助融资、组织生产和销售的，因为单门独户的农民不可能自己依靠劳动分工去组织企业、创造大市场，他们缺乏资金、原材料，也不知道销售渠道在哪里，知道了也无力控制和维持安全、惩罚欺诈。
是这些商人把原材料拿给农民，提供信用担保，负责销售。他们都是“持剑经商”，同时还依靠强大皇家海军的武力保护。因此原始工业化阶段的出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中介，这个中介就是一大批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全球贸易致富的商人，由他们形成的。
这样一个几百年的原始工业化过程，终于在18世纪中期以后的英国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它首先发生在英国的纺织业，而不是别的国家或别的产业，因为只有英国政府通过多代皇室的不懈努力和奋发图强，为英国乡镇企业创造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市场，羊毛和棉花原材料供应、生产基地，以及全球销售网络。
这一切都受到英国一系列航海法令和皇家强大海军的保护。因为市场如此之大，依靠工厂体制和养活专业工人来实行规模化生产的技术才有利可图，市场太小的话量化生产的方式是赚不到钱的。
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乡镇企业繁荣和农产品商业化，先让广大农民致富，向原始制造业就地输出剩余劳动时间，并为他们开辟和创造国内外统一大市场。
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繁荣，在1830年到1850年，即马克思写政治经济学手稿期间，造成了对新型能源、动力和运输的巨大的需求，传统的能源-动力-运输方式远远不够用了，因此在英国政府财政支持下爆发了煤炭-蒸汽机-铁路“三位一体”的大繁荣，解决了瓶颈问题。
也由于对钢铁、机器和其它重工业产品的量化生产的需求，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其特征是对所有的中间产品，钢铁、水泥、机器、桥梁、隧道，进行规模化的量化生产。
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大概在1900年左右完成。每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会相互重叠一部分，时间界限不一定是非常清晰的。
1900年以后英国才真正的全面进入福利社会。比如向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经济福利，失业保险，公费医疗教育，社会安全网，等等，还有每人一票的全民选举在1928年开始实行。
美国
讲完英国，现在我们来看美国。美国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各种欧洲移民，尤其是英国移民，把英国的乡镇企业技术和农村商业化思维带到美国，使得美国的乡镇企业在1820年之前繁荣了一、二百年。1820年左右才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在这之前农村的商业化、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工场手工业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
1820年到1860年左右，即到美国内战期间，在重商主义强政府主导下，美国通过大量引进和剽窃英国的产业技术，在纺织业率先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美国利用的主要驱动能源是畜牧、流水和木材，而不是煤炭和蒸汽机，美国东部的河流和木材很丰富，是它可以利用的比较优势。
1830年到1870年期间美国迎来了第一次铁路建设的高潮，在强政府的主导下进入克服能源-动力-交通运输瓶颈为目标的一次全面建设高潮，1830年前后全国的主要运河修建的资金有70%是由政府提供的。
1850年到1870年之间在政府招标和民间出资的方式下，给予铁路公司以铁路沿线获取垄断利润为诱惑，美国爆发了铁路建设的热潮。
大规模铁路建设热潮和对其它生产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自然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因为基础设施所用所有中间材料都要进行量化生产，否则的话跟不上，也不合算。
所以通过跨洋铁路系统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海外贸易的急剧扩张，还有美国领土的急剧扩大，美国于1870年左右成功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且花了大约70年时间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钢铁、汽车、化工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和核心技术上对英国和欧洲的领先。
第二次工业革命高潮之后的1920年，美国仍然还有5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
接下来的二、三十年由于资本的不断量化生产，才能够迅速的推广机械化的农业耕种，因此农业机械化要在第二次工业革命高潮后才能开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的时候才能实现。
毛泽东时代我们一开始就要搞农业现代化，你搞不起，搞了也要破产。而我们目前已经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因此搞农业机械化的成本开始大大降低。
美国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主要是二战以后，进入了福利国家阶段。而且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从第一个欧洲殖民者到美国落脚，一直到1900年没有停止过。而且这个屠杀美国政府一直不承认，到了21世纪的2001年，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局才在印第安人压力下正式公开承认了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的有组织的驱赶和战争，是属于种族灭绝和大屠杀。
美国1960年代爆发了全面的人权和妇女解放运动，1965年才实现普选，即在美国人权宣言几百年之后，在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一两百年之后，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几十年之后才实现了普选。
但是美国现在却要求那些还没有开启原始工业化或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搞民主制和全民选举。美国1994年才通过反暴力侵害妇女法案，2015年通过同性恋婚姻法，而且美国到目前没有废除死刑。废除死刑其实是所有福利国家的标志，但美国还没有做到。
日本
现在我们来谈谈日本。大家对日本的历史也是有误解，认为日本真正的现代化是明治维新开始，其实不对。日本在江户时代经历了将近300年的商业繁荣。因为与中国相比日本文明在亚洲是很落后的。到了江户时代才真正开始复制我国的唐宋工商文明。但是日本运气好，复制了我们的唐宋文明以后就直接接上了欧洲的工业革命。
而我们在唐宋工商繁荣以后贪图市场经济的享乐，政府和军队变小变弱了，被蒙古人打进来给灭了，明朝又重新回到重农主义时代。
日本它没有经历这些曲折。它在明治维新之前，实际上农村商业化和乡镇企业在日本就相当繁荣了，只是那时候还没有打开全球市场。明治维新开启以后为他的乡镇企业打开了全球市场，经过明治前半期的孕育，1890年左右日本完成了原始工业工业化这个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助跑的早期阶段。
然后，日本迅速在明治后期，即1890-1920年，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即以劳动密集型方式规模化生产纺织品和其它轻工业品的工业革命。
日本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90年到1920年期间，这个期间日本还打了两次战争，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不仅用武力开拓殖民地和全球市场，而且利用战争赔款引进西方技术和从事基础设施建设。
这也是一场在政府主导下引爆的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纺织工业，以出口世界市场（尤其中国和亚洲市场）为目的。所以日本的长期目标就是要和欧洲抢占亚洲市场，不惜以武力和战争为手段。
在1900年到1930年期间，日本也是在军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国家投资来克服能源、动力、交通工具“工业三位一体”的巨大瓶颈，大力引进发电技术和铁路技术，国有化了全国的私有铁路企业，实行全国统一的铁路规则和轨距标准，为日本第二次工业革命做了准备。这个期间日本通过每年巨大的政府投资，基本实现全国铁路电气化。
1920年左右在工业三位一体建设高潮的推动下，日本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就是重工业革命。
重工业革命要求对几乎所有工业产品，包括矿产、冶炼、化工、机械产品和其它生产工具实现规模化生产，当然也包括武器和军工产品。
这使得日本有能力量化生产飞机、大炮和航母，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过程在二战期间中断，二战以后日本继续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对新技术的赶超，包括农业现代化。1960年代日本才在美国占领下真正进入福利社会。
中国
我们现在再来看中国。尽管政治制度不同（实际上所有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政治制度很不一样，有很大的差别的），中国第四次工业化很顺利，原因在于其产业升级路径和工业革命模式高度吻合，也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
但是，中国的第四次工业化也是靠政府主导，如果政府不主导，农民是没法利用他的比较优势去依靠专业分工来组织企业的。自给自足的农民很难组织起来，去形成企业，尤其是现代化大企业。
但是中国这次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顺利引爆，是它没有搞大的跳跃式发展，它老老实实地重新回去补课，从乡镇企业开始补课。可惜当时没有任何人知道中国需要补课，补原始工业化的课，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课，然后才能开启重工业部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就连邓小平先生也不知道。
在下面我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阶段分成三个阶段（三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是1978年到1988年，这个期间中国成功复制了英国历史上用两三百年走过的乡村工业繁荣，也就是原始工业化阶段，那十年也就是我们乡镇企业的爆发阶段。重走原始工业化的道路，产生了大量的乡镇企业，而且我们的乡镇企业很有特点，是集体所有制，不是私有制。这也是我们的创新。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年，乡镇企业数量增长了12倍，生产总值增长了将近14倍，它在GDP占比从14%上升到将近50%。
1988年的时候还没人瞧得起中国，虽然中国已经迅速通过乡镇企业基本完成了原始工业化阶段。其实英国在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时（1776年左右）也没人瞧得起英国，拿破仑嘲笑它是个“小店主”之国，因为原始工业化阶段达到的成果仍然很原始，但是却对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十分关键。
中国在1988年仅乡镇企业就创造了将近1亿个就业岗位，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增长了12倍。由于消费品出现了爆炸性增长，中国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基本告别了短缺经济，同时解决了面临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短缺经济”和威胁所有农业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
八亿农民是这个时期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发展经济和工业化要从农村开始，农村包围城市（毛泽东）。
第二个十年，从1988年到1998年。这个阶段中国终于在原始工业化的基础上引爆（复制）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以规模化方式、劳动密集型方式生产和出口大批量日常消费品的革命。
这个期间遍布中国城乡各地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应运而生，农民工开始大规模流动，生产了大量轻工业产品，以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求，但是高端生产设备主要靠进口。期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的出口国。抓住了纺织品这个最大的轻工产品市场，就占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
很多人把中国发展到今天归结为加入了世贸组织的结果，这是以偏概全。中国加入世贸六年前（1995年）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和生产国，这才是中国能长期发展的关键，而这和中国政府的长期的纺织业政策密不可分。
加入WTO当然很好，不需要殖民和炮舰政策就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打开了国际市场，可印度和俄罗斯以及那么多落后国家也加入了WTO，又有什么结果呢？因此机遇永远只属于有准备的人。
是中国通过原始工业化引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其在入世之前就为占领全球纺织品市场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这段期间，中国的乡镇企业继续高速发展，雇佣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全国人口的三成，其产值在1978年和200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8%，三年翻一番。
第三个阶段，1998年至今。这个期间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升级和高铁联网顺利了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在这条路上奔跑。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对能源-动力-运输的巨大市场需求，和积累的社会高储蓄，中国政府开始克服能源、动力、交通、通讯等瓶颈，由此引爆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这场革命是重工业领域实现对冶金、钢铁、矿产、大型机械设备、精密仪器、化工材料等的规模化大生产。换句话说，受到对机械设备、中间产品和交通工具等产品市场快速扩张的刺激，煤炭、钢铁、水泥、化纤等生产和技术迎来了高峰。
这一时期共有400多万公里现代公路建成通车，比历史上美国工业化同期的公路多出50%。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家的高层政府官员从美国考察回来的时候，对美国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我们不能指望赶上美国，只是修美国的高速公路体系就要花我们上百年乃至千年的时间。
现在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可能还会更多）建成的高速铁路，总里程达到1.6万公里，比全世界其余地区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半。
高速铁路涉及钢铁、冶金、复合材料、机车、新型动力、底盘、制动、电源、稳压、感测、通讯、电讯、制动控制、信号集成、信号传输、安全控制等几十个科研和工业部门和数百个制造门类，和数以万计的产品种类，涉及工业和工程质量的整体提高和监管体制以及生产管理的完善，是“中国制造”整体水平急剧上升的标志。
因此，对高铁的量化生产涉及对所有零部件和上下游产业链的规模化生产，而每个环节的固定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都十分巨大，没有规模化大市场行吗？没有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的轻工业基础和小商品规模化生产能力以及市场、通讯、电力和其它基础设施网络，行吗？没有政府的产业政策行吗？
反思一下：中国快速工业化是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呢？国内多数经济学家都是这样认为的，说中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市场机制的结果，而且还很不彻底，如果进一步彻底把国企都私有化，土地都私有化，政府通通退出经济领域，中国不仅还能够增长更快，而且才有希望赶上美国。
这个观点需要好好反省一下。首先市场肯定是一个关键因素，我们改革以后引进了市场要素。但是市场是不是充分呢？远远不充分。清朝时候的市场制度比欧洲还要好，怎么没有引爆工业革命？
民国时代除了市场机制还有政治变革，也没有引爆工业革命。市场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市场的作用是迫使参与者互相竞争，刺激生产商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然后让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毁灭性创造，来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国企和私企，这是市场力量起作用的地方。
但是中国崛起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这恰巧是这么多采纳市场经济的国家试了一、二百年和这么多次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关键。
人类几千年长期处于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状态，为什么就英国首先开启工业革命？而计划经济这个实践与几千年的历史相比不过一瞬间。那些采纳计划经济的国家恰好是由于私有制度和市场经济严重失灵，没有给他们带来经济繁荣，反而使他们长期饱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和殖民，因此才决定用计划经济来实现工业化的。
很多拉美国家采纳了很多年的市场经济，也没有成功引爆工业革命。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改革后完全拥抱了市场经济，也没有引爆工业革命，反而去工业化严重，沦为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国。
那是为什么呢？关键就是表面上看起来与“市场原理”冲突的很多非市场要素，比如产业政策，被西方经济学忽略了。因此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我这里再提三点被西方经济学忽略的因素：
第一，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除非没有战争并存在民间的广泛的社会信任，让那些自给自足、封闭、独立、无序、未受教育的农民自己实现专业分工和创建企业，从事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规模化生产和远距离销售活动，其组织成本是高不可攀的。谁能够保障他们的粮食安全？
第二，统一大市场。为了使得建立于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规模化大生产有利可图，必须首先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
但是规模化大市场是一个“公共品”，其创建的社会成本非常高昂，没有任何劳动者个体或单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有此能力和意愿去提供这个公共品；因而必须由某种统一的意志和社会力量（比如国家和政府）出面去组织和协调大市场的创造和建立。
第三，市场监管。为了使得市场能够有效和安全运行，必须存在必要的相当复杂精致的国家监管机制，防止欺诈等不诚信行为。而这个监管的成本尤其高昂。没有监管，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的市场力量和贪婪一定会摧毁市场经济本身（俄罗斯改革失败就是最好证明）。
正是上述三种高昂成本的存在，阻碍了规模化制造业和大型企业在众多农业社会和发展中国家的形成和发育，尤其是那些采纳了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的国家，和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尝试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
这也就解释了，虽然私人产权保护制度和民主体制都已就位，但历史上的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并没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
一个国家贫穷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能力规模化生产各种消费品以及各种生产资料和工具。而消费品的规模化大生产又需要庞大的市场和商业物流网来支撑，以便使规模化大生产有利可图。
注意，市场竞争与产权没有必然联系。私有产权可以从事市场竞争，集体和国有产权也可以从事市场竞争。
在决定国家利益走向的关键阶段，国有产权比私有产权更有利于国家总体利益、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这是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之前美国政府毅然决然地国有化了重大能源、通讯和基础设施产业，比如AT&T。
这也是为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历史上长期拥有许多战略产业部门的国有企业。
也正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三个高昂社会成本的存在，和只有组织起来的国家才能够去克服这些成本，使得很多国家被拦在了工业革命的门外。
因此我想重复林毅夫教授的话，“一个有为政府是有效市场得以出现和有效运作的前提和保障”，没有这样一个有为政府，市场不可能从天下掉下来，也不可能有效运作。
也正是上述三种高昂的创造市场的成本和克服这些成本的国家能力的缺失，葬送了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俄罗斯人盲目地相信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这种理论也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陷入了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国家徒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好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但是却不能像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那样开启他们的工业革命。
这也就解释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对于后三十年的意义：毛建立的独立统一的国家，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文化，保障了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
也是毛领导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教会了农民如何组织自己、形成社队企业。而当年的社队企业正是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繁荣的基础。也正是毛时代建立的基层政府组织为改革开放以后各个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能够成功扮演“公共商人”角色，即便没有大英帝国当年通过殖民和奴隶贩卖发财致富的一大批商人阶级。
工业化意味着规模化企业的出现。那支撑规模化产业的规模化市场哪里来？早期的欧洲列强都是在国家力量支持下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来开拓和创造世界市场的，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隶贩卖。
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Jan Coen为争取荷兰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时向皇室指出：“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数代英国皇室和由她们引领的半国营的大型企业（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为自己的国家在16至18世纪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棉花供应链和贸易网络——这才是引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秘诀（而不是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讴歌的君主立宪制和“光荣革命”）。
这个血淋淋的资本主义发家史马克思没有白写。但是我们好多人忘记了，西方经济学也不提。
哈佛大学史学家Sven Bekert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其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凡采纳英国式的、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来培育了自己的商人阶层，并为本国制造业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场的，都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比如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和亚洲的日本。凡是没有走这条道路的，都是没有成功的。
但是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依靠国家和坚船利炮，通过为本国制造业创造全球市场来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不仅给本国工人和殖民地人民带来巨大痛苦，而且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几千万人死亡和更多的人流离失所。
那二战结束以后的今日，发展中国家不再拥有这样的“特权”、以这样的方式来创造世界市场和开启工业革命。因此，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扮演好“公共商人”的角色，在循序渐进的市场开拓和帮助穷人组织企业方面起到更加强大的“催化剂”的作用。
在实验室有了催化剂，很多大自然需要千万年才能够发生的化学反应，就能很快在人工条件下发生，也是同样道理。
这也解释了战后亚洲发展型政府的出现，解释了产业政策的作用。所以现代的经济学家们空谈小政府，这是误国误民误自己。
因为时间关系，为什么小农经济无法自然产生工业革命的市场条件，我在这里就省略掉不多讲了，我的书里引用了很多的历史材料和经济学分析。
亚当斯密专门谈到过原始的农业社会的状况，看得出那根本不可能创造现代化的市场来支撑现代化的企业，这些都可以在我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里面找到，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跳过去不讲了。
现在让我总结一下今天的发言。经济发展，和大自然的很多奇妙现象一样，服从一个“胚胎发育”的基本原理。即，个体的发育需要在很多关键环节重复整个“类”的进化过程。
比如人类个体的胚胎，在母亲身体里发育的过程就重复了整个人类甚至生物进化的全部过程，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无脊椎到有脊椎，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脊椎动物，再到婴儿。为什么会这样，生物学家没有搞清楚。
又比如人类社会知识产品的创造和个体对这个产品的学习也服从“胚胎发育”原理。人类的数学知识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又如何被新一代的个体继承下去的？
人类社会各个文明几千年共同创造了数学知识的大厦，怎么创造的呢？先发现“数”的存在，又发现加减法，然后又发现代数，然后又发现微积分。印度人发明一点，阿拉伯人发明一点，欧洲人发明一点，中国发明一点，撮合起来。
但是这个漫长历史有好多个阶段在里面。最早的时候，不同的原始部落都先是发现数的概念，用手指头数数。最后进一步抽象出加减乘除，然后变成代数，最后再有牛顿这样的天才把它上升到微积分。
现在学微积分不需要天才了，大学一年级或有些高中生就可以学会，但是你不可能一开始就学微积分，还要从小开始，先学会搬起手指数数，向我们的古人一样，然后在小学学习加减法，然后在初中学习代数，然后在高中学习几何与微积分。
一个小孩生下来不管多聪明，扔到原始森林他不可能发现数学，是牛顿也不可能。他需要在学校经过强行训练，而这个强化训练过程，其实就是相当于经济发展里面政府的作用和“产业政策”的作用，它要遵循人类数学知识（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
这些早期数学发展的主要阶段，每个小孩要重新走一遍，才能够学会数学，进入前沿。否则是不行的，长大以后肯定数学能力很差。但是在强化训练的教育体制下，个体学习数学的过程可以大大缩短，不需要用当年人类发明数学时需要的时间。
就像经济学里面讲的“后发优势”，这个过程人类历史上用几千年才走过，一个个体经过12-16年的学校教育就能以很快的速度全部走过，学会数学。
中国奇迹也是如此。经济发展也符合这个“胚胎发育”的规律。人类工业革命史走过的一些基本演化阶段，后来的每一个国家都要重新走过，才能够真正引爆自己的工业革命，实现工业化，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半途而废。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用第一个十年就复制了英国历史上用两三百年才走过的原始工业化阶段，用第二个十年复制了英国历史上用50年走过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目前的纺织机比英国当年先进，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产品的目的和面向的市场也是一样的。但是你必须重新走这些阶段，不能跳过。
我们以前不懂，想把它们尽快跳过了，希望直接开启重工业化阶段和农业现代化阶段，结果不行。拉美国家也是这样，行不通。这也不怪他们，因为经济学家一直没有发现这个规律。这个规律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里面有很详细的说明和阐述。
但是必须认识到哪怕落后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如果没有国家能力和政府的作用，没有产业政策的作用，这些国家不可能实现工业化。
在没有国家力量和正确产业政策的帮助下搞工业化，完全让位于所谓市场力量，就等于让小孩自己在原始大森林里面靠自己去发现数学知识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依靠国家力量，遵循正确的产业升级政策，主导市场经济发展，就是中国成功的秘诀。
所以我就联系到“一带一路”了。要想富，先修路。贫穷、落后、工业化失败，始终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问题的根源在于，创建规模化的能让现代产业盈利的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而这一成本却被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忽略了。
“自由”市场并不自由，它既不天然存在，也不自动有效运作，更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必须由一个强大的政府去提供。
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工业革命，其源泉并非来自于技术升级本身，而是来自于一个有为的重商主义政府所引领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
规模化工业品市场难以通过一次性的大推进（无论是进口替代还是休克疗法）来建立，而只能是一步一步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实现。无论一个国家多晚开启工业化，重复早期发达国家的基本发展阶段是必要的。
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这也是林毅夫老师最开始带头批判的，都把西方国家的屋顶当成自己的地基（你去西方国家看到的都是建好的屋顶和上面的装饰品和墙上贴的画，但是后面的复杂管道、电线和地面下的地基根本看不见），把结果当作原因，把西方工业化的成果当作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他们教导贫穷的农业国通过建立先进的资本密集工业（如化学、钢铁和汽车工业），或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例如浮动汇率、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彻底私有化），或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如民主和普选制）来开启工业化。
但是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道路违背了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和如下一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供给不可能自动创造它自身的需求。
”这样的经济学理论因此造成很多国家政治不稳、发展停滞和无休止的金融和财政危机，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成为社会躁动不安和贫穷与收入陷阱的根源。
谢谢大家！
延伸阅读：中投公司副总经理祁斌《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资本市场——经济转型下的资本市场使命》
最后，我们谈一个大的话题，大国的崛起和衰落。尽管这个话题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事实上，这是每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紫禁城里的警示牌
最近有机会参观了第一历史档案馆，里面陈列着一些明清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物，其中有一件不太起眼的文物，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块木制的牌匾，立于顺治12年，颇有肃杀之气。匾上的文字是这样的：“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阵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规，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辙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执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属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碑，世世遵守。”大概意思是说，明朝宦官当政误国，导致国家崩溃了，所以清朝就要严防宦官干政，以后但凡有清朝的宦官犯法干政，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据说最开始的一块牌匾是铁制的，后来用木匾复制了很多块，在紫禁城的多处都悬挂着，时时提醒和警示太监们。
这块牌匾的背后，折射了康乾盛世的原因。台湾人傅乐成所著的《中国通史》中，有这么一段文字：“中国历史上促成改朝换代的内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但满人能使这四种因素的危险性，减到最低的程度。”也就是说，清朝建国后，总结了历朝历代出问题的原因，无非是四个，及外戚如吕后篡权，宦官如明朝魏忠贤，权臣如司马懿篡位，藩镇如安史之乱。于是清室用了很多的制度安排来降低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对政权稳定的威胁，紫禁城里的这块牌匾便是威慑太监的制度安排之一。这些努力果然很奏效，清军入关，作为异族入主中原，不到几十年的治理，便迎来了康乾盛世，长达近150年。
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还珍藏着另外一件文物，是乾隆皇帝登基那年的元旦开笔，在洒金宣纸上手书了昭告天下的祝福，上面的文字是：“元年元旦海宇同禧和气致祥丰年为瑞”，并且“愿共天下臣民永享升平”、“所愿必遂所求必成吉祥如意”。此时的乾隆皇帝，志满意得。他有足够的理由，因为此时的中国，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而且还是全世界最有秩序的国家，所谓礼仪天下。这一年，是1736年，离宣告清王朝走向崩溃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相距大致正好100年。
1840年，英国派遣舰队和4000人的远征军，从广州一直打到天津大沽口，所向披靡，拥有100万军队的清朝被迫乞和，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开启了此后绵绵不绝的不平等条约的历史。随后的100年中，中国人民一直在痛苦中挣扎。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新生的王朝，清朝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的诸多错误加以纠正，完善了各种制度安排，尽量消除了各种威胁政权的因素，做到了几乎最好，而清王朝也因此而迅速崛起，进入康乾盛世。但不幸的是，清王朝的文明是一个封闭的文明，它不知道在遥远的欧洲悄悄兴起的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文明，清王朝的文明也是一个落后的文明，它极尽所能地自我完善，但仍然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文明，当清王朝的文明最终与外来文明碰撞时，便不可避免地一触即溃，转瞬之间，由盛而衰。
澳大利亚的兔子
封闭的文明有一点像封闭的生态系统。澳大利亚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它在5000万年以前飘离了大陆，尽管幅员辽阔，但是几只小小的兔子就差点儿把它的生态系统毁灭。早期欧洲移民带了几只兔子过去，兔子在澳洲没有天敌，结果很快泛滥成灾，到处都是兔子，澳大利亚的生态系统几近崩溃。最后，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蚊子，它能够在兔子之间传播病毒，把兔子给治住了[注55]。无独有偶，澳大利亚生态系统还崩溃过一次，不过这一次不是因为一种动物，而是一种植物。在1860年，澳大利亚人从南美引进了仙人掌，省得在自己庄园周围筑篱笆，结果澳洲的气候过于适宜仙人掌生长，最后整个澳大利亚到处都是仙人掌，生态系统又几近崩溃。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又经过了艰苦的努力，发现了一种能遏制仙人掌的夜蝴蝶，总算最后找回了平衡。
和生态体系类似，封闭的文明也很脆弱。一个封闭的文明可能看着很辉煌，但是如果它不知道别的文明正在兴起，就可能处在一个极端危险、极端脆弱的境地中。清朝就是因为错失了市场经济的新文明，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所以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到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抵抗。
因此，真正的崛起一定是一个开放的文明。未来，我们在推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一定要开放胸怀，不断了解、消化和吸收所有最先进的文明要素并为我所用，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地崛起。
美国为什么会崛起
前些年央视拍过一个纪录片，叫《大国崛起》，策划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他们的内部座谈会。我当时给他们提了一条建议，建议他们的片子总结一下各个国家崛起共同的规律，这样可以更好地为中国的崛起所借鉴。大家说，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共同的规律，我说，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成立的，那就是，哪个国家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就一定会崛起，不管它多么弱小，自然条件有多差，也势不可挡。
十七世纪的荷兰，崛起成为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面积非常狭小，4万平方公里，大约两个半北京，而且国土面积的70%处在海平面之下，往往一次潮汐袭来，就化为沼泽。但是，它掌握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文明，自由贸易，当然，自由贸易的前提是宗教宽容。大家都知道，中世纪的欧洲宗教迫害非常严重，一个人会因为另一个人相信的上帝跟他相信的上帝长得不一样，就一定要把对方置于死地，但荷兰人不一样，他们说，我不关心你相信的上帝长得什么样，你只要到我这里来做生意，只要交税，我都欢迎，只是这么一条，阿姆斯特丹就成为当时欧洲最繁华的市场。他们继而将贸易扩展到海上，成为了闻名世界的“海上马车夫”。所以这个国家的立国原则中，有一种崇尚自由贸易的精神。在十七世纪中叶，这个国家就已经几乎拥有了现代金融市场上的一切工具，包括买空、卖空、杠杆、期权等等。荷兰人后来移民去美国，他们给所在的城市起名叫新阿姆斯特丹，这就是纽约的前身。《伟大的博弈》的作者，美国金融历史学家戈登有个观点，正是因为这么一群热爱交易的人跑到了纽约，才有了华尔街的兴起，这有一定的道理。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荷兰崇尚自由交易的痕迹，在阿姆斯特丹，你会发现这里可以公开交易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都不允许交易的两样东西：第一是性；第二是大麻。
无疑，十八至十九世纪，英国的崛起缘于工业革命，而十九至二十世纪，美国的崛起则是因为，第一，自由经济，第二，资本市场。1789年，美国建国，此前的两年，1787年，当时美国只有13个州，他们在一起搞了个约定：州和州之间不允许有贸易壁垒。这在今天已经不算什么，但大家可能不知道，1787年的法国，从里昂到马赛，不到1000公里，运一车货物过去要交50次以上的税负。所以美国一旦建国，就以最快的速度超越了欧洲，为什么？因为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促进了物资、人才和资金的迅捷交换。美国金融体制从一开始也遵循了类似的原则，资本市场和华尔街一直在美国经济体系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使得资本以最快的速度流动，各种生产要素也得以证券化并以最快的速度交换，在美国经济崛起的每一个里程碑中，无论是重工业化，还是高科技浪潮，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资本市场的身影。
我最近读《世界通史》，注意到一个算不上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实，充其量算是历史的注脚，但却很能说明问题。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剩下了三艘航空母舰，1943年，两年之后，美国有多少艘航母？50艘。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强大的重工业，美国的重工业背后是什么？美国的资本市场，所以战争往往也是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的竞赛。所以我当初翻译《伟大的博弈》的初衷，一方面是希望大家了解资本市场的演进历程，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家能从中探究美国崛起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华尔街在推动美国崛起进程中的作用是无法替代也不能低估的，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之所以能够崛起，根本原因在于其掌握了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先进的经济文明，有其必然性。我们现在要推动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也必须要了解和掌握资本市场，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其他人的肩膀上，比他们走得更好，也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崛起。
大国的衰落
有国家兴起，也有国家衰落。很多人说，美国的崛起是因为地大物博。如果大家到过美国，印象应该非常深刻，美国的确地大物博，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到过阿根廷，你会发现，阿根廷更是地大物博。这个国家的面积是美国的三分之一，但人均可耕地面积是美国的将近2倍，且白银、铜矿、森林等各种物产丰富，而人口只有4000万，略多于我们中国的一个城市，重庆。所以人均资源的丰富，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无法比拟的。列举一种很多人不太关注的资源，便可见一斑，这种资源叫水资源。2008年，我们访问阿根廷，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机场一出来，放眼望去是一片汪洋。我们当时感叹，大西洋真是浩瀚无边，接待我们的阿根廷人乐了，说这不是大西洋，这是一条河。阿根廷的拉普拉多河，入海口有上百公里。我说你们阿根廷人什么都不用干，100年之后地球上最缺的是淡水，你们只要向中国人出口淡水就可以活得很好。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的伊瓜苏瀑布气势如虹，一泻千里。我们中国最大的瀑布，叫黄果树瀑布，去年到贵州开会，会议结束，当地的同志说安排大家去黄果树瀑布看看，我说挺好，还是小时候在年画上看过。当地的同志说，不过需要提醒一下，有可能没水，但也有可能有水。什么时候有水呢？领导来的时候放点儿水。
1913年阿根廷和美国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人均GDP都在4000美元左右。100年后的今天，美国人均GDP达到了4万8千美元，阿根廷仍在缓慢的增长和各种社会矛盾中挣扎。可见国家与国家长期的竞争，在于体制和机制。阿根廷的百年史，或许印证了经济学里一个著名的词汇，叫“资源诅咒”，有的时候资源过于丰富，反而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正在衰落的欧洲
如果说上个世纪衰落的是阿根廷，那么这个世纪正在衰落的是欧洲。最近，网上刊载了一篇文章，列举了欧洲正在衰落的20个事实。为什么我们一直认为欧洲的衰落将成为一个趋势？前面我们分析过欧洲问题的三大因素，高福利主义，欧元困境，和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不足。其中最为重要的非市场化程度太高造成的竞争力不足。除去国民性和资源等因素，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依赖于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劳动力成本；二是创新能力。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十年中大致翻了三倍，但在相当多的领域中还是欧美的十分之一。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欧洲比不过中国，也比不过巴西和印度。而创新能力又比不过美国，为什么？因为创新能力取决于社会的经济金融法律等体制的支持，而欧洲在这些方面的体制优势远不如美国。以金融为例，欧洲的金融体系严重依赖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不发达，带来的问题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所以欧洲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生存空间受到两头的挤压，前景堪忧。这是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诸国从中长期来看最根本的症结。
失落的日本
日本经济存在着类似的困境，失去了20年，可能还要再失去20年。最近，安倍政府上台，搞了一个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但这并不是解决日本问题的真正办法。除了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以外，日本经济的最大症结是经济和金融体制的非市场化。近年来，日本的民意调查多次显示，日本已经患上“大企业病”[注58]，年轻人对未来工作的最大憧憬，不是东芝，就是索尼，至于到东芝和索尼去做什么，无所谓。如果大部分日本的年轻人，宁可到东芝索尼去扫地也不肯创业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是很难有希望的。日本的财政部长2005年到访证监会的时候曾经说过，日本金融的最大问题，就是商业银行占绝对主导，资本市场不发达，大企业和大银行捆绑式发展。企业出了问题银行就破产，银行出了问题企业就破产，破产后清理不良贷款，日本就花了12年。欧洲和日本还有一个重要的机遇，就是加强与中国经济的结合，所以，日本比起欧洲来说，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离中国近，我们“解放”日本比欧洲方便一点。事实上，中日之间技术和资金的互补优势是巨大的。日本如果能够出现真正的政治家，认清形势，不再热衷于短期的政治投机，对内推动市场化改革，对外促进中日友好，日本经济的衰退步伐才有可能真正停止。别的不说，2012年底，中国人均GDP超越了6000美元，13亿人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其中的一小部分去日本旅游或休假一趟，日本的GDP增长率可能就立刻会由负转正。
洗心革面的韩国
不仅日本，韩国的问题曾经也很严重。朴槿惠[注59]最近当选为韩国的总统，我们观察过去几十年中，韩国总统的结局似乎都非常不幸，不是坐牢就是跳崖，无独有偶，韩国大企业家的结局往往也很悲惨，为什么？英语里有个词儿叫Chaebol，借的是韩语的发音，专门指的是韩国财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韩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封建主义和非市场化因素很重，大企业、大财团和政治家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最后是害人害己。后来韩国走了一条脱胎换骨式的发展路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痛定思痛，走了一个比较市场化的发展道路。从金融体系来说，韩国摆脱了原来财阀主导的金融模式，出台各种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取得巨大进步，科斯达克[注60]成为了仅次于纳斯达克的全球第二大高科技板块，国际市场有评价认为韩国市场已经超越了新兴市场的阶段，进入了发达市场的行列。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三星超越索尼，并不偶然。我们在九十年代初去美国留学的时候，索尼是那时美国市场上皇冠上的明珠，三星还是垃圾产品，而今天三星已经全面超越了索尼，可见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新兴产业的崛起有多大的促进作用。
光的本质和政府市场之争
人类社会认识这个规律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过去的两百年中，经济学家们围绕政府和市场的争论从未停息过，英雄人物带着美好的理想，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最终又黯然退去，很多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能说不是一种不幸。
我记得在清华学物理的时候，印象非常深的是一个历史上关于光的本质的故事。400年以前，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开始了关于光的本质的探索，他认为光是粒子。同时期还有一个荷兰物理学家，叫惠更斯，提出了波动学，说光是波。牛顿是当时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长，所以牛顿的粒子说很自然占据了主导地位。200年多以后，十九世纪，人类有了更加先进的仪器，发现了光有衍射效应。大家都知道，只有波才有衍射效应，所以这个发现一举推翻了牛顿的粒子说，确立了光的波动说。当时社会一片哗然，说牛顿这么伟大的物理学家，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又过了几十年，人类遇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物理现象，光电效应[注64]。最后，爱因斯坦给出了解释，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解释是，光既是波，又是粒子，只是会在不同的环境下，表现出粒子和波的不同的特性。
前一段时间，在研究期货市场历史的时候，读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注65]创立于1848年。突然想起，这一年，也正是《共产党宣言》[注66]发表的年份。这两件事发生在历史上的同一年，令人不胜感慨。事实上，在过去的100多年中，经济学家们相互的口诛笔伐，东西方之间的刀戈相向，人类所有的探索，不外乎是两件事情的纠结。第一，如何利用市场去释放每个人的潜能以推动经济的繁荣；第二，如何防止市场的过度自由带来社会的崩溃。
小平同志最后说，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资本主义也需要有计划。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想起这句话，可能会觉得更有深意。而过去30年中，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正是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中国和印度
世界上有人说，上个世纪是美国和阿根廷的竞争，这个世纪是中国和印度的竞争。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天天去和别人比较或者竞争，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较重要。但参照和借鉴一下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对我们自己也会有帮助。
去年有机会去印度开了一次会，发现印度人对于中国非常关注。中印经济对话，讨论印度经济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说不出什么来，讨论中国经济的时候，印度人提了很多观点，很多说得还很到位。我当时很感慨，中国人是真不关心印度，印度人是真关心中国。中国人关心谁呢？中国人关心美国，天天盯着美国。
印度这个国家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反差。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街道依然暴土扬尘，与非洲的乡间小路无异，但这样的国家却诞生过像泰姬陵那样精美绝伦的古代建筑；摩天大楼和窝棚可以相安无事；波音飞机几乎是从贫民窟上直接起飞。
的确，这个国家有很多的问题，最突出的是基础设施很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很多优势，据说，印度工作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而我们在35岁以上；印度人英语非常好，跟西方发达世界的交流很顺畅；印度人在硅谷总体来说混得比中国人好，西方向印度转移高科技产业也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印度社会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社会心态比较平和。我们在相当于中国七十年代绿皮车的印度火车里与四个印度人换座位，对方全都是礼貌有加，让习惯了国内高铁里“宁可自己不舒服，也不能让别人舒服了”的国人心态的我们感慨万千：印度这个国家，物质文明是差了点，精神文明还可以。我想，最终，国与国的竞争，从长远来看，是机制的竞争，是文明程度的竞争，当然，这个文明程度是全方位的文明程度。
改革与结晶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的崛起，需要两个30年。今天我们大致正好走过了第一个30年，刚刚开启第二个30年。前面30年依靠鞋子袜子纽扣和彩电冰箱的简单粗犷的发展模式已经过去，后面30年我们需要发展高科技产业、高附加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而这些需要经济体制的深化，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金融体系的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后面的30年的任务可能比前面30年更加艰巨。这应该也很正常，就像我们登山，越往后越累，消耗的能量越来越大，空气越越来越稀薄。我们怎样才能走好这后面30年？
在上大学的时候，学习物理化学的课程，结晶的过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结晶的时候，溶液中的一些分子开始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簇，或者说叫晶核，但这时候，这个过程是可逆的，有很多分子聚集过来，也有很多分子散开。但是一旦突破了某个临界点，晶核达到了一个临界体积，这个过程就成为不可逆了。我想，中国的改革、文明的进步、大国的崛起也都是这么一个过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共同努力，产生正向的持续的正能量，那么，在某个时刻，这些过程就会突破临界点，成为不可逆。
小平同志还说过，如果我们能够走好这两个30年，我们就可以赶上中等发达国家。他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人口众多的中国对人类作出了贡献。
经济改革的年代，能成就多少人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一书出版后，在网上有不少的评论。我看到一位网友的评论，“经济改革的时代，会成就多少人”。他的这句话，可能是在问问题，也可能是感慨。
我回忆起当初在翻译《伟大的博弈》的时候，里面关于美国历史上三个人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个人叫梅隆，是一个爱尔兰的小伙子，十九世纪末期，移民到了美国匹兹堡，那时可能还是比较一个荒蛮的地区。他具有非凡的伯乐相马的天赋，有了第一笔钱后，就贷给了另外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刚刚开了他的钢厂，他的名字叫卡耐基，后来成为了美国的钢铁大王。他还投资于一个焦炭厂，焦炭厂的厂主是叫弗里克，后来成为了美国的焦炭大王。而梅隆自己，后来成了美国的金融巨子，连续做了三届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长。他们的历史渊源还不止于此，卡耐基和梅隆后来共同捐献了一座大学，叫卡耐基梅隆大学，弗里克和梅隆的妻子分别是对方介绍的，所以成了终身不渝的朋友。这个故事听上去让人唏嘘不已，一个小小的匹兹堡，为什么能够同时成就了三个巨人？似乎很偶然，其实并不偶然：第一，匹兹堡发现了铁矿；第二，匹兹堡发现了煤矿；第三，铁矿和煤矿的开发需要金融的支持；第四，最重要的，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时代，美国的重工业化时代，那是一个一日千里轰轰烈烈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要产生伟大的人物。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同样激动人心，或者更加激动人心的时代。
两年前的一天，在小区里看到一个小孩子油画班招生的广告，把孩子送过去学画，发现是三位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创业开办的。问了一下，他们好像并不都是美术专业的，有的原来还是学教育的。他们的教法是模仿国外的一种教法，例如要画雪景，就让小孩子看很多雪景的照片，然后说，不许看了，现在开始自己画，画出来是什么？印象派。这个教法很有意思，孩子们画出的画也很有点印象派的意思。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天才，需要的是发现和启迪。但是小区里的租金不菲，看到三位创业者一共只有四个学生，很替他们的创业前景担心。一年以后的一个周末，陪同孩子去参加他们油画班的野外写生，放眼望去，多少个学生？70个，今天已经超过了100个。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13亿人，轰轰烈烈地走向繁荣和富裕，走向现代化。我想，一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只要有一点点比较优势，非常专注，坚持下去，做到中国前100位，一定是亿万富翁，因为社会的需求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回答前面这位网友的问题，经济改革的时代，会成就多少人呢？答案是，会成就很多人。任何人，只要他全身心地参与到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去，推动改革、努力耕耘，时代是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回报他的——我想把这句话送给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