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知名的“三元里大捷”中，英军毕竟是正规军队，就算来的全是印度雇佣军，应该也不至于被以锄头为主要武器的民众打到求饶。请问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
文 | 杨津涛
1841年5月，即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三元里等地民众和广州城外的英军发生冲突，随后民众将英军围困在营地之内。冲突过程中，双方各有死伤。
在中国，此事件被称为“三元里大捷”或“三元里抗英斗争”，长期出现在教科书中。
中方材料显示，民众大败英军
有关事件发生和结束的原因，向来争议不大。
简单来说，就是当地民众认为英军有“开棺暴尸”、劫掠财物和强奸妇女等罪行，于是聚集了一万多人，围攻英军。最后，英军方面请广州知府余保纯出面劝解，将三元里民众驱散，为英军解了围。至此，事件结束。
图：三元里抗英路线示意图
存在争议的问题，主要是三元里抗英事件的战绩及影响。
陈锡祺1956年所写《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一部开创性著作。书中说，三元里一役后：
“在广州城西北一带十几里的战场上……所有三元里、牛栏冈……大小双塔等地方，到处都倒着敌人的尸体，据当时公私记载，人数在200以上，校级军官就有毕霞和福克斯两人，士兵伤者不可数计，此外还生获俘虏十余名……中国农民方面虽然也死了22人，但比起敌人来，损失是轻微的。”
该书认为，三元里抗英事件后：
“英国侵略军如漏网之鱼，不敢在广州多作停留，第二天即悄悄地退出虎门。”
意即，英军慑于三元里民众的战斗力，自动解除了对广州的围困。
以上说法，其史料依据基本来自中国方面的记载。
如林福祥（时为水勇头目）所著《平海心筹》说：
“予水勇砍得逆夷兵头首级一颗，杀毙夷兵十二名，
乡民杀得夷兵二百余名
，而水勇乡民战死者共二十名。盖是日夷兵之在四方台下者，无一脱生去。”
又如梁廷柟（时为两广总督幕僚）著《夷氛闻记》，说：
“……夷目毕霞领其兵与村民战……村民但送围之……及天明，入林内，搜杀几尽……有叩首流血得死者，伯麦、毕霞同时殒命……”
大略言之，即是三元里民众和水勇一道，不仅杀死了200多名英军士兵，还让英军指挥官伯麦、毕霞毙命当场。
除英军200多人被杀的主流观点外，还有其他多种说法。
比如，清军统帅奕山奏报朝廷，称义勇杀敌10余人。钟琦在给自己诗做的注中说“殪其渠帅伯麦、副帅毕霞，斩首七百四十八级”，即三元里民众杀死英军多达748人。
从“10余人”至“748人”，这种差异简直匪夷所思。仅依据中方材料来，英军究竟死伤多少，实可谓不得而知。
事后流传的《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更是对英军“喊话”：
“尔若不早退出虎门，或有千百烧船妙法，烧尔片帆不返，不但现在船上畜类全行烧尽，并要灭尔英邦……”
按这份檄文的意思，如果不是余保纯劝解在先，英军又主动撤离的话，那三元里民众必定全歼英军。
图：表现三元里抗英的画作
英方材料认为，只是遭遇小挫
英军的记录，和中国方面的说法大相径庭。
首先，中方人士声称，在此次抗英事件中，击杀伯麦（J.J.G.Bremer，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霞毕（当指荷伯特Thomas Herbert，英军前锋舰队指挥官）。
事实上，三元里抗英事件发生时，伯麦在印度，荷伯特在军舰上，自然不可能被民众杀死。
唯一死亡的军官毕秋（Beecher），是一名陆军少校，英方称其死于过度劳累。
至于伤亡人数，英国远征军陆军司令郭富（V.H.Gough）在给印度总督奥克兰伯爵的报告中称，在三元里事件中，
英军有5人死亡、23人受伤
。
随军军医麦华生的回忆略有不同，他说，
“在此次小战斗中，第二十六团丧失了三个人，一个军官、十个士兵受伤”，“（另外一个走失的连有）三个人被害，一个军官和三十个士兵受重伤。”
加上劳累而死的毕秋，即是7人死亡、42人受伤。那么，按照英国方面的统计，死亡5或7人，受伤23或42人。
中方资料认为，如果没有余保纯劝解，双方继续对峙，那么英国人会很惨。但英方有着和中方截然不同的判断。英国人宾汉姆（ J.E.Bingham）在《中国远征记》一书中说：
“……他们能够听从道理，服从知府和知县的劝诱，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是最运气的了。因为假若我军迫不得已而行动时，其破坏必然要可怕极了。”
言下之意，英军若想击败三元里民众，是易如反掌的。
图：义律，时为英国全权代表
英军的自信，来源于他们优良的训练和装备。
三元里抗英事件发生时，英军在广州附近约有2700多人，只有三元里民众的1/4，但全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英军当时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伯克式前装线膛燧发枪（射程约200米，射速2~3发/分钟）、布伦兹威克式前装滑膛击发枪（射程约300米，射速3~4发/分钟），此外英军还装备有大炮。
相比之下，三元里民众“携带着长矛和盾，以及刀剑等物”，“他们没有旗帜，只有几枝火绳枪而已”。
图：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军使用的枪支（引自《17-19世纪中欧枪械比较研究：以两次鸦片战争为重点》一书）
之所以英军在冲突中处于守势，主要是因为突发的暴雨，使他们的火枪被淋湿，很多都不能打响。
按照英军方面的说法，即使如此，几千名村民围攻英军一个走失的印度连，也仅杀死3名士兵。对峙时，这个连的官兵用“刺刀排成的坚固的防线”，并趁着降雨稍停，拿擦干的枪偶尔打几发子弹，且战且走。直至赶来救援的英国“水兵们向胆小的敌人放了几发准确的枪，马上使敌人受到重大损失而溃散……”
显然，一旦英军配备的火枪、火炮被擦干恢复使用，围困炮台的三元里民众虽然人多势众，但凭借大刀、长矛，是难以对抗的。
图：郭富报告的伤亡情况，其中5月25日是广州之战，5月30日是三元里事件
至于三元里抗英事件结束后，英军从广州撤围的原因。郭富在报告中说：
“我知道作为我军撤出广州的代价的六百万元赔款已经交付了五百万元，女王陛下的全权代表对其余的一百万元的保证已经完全满意，并有一万四千五百以上的军队已经依照协定偃旗息鼓开出城外，另有三千人已经由水路开走，余下来的一俟交通工具准备就绪即行离开。因此，我遵从女王陛下全权代表的愿望，撤兵回船……十二时正，英国国旗从四个炮台降下，陆军和水兵队开回缯溪。”
意即，英军是在中国遵守之前约定，开始撤出城内清军、交纳600万两白银“赎城费”后，依约从广州城外及虎门撤军的。这种撤退，与三元里抗英事件无关。
通过对比，发现真相
对于三元里抗英事件，中方不同人的记叙相差很大，让人无所适从。英军方面的记录则相对一致，可信度更高。
另外，英方的说法也比中方的记载更符合常识。如茅海建所言：
“如果以装备落后、缺乏训练、组织不严的三元里等北郊各乡民众，强攻拥有先进武器的英军阵地……若不是余保纯及时劝解，民众的攻势将会付出重大代价而不得不败退……这一推论，当属军事常识，无需深论。”
毕竟，清朝正规军在关天培、陈化成等名将率领下，面对英军，依旧不堪一击。
即使如此，按照英军的官方记录，三元里抗英事件使其伤亡28~49人，在鸦片战争中，也是仅次于镇江之战、广州之战和乍浦之战的一次重大伤亡，给英军留下深刻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