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
区
，或者居委会，以及里面的工作人员，在疫情爆发之后迅速切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他们是最近两年被频繁提到的人，被骂，也被称赞，有时也被当做一种象征。
《400万社区工作者是如何被“逼”疯的？》详细描写了一位年轻的社区工作者的生活，试图以此为切口来理解中国当下的防疫体系和网格化管理。“属地管理”“动态清零”“条块分割”，这些词语究竟意味着什么？到底是谁在“管理”我们？
这篇文章被评选为
2022年2月度优秀公共写作作品
。评委南香红点评：“社区工作者，3年的疫情，几乎没有人不感受到他们的存在。但作为个体他们又是面目模糊的。现在，这个A市B社区的K所经历的一切，被用文字放大放大再放大，最后它们成为粗大的‘事实’，硌疼所有读到它的人。”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创作手记。
撰文
丨
李颖迪
编辑
丨
葛城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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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这篇稿子之前，我想先谈谈我前阵子的隔离经历。大概一个月前的某个早上，我接到一个010开头的电话（现在我已经能背出这串号码）。电话来自我们社区的居委会，说我的同住人所在公司发现了一例阳性，让我立马回家，居家隔离14天，在第1、4、7、14天做入户核酸。随后健康监测7天，再做3次核酸。
我郁闷地挂断了电话。我原本打算第二天和朋友一起去黄山游玩。冷静下来后，我很快回拨过去，想问问社区居委会是否有其他可能，比如做核酸检测后签署一个承诺书。作为一个次密接的同住人，我实在想不到要面对如此严厉的管控。但居委会以不容商量的语气拒绝了我。
“政策是这样规定的。”一个女声在电话对面说。
她的语气并不和缓，也许是因为这轮疫情同样把她们折腾得够呛。我和同住人很快被拉进一个微信群。群里有七个社区工作人员。有一个女孩和我们对接，其他六人只是在群里沉默着。我们被要求每天在这个群里上报体温、症状，告知任何需要开门的情况，比如拿外卖、快递，但不能出门扔垃圾。她们会两三天来帮我们扔一次垃圾。
大约傍晚时，两个社区工作人员来到我家门口。他们拿出了一张纸质的封条，“啪”地贴上了。
对我来说，这些社区工作人员仍然是陌生人，但他们以一种强硬的姿态插入了我的生活。我试图去理解这一切，却控制不了沮丧的情绪，甚至想和居委会大吵一架。晚上，我和朋友K聊天，她就是那位我之前采访的社区工作者。K说，这轮疫情凶险，她无法忍受重负，已经辞了工作。她还劝我想开点，别和社区工作者较劲，如果我在社区工作人员的位置上，摆在我面前的选择也只有：执行，或者丢工作。
今年年初，我来到A城。我很早就听朋友K说去了社区，但并不清楚她具体都在做什么。有次她和我打电话，说自从来了社区，她胖了大约六十斤。（她总是靠吃各种各样的垃圾食品减压。）她还说，防疫这件事儿不太好干。她有时需要连着一晚上打莫名其妙的号码，还会被陌生人骂是不是有病。她形容得很生动，我决定去写写她。
我们编辑部对这个选题很感兴趣。我们已经在生活中和社区工作者接触很多次，也经常在短暂的新闻中看见他们，但往往只是简单的一两句话。有时是称赞他们的辛苦，有时是指责他们不负责任，极端的例子是打狗。但他们究竟是谁？每天都在做什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编辑希望我能用朋友K的经历来写明白，防疫体系到底是怎么依靠社区工作者来维系的？更重要的是，防疫体系所依靠的是网格化管理，可网格化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用一个比喻，我们希望通过K这扇窗户来看看一所城堡的内部运转机制。当然这不可能是全貌，我们只能尽力将这个窗口所看到的情况描绘清楚。
在以往的采访经验里，我们常常需要进入采访对象身处的环境，比如他们的工作地点，家，或者平常最喜欢活动的地方。我和K是很好的朋友，因此很幸运，我在这场采访中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在A市的半个月时间里，我先跟着K去办公室坐了几天班，能直观地感受到社区的工作氛围、管辖范围和职能。我坐在一个办事窗口的后面，长条桌上有一摞一摞的报表，六七台电脑，还有一台固定电话（响起的铃声特别大）。早上七点，K就要上班了，陆续有居民来到社区。还有那台电话，就像不会消停似的。打电话来的多是咨询防疫政策。K不断接起电话，告知对方入境的隔离政策，或者是经过中高风险地区的核酸要求。挂断电话后，她又对来窗口咨询的一名老年人说，他还不符合办老龄补助的资格。
她完全顾不上我。我坐在一旁，看着门口的电子屏，上面列了所有能在K的社区办理的事项：办社保、办医保、办精神病人补助，甚至是银行贷款审批申请。
后来我和K一起吃饭，在场的另一位朋友也问她，社区到底管些什么？
她笑着说：连街上的树都归我们管！
这是玩笑话，不过也从侧面说明社区工作的线头繁多。社区工作者就像街道办（政府行政机构的最末端）和居民中的夹心。一方面他们要服务居民，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精力往往被大量行政事务牵扯。当所有的行政机构都将责任下放给社区，社区又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决定权，他们就卡在了一个相当尴尬的位置。平常待遇较差，没有编制，就像是某种政府的临时工，处在被忽视的状态，愿意来社区工作的也多是没有生存压力的本地人。可一旦疫情来了，大量的事务积压到社区头上，就很容易发生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种种奇怪现象。
在办公室坐了几天后，我发现K上班时实在没空和我聊天，我们约定，每天等她下班后在一家餐厅碰面。常常是晚上九点，K开着一辆电瓶车，风尘仆仆的，面容很憔悴。（她忙得顾不上化妆。）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将K手机里的一万多张照片看完，那些照片都和她的工作相关。这是社区工作者的习惯，她们需要给做的任何工作留下证据。
边翻看照片，我边让K回忆。这些照片对我的采访起到了很大帮助，我们几乎可以还原到她在某天的下午三点在做什么，遇到了什么人，她那时的心情如何。因此，我在文章里选择用片段式的日记形式来放大K的经历。说实在的，我在照片中看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有一张照片写着被狗咬了要求社区盖章的证明。再比如，K需要在固定时间内上报收集的舆情内容等等，还有大量需要她去充人头的会议照片。讲到后面，K一直在叹气。
到这里，我已经清楚她的工作细节。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她做着公共性如此强的事务，她怎么理解这些事情和自身的联系？她一开始对这份工作的期待是什么，现在为什么产生了如此明显的厌恶感，转折点是什么？她的信仰是否发生变化？她怎么看待体制？我的编辑谢丁老师说，只有加上这些内容，稿子才不会停在只是呈现信息的层面。
但这些问题并不太容易找到答案，K也很难直接说清楚她的想法，普通人对政治的态度往往是模糊而暧昧的。在采访的后半截，我将精力集中在K对这份工作的理解上。
在她的办公室，我看见K的工作日记。那是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打开第一页，K将一个月内所有要办的工作都记在上面（像是读书时的计划本）。可以看出，一开始她对这份工作抱有很高的热情和期待。她是个热心肠，喜欢和人打交道，也觉得服务居民是件有意义的事情，至少能帮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中的难题。但K说，她很快发现，服务居民在社区工作中吃力不讨好，也不纳入她们的工作考核范围。更让她沮丧的是，她无法理解很多工作，她经常要填写数不清的报表，以及需要学习如何将宣传稿件写得“漂亮”。
但矛盾的地方在于，她仍然向往体制，也希望能以社区作为跳板进入体制内。即使产生了一些怀疑和动摇，大多时候，K还是扮演着一个坚定执行任务的角色。
比如，我到A市的时候，疫情并不紧张。A市所有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准备文明城市创建迎检。这是一项所有人都要上的活动，K说因为这与各地公务员待遇挂钩。
晚上，我陪着K加班。迎检即将来临，领导让她们再去确认各自网格内楼房里的居民是否已经入户过。路上，K一直抱怨，这些事情和社区有什么关系呢？但她还是拿着一张表格，对着窗户检查哪些灯亮着，借此判断这两天在家的居民数是否产生了变化。前天晚上她刚刚去到那些人的家中，敲开门，发文明创建的问卷资料，要保证居民能够回答巡视组的问题。她说，这不算什么。前几年，他们社区被抽中作为迎检样本。在这样的情景下，他们会直接在那些不配合的居民家中安排社区工作人员。
这样做合适吗？我问。
也没有办法，她说。在社区工作，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不能出事”。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来理解防疫这件事。她如果还在这个位置，就只能被动地接受指令，打电话，收核酸报告。她试图以一种遥远的目光看待这些问题。面对她无法理解的任务时，她形容会像看一场电影那样执行它们。
但K最终还是选择了离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社区最开始允诺的“员额”迟迟没有开始招聘。K觉得，这场等待太漫长了，她看不见尽头。
（来源：腾讯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