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友说：有一部分从事于工业生产的人，ta 们因工作中的意外让身体的一部分永久地缺失或受伤。在伤口逐渐复原的时候，心理上的创伤，却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你想象过多少次平和宁静的生活会因意外事件的发生而彻底改变？在此之前，你相信这个世界还是友好的，有爱的，美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是理所当然的。
但意外和灾难总是始料未及地出现并腐蚀生活。无论贫穷富贵。
在如今可能是世界上工业流水线最多的地方，中国，因工致残、因残致贫的处境反复发生，又冷又硬的现实洞穿了多少人的生命。
创伤发生后，自己，和他人的善意，成为我们仅剩的光源。
进那家发生事故的工厂前，谭道银在矿山呆了十几年做爆破工作。收入高、风险平平，工时灵活朋友多，从没缺过打牌钱。42 岁的他笑起来很灿烂，露出一对酒窝，甚至透出一股童真，“朋友说我以前走路都是蹦蹦跳跳的，好像要飞起来”，似乎什么也不能摧毁这股乐观。
但在手术室外听说可能要截肢时，谭道银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连父亲去世都没哭。”道银说。
但当时的他颤抖着彷徨着，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一哭，血就跟着往外涌，妻子也哭。医生看他太激动，答应尽力保住他的手。那场手术最终做了十三四个小时，在后续的四次手术里又截掉了两节坏死的手指。最后留下一个伤痕累累但比较完整的右手，手里全是钢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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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莞，有这样一群和道银一样经历过工伤康复的“前工友”。他们体会过只能被喂食、漫长卧床导致的肌肉萎缩和身体机能下降；忍住自我厌恶和想自杀的绝望；熬过失眠，独自在医院 100 多米的过道来回走整夜；他们看多了地铁里陌生人的冷眼、好心人过度同情。
挺过来以后，他们变强了。但无论怎么变强，“有些事就你就是再也做不了”。
2009 的官方统计显示，中国每年有永久性伤残的工伤人数超过10万人。文献和网络上不时能看见有关怀的知识普及和倡导，工伤保险已是世界上普遍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一。根据欧美和日本的情况，90%以上的工伤职工通过工伤康复是可以重新返回工作岗位的。
但这些话语呈现不了工伤康复之路的全貌：
有多少手再也握不了筷、无法自己系鞋带？有多少家庭因无力依法索赔，而致贫、失业、失学？有多少情绪和哀伤没有得到合理疏导宣泄？
依据《心理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DSM-IV）》中的描述，失去身体的一部分且险些危及生命，这些工人确确实实经历了创伤性事件，事后多少都会出现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对应症状：
插画师：补药脸
根据黄文柱等人对工伤康复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中显示，63.2% 和 42.2% 的工伤患者有程度不同的抑郁和焦虑情绪，有 6 个因子都超出大众一般水平，也就是说工伤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尽管创伤后大家都会经历相似的情绪反应和创伤后应激反应，但截肢、脊髓损伤和严重烧伤等身体活动受限，是早期康复者创伤后心理问题产生的主要起因，这些工友在情绪上的波动起伏更为剧烈。工伤后情绪反应包括情绪低落、感到孤独、易激惹发怒、缺乏动力、绝望、愤怒、食欲变化、睡眠困扰以及感觉淡漠等。
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部分严重工伤工友出现少次或多次的自杀意念或自杀冲动，甚至至少有过一次自杀未完成。
从创伤中复原的过程很漫长，像在水底沉默地缓缓行走，反复追问自己：“我是谁？我要如何活下去？”
在急性创伤发生后的头几天或几周内，人们会只想要自我隔绝，否认失去的东西，抗拒哀悼。出于自尊心，他会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一部分被剥夺了。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逐渐打开心门，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来慢慢恢复一些普通的活动，例如出门散步、见朋友、上街购物等等。
如果拥有充分的社会支持（来自朋友、亲人、恋人、同事、陌生人、社会层面），单纯急性创伤一般会在几周内恢复初步的安全感。但如果他处于一个敌对或不安全的环境，复元就会受阻，甚至陷入危机。
病区里有非常多工伤工友，每天都会有人跑来房里找谭道银聊天。他发现，“只要上到六级伤残（断手指）走出来都很难，特别男性还好一点，女的一年走出来都算很坚强了。有位河南的大姐右手断了，经常跑来找我聊，一讲起来就哭，一直都没走出来。”
在国外的有关跟踪报道中发现，已婚女性在工伤发生后离婚的概率远高于已婚男性，这和在国内临床研究中的接触情况也较为一致。
由于多数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主要家务作者的角色，承担照顾配偶和教育子女的责任。如果说女性工伤后既无法工作，增加家庭收入来源，也无法照顾家庭，从事家务活动，那么女性在家庭中的自我价值感和对家庭的愧疚负罪感将加强，同时社会压迫和他人评价也会给女性工伤者的带来更深的影响。女性伤残者更容容易感到地位和存在价值下降，有被配偶抛弃和家人轻视的焦虑和担忧，社会意识中对女性的偏见和束缚仍然存在。
倾诉创伤故事也是康复阶段之一，人们仿佛有永远流不完的泪水，他们可能会不停想：“我到底还要痛苦多久？”
我们需要向受伤者保证，哀悼的过程对我们的康复绝对必要，承认精神创伤的存在是复原的第一步，不能绕道而行，也无法一蹴而就。但它有尽头，有终点，当述说故事不再有那种强烈的感觉时，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这件事成为了受伤者的阅历，仅仅是阅历中的一部分，会褪色和淡忘。受伤者会暮然发现，原来这件事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谭道银也花了七八个月才走出来。起初他觉得“哪里都容纳不下自己，走到哪里都受排挤受歧视”，但因为有愿意喂养帮助自己的亲人、每天打电话问候鼓励自己学用左手的亲戚、还有不离不弃的旧有社会纽带，他熬过去了。
“那时候经常发脾气，有时候哪怕一点点小事情，我老婆喂饭的时候掉一点米我也会发脾气，”他有点不好意思，“受伤的人当时根本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自己都难受死了，根本顾不到别人。”
创伤者的人际关系很容易在极端之间摆荡，又想要无时不刻有人陪伴，又想彻底隔绝自己。我们需要鼓励他们向信任的人寻求支持，但必须谨慎地确保这种关系不会危及他们、阻碍复原。
在住院期间，谭道银就经历了一次“探索新内在资源“的过程。还发现东莞本地有个叫做“友维”的工人公益组织会定期来病房看望工伤工友，起初他压根不相信这群人：
“医院还会赶人，说是骗子，工友自己都爱理不理的，我看在他们是老乡的份上才陪他们聊天、招待他们。因为从出来打工我就没接触过法律的东西，一点都不懂也不信。但到出院后，他们都一直给我打电话关心我，一开始都没讲到那些法律问题，后来邀请我在不上班的时候可以到友维玩。这才慢慢接触，认识了很多社工和工人，相互之间传递信息，一聊，你有你的经验，他有他的经验，慢慢就了解了。“
他如今每周五都去探访桥头、辅酶、东莞、大岭山医院的工伤工友，他坚持参与普及法律知识，宣传提高经济能力的高温津贴、指导工人辞工、依法索赔，甚至因为普法活动错过陪妻子去医院复诊。
这种良好的社群互动对康复相当重要，因为这些经历相同的工人可以宣泄出内心的伤痛、获得支持感、了解谁该对此次事件负责、抵制更多被剥削感、学会“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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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的徐达因工伤遭遇心理危机，第一次服用了抗抑郁类药物。他本就交友甚广，那些朋友得知他受伤截肢的消息，有些第一时间来探望，有些远程在手机里安慰劝解，或是一箱一箱寄水果到病房。
但他根本吃不下、拉不出，骨头里每天钻心疼，难受得无法形容，每天都想着怎么自杀比较好。
直到主治医师及时发现，他连续几天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不说话也不玩手机，给他每天吃的药里加了抗抑郁类药物，“吃了药确实心情有很大变化，后来就慢慢不想死了”。
但他还是因为这件事和相爱四年、已在谈婚论嫁的女友分手了。女友仍然支持他，但女友的父母打来电话——他听懂了意思。对社会大众而言，少了一只手的人和有两只手的人不一样。
徐达如今很平静沉稳地说，“总是老公养老婆，不可能老婆养老公的嘛。”
社会对残疾的偏见、再就业本身面临的重重困难、男性要赚钱养家的刻板印象，都是身为男性他当时无法坚持下去的地方。思想斗争两个月，徐达最终主动提出分手。
前后住院手术五次，医疗条件还不错，但他最耿耿于怀的地方是医生永远“报喜不报忧”，根本问不到自己病情术后的真实情况，“我只能上网搜医学论坛，一个一个病症看过去，慢慢了解了自己是什么情况，最终会有什么结果，才能和医生对话。”
只有唯一一次，院长和自己说了实话，院长说：“我不建议你继续治，治好了后续接肌腱也很贵，又要几十万，而且不一定会好，截肢吧。”
徐达同意了，截肢。他说，这个（大实话）才是他需要的，哪怕之后走在路上有段时间都不敢把手从兜里掏出来，或是听见小朋友直接说“那个叔叔手好短喔”的时候会心里难过。
但我们总有了解和选择如何对待自己身体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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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曾经热衷社交，下班就会去泡吧、唱歌、聚会的人，出院后，徐达的身体起初还很虚弱，在地铁上都会站不住，但后来他开始在网上组团找人去徒步，从北海徒步到汕头，要走一个月。
在“以天为被，以地为席”的自然荒野里，每个人都胡乱生长着——“我发现原来别人根本没空在意你，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有很多自己要在意的事情，”他非常肯定，“我会说，走出来最快的方式就是融入人群。”
每个人活着都有属于自己的基本需求，而创伤事件彻底推翻了我们之前对于人生的很多假设和期望，可能会夺去我们的一部分自我，让我们觉得自己再也不是过去的自己了，但它并不能否认我们曾经的快乐和信念，不应阻碍我们找回自己。
从这两位工人的康复故事大概可以发现，创伤后的复原大致遵循这些注意点：
插画师：补药脸
创伤事件也会改变最基本心理需要：安全、信任、权利、尊重和亲密等等，在治疗任何记忆和情绪之前，建立安全感是自我保护的主要目标，然后才是重建信任、哀悼失去、处理愤怒、内疚、羞愧，不真实感、寻找生活的意义。
如果需要的话，你总是可以用下面这张图来重新认识你受过的伤害：
插画师：补药脸
基本恢复后，谭道银坚持做着一件连家里人都不看好的事情：依法索赔。
“我真的太累了，打官司压力很大，你别再闹我了。”有时候他会和妻子这么抱怨。他拜访了很多律师想办法，他们却判断他拿不到钱，加上家里老人不理解，妻子对他经常奔波在外有所不满，亲戚笑话他白忙活。晚上有时左思右想睡不着，又爬起来改材料，照着少数工友的建议去尝试其他办法。
压力一大，人就容易受激惹发怒。在湖北老家，母亲带着3岁的孙女，能省则省，自耕自种，除非万不得已从不开口要钱，但一家人的生活费、育儿费、养老费，在工伤后日子还是紧缩起来了。曾经从来没上过班的妻子，而今也一连三年进厂打工挣钱，每回做上几个月，忍受不了一天12小时的劳累便又辞职。
“刚出院那阵子真是没钱，去法院那段路走路得半小时，有时一天走10趟都不舍得坐公交车，顶着大太阳光膀子走，那2块钱我宁可买点菜。”
“能省的，都要省下来
物质要省下来，金钱要省下
绝望要省下来，悲伤要省下来
孤独要省下来，寂寞要省下来
亲情友情爱情通通省下来
把这些通通省下来
用于往后贫穷的生活
明天除了重复什么都没有
远方除了贫穷还是贫穷”
——工人诗人 许立志
公厂曾提出私了赔十万，他拒绝了，认为自己应得的赔偿不止这些。但当时的他没想到，此后一年多，他连做梦都得想着这官司怎么打：
炒掉了只想拿钱走过场的律师，亲自联系走访广东各地的工友和律师，最后，他靠自己努力打赢了，法院判决赔偿三十万。谁料待到强制执行，公司又想方设法逃避问题——原法人被换成一对老太太和老头，证词荒诞错漏百出，“一吨多重的工厂设备是淘宝上买来快递组装的”，而老板用自己亲姐姐的身份又在另一个地方注册了一个公司，把机器弄过去——抽逃注册资金、恶意篡改法人、转移财产，等同于把原公司变成空壳。
也许是对方走了关系，法院拖延执行判决，一个物业拖了两个月都没去查。不仅不作为，法官还说，“你不要乱搞，乱搞要坐牢的。”
他说，“我跟着法律程序走，难道我依法索赔会坐牢吗？”
判决下来至今四个月，一分钱赔偿都没到手。
原先厂里的员工被无故解雇，可工人们拒绝了道银的法律援助，“太麻烦了，（少一点钱也）不要了。”
相比许多承受不了打官司带来的心理压力而选择私了的人相比，似乎没有人能掰开谭道银那枚握紧的拳头：“难道你们执行不到位，就叫我钱都不要了吗？肯定要争取，哪怕有一点希望我都要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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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出头，他暂停了享乐主义的人生观，成为一个帮助其他人更好前行的教育者。学法、普法、求助、上访，不只是为了挣那一口气，这种“战斗”同样有益于获得生命的意义和信念。
徐达马上也要离开东莞去深圳开张生意，和朋友筹备开小吃店，过几年打算自考读大学。“有些事情改变不了，就只能适应。”
每个人的余生都不可能回避掉伤害，但应对伤害的方法却在不断成长。相信你的自我告诉你的答案，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最终的目的是要与他人产生共通和联结，了解自己是社会的、是承担着公共角色的、是宇宙中的一部分。
离工伤过去两三年，他们的生活都已经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复原已经完成，如今要面对的就是接下来的人生了。
“从创伤到复原，追寻的不过就是成为一个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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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黄琼, 梁玲毓, 朱洁，《工伤康复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分析》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2012, 27(8), 749-752
黄文柱, 宋汝华, 廖祥洲, 等，《工伤康复患者心理健康调查及干预治疗的研究》中国实用医药, 2010, 5(9), 3-4
黄文柱, 梁维松, 廖祥洲, 等.，《工伤康复患者心理障碍及干预治疗的研究现状及展望》中国实用医药, 2009, 4(11), 222-224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我国工伤职业康复发展现状.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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