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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宗王苏舆：试析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巴以问题上的共识、差异与影响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 公众号 · · 2025-01-20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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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宗王苏舆：试析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巴以问题上的共识、差异与影响

作者：张文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王苏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美国研究》2024年第6期；美国研究

巴以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美国则是影响中东局势的主导性力量。冷战结束后，美国先后发动海湾战争、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并遏制伊朗，中东局势不断变化，巴以问题时常被边缘化，但一直是美国需要管控和推动解决的重要问题。面对冷战后国际和地区形势的不断变化，美国历任政府和各届国会在处理巴以问题上，既表现出严重偏袒和强力支持以色列的共性，也在针对巴以“两国方案”上表现出明显分歧。关于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美国两党为何均高度支持以色列等问题，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而本文的重点是分析美国两党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差异，因为这些差异不仅影响美国国内政治，也影响美国中东政策走向，影响美国处理巴以问题的方式。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这种分歧凸显。在以色列大规模进攻加沙并导致该地陷入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的背景下，民主党的拜登总统、哈里斯副总统及其共和党对手特朗普、国会两党议员在是否支持“两国方案”、是否“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上的不同表现，为研究两党政策提供了新的窗口。

试析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巴以问题上的共识、差异与影响美国研究本文以案例的形式梳理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两党的不同表现，在此基础上分析这种政策“温差”背后的动因。特朗普赢得2024年美国大选并重新执政后，其推行的亲以色列政策可能使巴以问题再度被边缘化。

一 冷战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对待巴以“两国方案”的政策比较

巴以问题的产生和发展演变，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美苏操控等大国政治等因素息息相关。美苏冷战的大部分时期，美国坚定支持和严重偏袒以色列、否定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冷战结束后，美国依然偏袒和支持以色列，但开始重视和推动落实以巴以“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为目标的中东和平进程。在此过程中，美国两党交替主导的政府和国会在对待该方案以及如何处理与以色列的关系上既存在共性，也存在一定差异。

首先，民主党在外交上一直主张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但不断对以色列右翼政府做出妥协，支持“两国方案”的力度不断减弱。苏联解体和老布什政府打赢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中东获得梦寐以求的主导权，为进一步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开始接受“两国方案”。克林顿政府开启并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中东和谈。1993年克林顿政府推动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白宫签署《奥斯陆协议》（The Oslo Accords），各方同意巴以“两国方案”路线图及“以土地换和平”原则，规定巴勒斯坦停止武装斗争，以色列逐步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撤军。克林顿政府为推动落实协议做了不少外交努力，但由于巴以在东耶路撒冷主权、难民回归、以色列是否退回到1967年战争前的边界、定居点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协议难以落实，1995年拉宾遇刺更是重创和平进程。1996年代表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上台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提出“以安全换和平”口号并采取强硬立场，巴以谈判陷入停滞，美以关系也因此出现波折。1999年以色列工党领导人巴拉克出任总理后，积极支持“两国方案”，美以关系才出现回暖，次年克林顿政府还与巴以领导人举行戴维营峰会(Camp David Summit)，但未能促成双方达成协议。以色列利库德集团领导人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 在2000年9月不顾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抗议，强行“参观”伊斯兰圣地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践踏了穆斯林的尊严,引发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和平进程再度中断。

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美国人厌战情绪高涨的背景下，民主党人奥巴马赢得大选并入主白宫。承诺要退出反恐战争的奥巴马十分重视改善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并为此加大力度推动“两国方案”。2009年在埃及开罗大学的演讲中，奥巴马表示，实现巴以“两国方案”符合以色列、巴勒斯坦、美国和世界的利益。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奥巴马抛出推动巴以和平的六点主张，包括：基于1967年界线，界定国际承认的巴以边界；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181号决议精神，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相互承认对方；为巴难民问题提供公正、合理及现实的解决方案，提供国际援助，实现其永久定居；寻找让耶路撒冷成为国际承认的巴以两国首都的方案；满足以色列安全需要，结束非法占领，实现巴以共同和平；按照《阿拉伯和平倡议》(Arab Peace Initiative)规划，结束冲突及现有声索，实现各方关系正常化，共建地区秩序。为落实相关倡议，奥巴马政府派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频繁在中东开展穿梭外交，但由于2009年重新上台的内塔尼亚胡政府坚决反对“两国方案”，更反对奥巴马就伊核问题推动的“P5+1”谈判，美以关系频生龃龉，和平进程难以推进。2015年3月，内塔尼亚胡受邀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强烈反对奥巴马以对伊朗的“重大让步”来推动《伊核协议》，其试图利用共和党的力量对付奥巴马政府，公开介入美国国内政治，导致美以关系更加恶化。

拜登政府2021年执政后仍延续民主党主张“两国方案”的惯例，恢复被特朗普政府中断的对巴勒斯坦的经济、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但没有公布推动巴以和谈的“路线图”，其对“两国方案”的投入实际上比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投入的都要少。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同样在外交表态上坚持“两国方案”，在2024年7月接替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与到访美国的内塔尼亚胡会面。哈里斯向这位以色列总理明确表示，她将坚持巴以“两国方案” ，“现在很难想象实现该方案的前景”，“但两国解决方案是确保以色列保持一个安全的犹太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唯一道路，也是确保巴勒斯坦人最终实现他们应得的自由、安全和繁荣的唯一道路”。

其次，共和党在冷战后和反恐战争期间也支持过“两国方案”，但随着代表右翼民粹势力的特朗普掌权并控制共和党，美以右翼势力合流，共和党基本上抛弃了“两国方案”。小布什政府将反恐和从事伊拉克战争作为中东政策的核心，为争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也一度积极推动巴以和谈。执政之初，小布什政府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声称要推动巴以两国放弃暴力和恐怖、实现“和平共处”，还支持联合国通过决议，敦促以色列尽快从约旦河西岸撤军及停止在巴勒斯坦地区兴建定居点。2002年6月提出中东和平“路线图”后，小布什政府与俄罗斯、欧盟、联合国的代表协商，细化计划的内容并确立分阶段实施路径。这包括巴以停火、巴方打击恐怖主义、以色列撤离部分占领的巴方领土、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建立临时巴勒斯坦国、推动巴以就边界问题谈判等。但小布什没有支持巴勒斯坦的边界主张，在巴以冲突期间指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支持恐怖主义”，并纵容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派兵孤立和围困阿拉法特，导致后者权威受损、过早死亡及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此后，由于“路线图”本身的缺陷、沙龙的中风、巴强硬派哈马斯控制加沙、巴以相互报复等因素，巴以谈判停滞。

与前任奥巴马政府与内塔尼亚胡关系紧张不同，特朗普政府“全面讨好”以色列政府。特朗普2017年执政后，对以色列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支持措施，如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不反对以色列在争议区兴建新的定居点；多次削减对巴勒斯坦的援助，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启动《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进程，推动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制裁；等等。可以说，特朗普政府不是简单地偏袒以色列，而是彻底站到了以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以色列右翼政府一边，抛弃了“两国方案”，这实际上将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作用从“调停”变成了以色列的“共谋”。

特朗普政府极端“挺以”和抛弃“两国方案”的政策招致了民主党的不满。2019年12月，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提到美国两党在过去20多年中对“两国方案”的支持，宣称“两国解决方案的结果……既可以确保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主国家的生存，又可以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国家的合法愿望”。决议还指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定居点扩张、单方面吞并领土以及在与以色列谈判框架之外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努力”。这个决议是对特朗普的一个警告，但仅仅具有表达民主党意向的意涵，对特朗普政府没有任何约束力。

2020年1月28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特朗普借机抛出了自称为“世纪协议”(Deal of the Century)的巴以和平方案——《从和平到繁荣：改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生活的愿景》（Peace to Prosperity: A Vision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People）。这个计划包含被严重扭曲的“两国方案”，例如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承认以色列对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的主权，仅要求以色列在未来四年停止扩建定居点；成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耶路撒冷东部郊区的阿布迪斯为首都；将巴勒斯坦实际控制的领土扩大一倍，但分给巴勒斯坦的领土将保持开放，四年内不得开发。这个方案完全背离联合国支持的“两国方案”，剥夺了巴勒斯坦的一系列权利，不仅遭到巴勒斯坦方面的强烈抵制，也遭到由50多个伊斯兰国家组成的伊斯兰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OIC）的拒绝，后者呼吁所有成员国“不要参与该计划或以任何形式与美国政府合作实施该计划”。

美国两党虽然对待“两国方案”的态度不同，但均对以色列给予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在安全和外交问题上。实际上，以色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数据，1946年至2023年，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援助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军援超过2300亿美元。美以还于2016年签署了为期10年的军事援助谅解备忘录，据此，从2019年至2028年，美国承诺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8亿美元的军援。同时，美国还向以色列提供政治、外交、科技等领域的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巴以问题的众多表决中，美国都严重偏袒以色列，频繁行使否决权。这种支持成为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为以色列右翼拒绝“两国方案”、不断蚕食鲸吞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提供了主要助力。

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新一轮巴以冲突问题上的 政策比较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均推行以服务大国竞争为核心的中东政策，其核心是通过推进《亚伯拉罕协议》进程，实现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以更有效地孤立伊朗及其领导的“中东抵抗之弧”。拜登不断推动沙以关系正常化的做法加剧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危机感。控制加沙的哈马斯认为一旦沙以建交，巴勒斯坦将失去最为重要的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建国的最后希望可能破灭，遂于2023年10月采取了袭击以色列的“阿克萨洪水”（Al-Aqsa Flood）行动，试图以此延缓甚至打断沙以关系正常化进程。

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两党、府会均强烈谴责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径”，支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拜登在袭击发生后访问以色列以示支持，并批准了国会两党高票通过的《2024年以色列安全补充拨款法案》(Israel Security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 Act, 2024)，允许向其提供264亿美元的援助。美国两党对军援以色列的支持，与两党在是否继续对乌克兰军援上的分歧和斗争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在巴以冲突期间，两党在支持以色列的程度上也存在一定差异。与拜登-哈里斯政府总体支持但有所保留不同，共和党则展现出“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立场。

首先，在对待以色列军事行动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问题上，民主党批评以色列制造人道主义灾难，敦促其尽快停火，而共和党则强调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随着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导致加沙大量平民伤亡，拜登政府受到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不断对内塔尼亚胡施压。拜登政府指责以色列军队对加沙“无差别的轰炸”，要求其限制进攻规模和进行精确打击，注意避免平民伤亡；警告内塔尼亚胡在没有保护当地平民的方案的情况下不应进攻加沙南部的拉法城；敦促内塔尼亚胡及早开放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尽快与哈马斯达成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协议，并考虑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等。拜登因高龄问题与特朗普辩论表现不佳被迫退选后，代表民主党角逐2024年美国大选的副总统哈里斯，既表示支持以色列对抗伊朗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又要求以色列约束军事行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则指责拜登在全球舞台上的“软弱无能”导致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要求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彻底消灭哈马斯”。

其次，在是否应动用军援杠杆对以色列施压上，民主党谨慎支持，共和党则坚决反对。由于内塔尼亚胡无视拜登政府施压并继续在加沙滥杀无辜，民主党酝酿并推动减少军援来约束以色列。2024年4月5日，包括众议院前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内的30名民主党众议员联名致信拜登总统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声称如果以色列我行我素，“我们敦促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在内塔尼亚胡政府不顾拜登的劝阻执意派军队攻入拉法城后，拜登政府暂停向以军输送部分弹药，并批评内塔尼亚胡“出于个人政治目的拖延在加沙的冲突”。共和党则对民主党在“以色列遭受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攻击”时对以色列施压感到愤怒。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以224票赞成、187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以色列安全援助支持法案》(Israel Security Assistance Support Act)，要求行政部门继续向以色列运送国会已批准的军援。该法案提案人均为共和党议员，224张赞成票中208票为共和党议员投下，187张反对票中184张为民主党议员投下，基本按党派立场划线。法案要求政府“迅速交付”国会批准的对以色列武器转让，包括被拜登政府暂停的3500枚2000磅炸弹和500磅炸弹的转让，并威胁称若拜登政府不采取行动，“国会将冻结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的办公经费”。不过，该法案未能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

再次，在对待内塔尼亚胡在巴以冲突期间访美的问题上，民主党内部出现分化，而共和党则热烈欢迎。2024年7月，内塔尼亚胡受美国国会两党领袖的邀请，第四次在国会发表演说。这次访问是共和党议员竭力推动的结果，而100多名民主党议员则通过拒绝到会的方式表达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内塔尼亚胡在演说中表示，必须实现加沙“去军事化和去极端化”,必须捍卫以色列的安全和解救全部人质，并驳斥了以色列军队杀害加沙平民、制造大规模饥荒和人道主义灾难的说法。共和党议员展现了对内塔尼亚胡的坚定支持，而以缺席方式表达不满的民主党议员，既有前众议长佩洛西、参议院多数党党鞭理查德·德宾(Richard Durbin)、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重量级议员，也有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进步党团的议员，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哈里斯则以开展竞选活动为由避免到会。佩洛西批评内塔尼亚胡的这次演说为“美国国会邀请的外国政要中最糟糕的一次演说”，而科尔特斯则声称内塔尼亚胡是“战争罪犯”。

三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政策差异的根源分析

美国两党对巴以问题的政策“温差”是长期存在的，这与两党的选民基础不同、美国犹太裔的分化以及两党外交理念的差异有关。由于此轮巴以冲突与2024年美国大选相叠加，美国国内“挺巴”和“挺以”的各派势力持续斗争，试图借助选举影响政府政策，美国两党在巴以问题上的差异被放大且呈现高度的政治化。

首先，从选民基础看，民主党选民更同情巴勒斯坦，而共和党选民更同情以色列，这种分歧导致两党的政策偏好长期存在。少数族裔、青年、女性、无神论者等群体是民主党的选民基本盘。这些群体总体上思想左倾、文化多元、相对弱势、注重平等，长期以来比较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境遇，反对以色列依靠强力蚕食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共和党选民则主要由中老年白人、福音派教徒、其他宗教保守派、无大学学历者等组成。这些群体对以色列有更多的好感。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5月的民调显示，在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的人中，60%更有可能表达对以色列人的好感，64%对巴勒斯坦人有好感，而在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人中，78％更可能表达对以色列的好感，只有37％对巴勒斯坦有好感。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两党选民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好感度都出现下降，但党派上的差别依然明显。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从2023年到2024年，对以色列有好感的民主党人占比从56%降到47%，共和党人占比从82%降到77%；对巴勒斯坦有好感的民主党人占比从36%降到26%，共和党人占比从9%降到6%。

在此次巴以冲突期间，对巴勒斯坦好感度较高的选民群体虽然人数不多，但展现了较大的政治能量。面对以色列对加沙的大规模轰炸和地面进攻，面对数万巴勒斯坦人的死亡和近十万人受伤的现实，同情巴勒斯坦的民主党支持者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要求拜登政府施压以色列停战。这些抗议活动中，表现最抢眼的是阿拉伯裔群体和大学生群体。

美国的阿拉伯裔穆斯林及其祖先多来自黎巴嫩、也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出于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原因，该群体长期以来便高度同情巴勒斯坦，在政治上也支持民主党。该群体目前人口约350万，约60%有投票权的选民在2020年大选中支持了拜登。面对加沙的惨状和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支持，该群体向拜登发出了明确的选举威胁。2023年12月，来自密歇根、明尼苏达、亚利桑那、威斯康星、佛罗里达、佐治亚、内华达和宾夕法尼亚等州的阿拉伯裔团体发起“放弃拜登”（#Abandon Biden）运动，誓言形成投票联盟，要让拜登成为“一届总统”。在两党激烈争夺且阿拉伯裔集中居住的密歇根州，该群体的选举威胁引起了拜登及其竞选团队的高度重视。2024年2月，在密歇根州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阿拉伯裔社区领袖又发起“不作承诺”投票倡议，导致该州超过10万多选民在选票上勾选“不作承诺”选项而非明确支持拜登，以抗议“拜登资助战争导致加沙的种族灭绝”。这一选举威胁成为促使拜登访问底特律的重要原因。在宾夕法尼亚和佐治亚等摇摆州，阿拉伯裔向拜登发出的信息同样明确：没有加沙停火，就不去投票。接替拜登参选的哈里斯虽然没有拜登那样重的政治包袱，但也十分注重争取该群体的支持。

此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发生了“挺以”和“挺巴”示威游行。随着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加重，“挺巴”的大学生成为抗议活动的主力。2024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10多所美国高校的抗议活动升级，学生们在校园里建立“加沙团结营地”，高呼“解放巴勒斯坦”“停止种族灭绝”“种族灭绝乔（拜登）”等口号。愤怒的学生还将矛头指向美国国内强大的支持内塔尼亚胡的犹太利益集团，指向被金钱控制的校方和被收买的政客。旨在打击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抵制、撤资、制裁”运动的声势也一度高涨，以学生为主体的“哥伦比亚大学种族隔离撤资联盟”(Columbia University Apartheid Divest, CUAD)等组织就要求校方终止与被认为支持“以色列种族隔离”的企业之间的合作。

与同情和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主党选民相比，意识形态保守、宗教情结浓厚的基督教福音派作为共和党选民联盟的关键组成部分，则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福音派与犹太人在价值取向上趋同，因崇信基督教“启示神学”和末世论而对以色列持高度支持的态度。乔治·华盛顿大学宗教学者克里斯托弗·罗尔斯顿（Christopher Rollston）称，“福音派中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犹太人民是上帝的子民”。共和党选民的宗教情感和保守倾向，与一个日益右倾化的以色列在情感和政治上更加契合。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驻美大使鼓励高度亲以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支持特朗普，从而为“特朗普-福音派-内塔尼亚胡政治轴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由于此轮巴以冲突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美国人整体上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和内塔尼亚胡的不满都出现上升，但共和党人的态度则和大多数美国人不同。根据盖洛普（Gallup）咨询公司所做的民意调查，从2023年11月到2024年7月，共和党人对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支持率自71%下滑后又上升到76%，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从55%上升到66%。

在美国大选的背景下，强烈同情巴勒斯坦的选民，展现了对巴勒斯坦人事业的声援，促使民主党政府在外交上坚持“两国方案”，对以色列大规模的镇压行动表示谴责。同时，由于共和党选民基本盘高度同情和坚定支持内塔尼亚胡政府，共和党政客无须面临民主党政客一样的国内压力，得以展现对以色列“坚如磐石”的支持。

其次，受美国政治极化和以色列右翼势力长期执政的影响，美国国内的犹太裔选民和组织立场分化，削弱了该族群作为一个整体的游说力量。犹太裔仅占美国人口2.4%，但在美国政治、经济、金融、媒体、影视、教育等领域发挥着与其人口比例不相称的巨大影响力。1967年的中东战争后，以色列政府和美国犹太组织相结合，推动美国在中东几乎所有冲突中均严重偏袒以色列。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美国学者甚至认为，以色列政府利用在美国国内影响力惊人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AIPAC）等利益集团，在相当程度上“绑架”了美国的中东政策，实际上损害了美国在中东更广泛的战略利益。

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美国犹太裔内部的分歧甚至分裂更加明显，不同派别追随不同的政党，对待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态度也相应分化。总体来看，犹太裔非正统派信奉自由主义，主张政教分离，维护少数族裔权益和女性堕胎权，在政治上支持民主党，对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保持警惕，认为其思想内核具有种族主义的反犹倾向。对于以色列政坛的右转、以政府推动定居点扩张和施暴巴勒斯坦人，犹太裔非正统派极为不满。

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一些在美国政坛很有影响力的犹太裔民主党人就猛烈抨击内塔尼亚胡，与犹太裔非正统派保持了一致。2024年3月14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美国民选的最高级别犹太裔官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发表演讲，在猛烈抨击哈马斯的同时，批评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极右翼拒绝“两国方案”、纵容和支持犹太定居者侵占约旦河西岸土地、在进攻加沙中造成大规模平民死伤等做法“是当前中东和平进程的最大障碍之一”。舒默还声称自己的主张代表美国犹太裔主流，“两国方案”是能够实现巴以和平、繁荣的唯一解决方案，并呼吁以色列国内举行新的选举，这相当于暗示只有“换掉内塔尼亚胡”才能实现和平。美国最资深的犹太裔议员、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则指责内塔尼亚胡的极右翼政府对加沙的“全面战争”违反国际法；呼吁美国政府“利用其提供的数十亿美元资金作为杠杆”来约束以色列。犹太裔非正统派的一些组织，如犹太街（J Street）、犹太教改革派联盟（Union for Reform Judaism，URJ）等在各自网站上声称坚持“两国方案”，并支持拜登政府和国际社会对内塔尼亚胡施压。

相应地，犹太裔正统派和超级正统派信奉保守主义，认为美国自由主义的泛滥会冲击美国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传统，在政治上紧紧追随共和党。“正统派联盟”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其成员积极赴以色列游历、求学、定居、置产、兴业，大多还赞同以色列政府在被占领土扩建定居点。犹太裔共和党联盟（Republican Jewish Coalition, RJC）、美国锡安主义组织（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 ZOA）、美国主要犹太组织主席会议（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等组织均高度认可并支持特朗普政府及其中东政策。巴以冲突爆发后，这些组织有的批评拜登的“反以色列”政策，有的不满拜登暂扣国会批准的对以军援，有的则明确反对舒默对内塔尼亚胡的批评，并声称美国官员不应对作为主权国家的以色列指手画脚。

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游说组织之一，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这样的犹太裔建制派组织致力于在美国推动对以色列的跨党派支持。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坚定支持内塔尼亚胡政府，其在2024年3月举行的政策协调会邀请了国会两党领导人和一些议员，会议手册和立法建议的内容，基本上与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主张一致。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还反对拜登政府的停火倡议，反对拜登制裁在约旦河西岸袭击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定居者，反对为向以色列提供军火附加限制性条件。

在祖籍国以色列处在战争状态时，实力和影响力强大的美国的犹太裔本应团结一致，游说美国政府完全支持以色列。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美国犹太裔在对待内塔尼亚胡政府上态度分化，而美国两党的政客又在利用和放大犹太裔的分裂,不仅进一步削弱了该族群的影响力，还使两党在巴以问题上的分歧具有各自的“道义基础”。

最后，从外交理念和传统来看，民主党更注重人权、国际道义及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而共和党则重视依靠实力强行塑造中东秩序。建立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巴以两国和平共处，是联合国确立的、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的和平方案，是实现国际正义的途径。美国两党基于各自的外交理念，对此采取不同的态度。

民主党注重通过多边主义维护美国的软实力和地区影响力。奥巴马政府将管控巴以问题作为改善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形象、维护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重要抓手，尽力在以色列和同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拜登政府实施以遏压中俄为核心的大国竞争战略，战略重点在亚太和欧洲，中东是其实施战略收缩的地区，而收缩的途径是力图以较低的战略成本维持美国对地区的主导权。拜登政府202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将通过《亚伯拉罕协议》寻求扩大和深化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严格遵守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并继续推动可行的“两国方案”。同时，拜登政府对伊朗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联合中东盟友遏制伊朗及“中东抵抗之弧”，另一方面与伊朗保持外交接触，控制其核活动以及反美、反以的烈度。可以说，这套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密集的外交活动和有限的军事行动稳住巴以、稳住阿拉伯盟友、稳住伊朗，以维护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多次派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访问沙特、埃及和卡塔尔等国开展穿梭外交，体现了民主党对多边主义的重视。

共和党倾向于单边主义和鹰派立场，习惯于运用美国的强大实力塑造地区局势。美国的右翼保守势力，对伊斯兰极端势力和伊朗有更强烈的敌视，并更愿意采取以武力为核心的单边行动。小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发动反恐战争，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并为此更加依赖以色列，倾向于将巴勒斯坦人武力反抗以色列欺压的行为归因为“恐怖主义”。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里根的传统保守派、小布什政府的新保守派和特朗普的“新右翼”，均对伊朗实施了更大力度的军事威慑、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由于伊朗领导的伊斯兰什叶派在中东的影响扩大，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实施了极限施压，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的能源业实施了严厉制裁。在全面遏压伊朗的过程中，共和党政府自然更加倚重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也因而更少顾及巴勒斯坦的利益和诉求。

四 美国民主、共 和两党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走向

美国两党既有高度的“挺以”共识，又在巴以“两国方案”及更广泛的中东政策上存在一定差异，因此美国的政党轮替必然影响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特朗普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卷土重来，共和党得以控制国会两院，将使美国的中东政策更加强硬，支持以色列、冷落巴勒斯坦、遏制伊朗的色彩会更浓。同时，民主党对“两国方案”的坚持也将更为空洞，政策意涵会更加淡化。

首先，特朗普政府对巴以“两国方案”的抛弃，以及美以勾连牺牲巴勒斯坦利益的做法可能更加露骨。冷战后美国多届政府都曾积极推动巴以和谈，在以色列政府愿意和谈的情况下，相关谈判会取得一定进展，但问题在于落实难。在以色列拒绝“两国方案”及拒绝谈判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并不会强压以色列。由于特朗普及共和党基本上已经抛弃了“两国方案”，执政后可能默认甚至支持内塔尼亚胡政府否定巴勒斯坦建国权的立场。

内塔尼亚胡因未能预警和阻止哈马斯的大规模袭击、未能在短时期内消灭哈马斯、未能解救全部人质、未提出一个令以色列人信服的战后治理方案，在以色列国内备受压力。为了巩固执政地位，内塔尼亚胡在军事行动中不顾巴平民伤亡，并通过轰炸伊朗驻叙利亚使领馆，在伊朗境内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与伊朗的有限军事冲突等方式延长和升级中东的冲突。在特朗普胜选后，内塔尼亚胡迅速更换了相对温和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展现了彻底消灭哈马斯及长期军事控制加沙的意图。

巴以和中东冲突的蔓延，使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遭遇一定挑战，但其拒绝“两国方案”、消灭哈马斯和对抗伊朗领导的“中东抵抗之弧”的政策得到了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支持。实际上，经过对巴勒斯坦长期的封锁、控制、镇压，以色列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和心理优势，从政府到民间都很难接受以1967年“六日战争”前的控制线为基础的“两国方案”。经过几十年的蚕食鲸吞，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不断被侵占和分割，居民被监控、驱逐、监禁、镇压和杀害。约旦河西岸不仅被以色列修建的隔离墙分割得支离破碎，还遍布犹太人的城市和定居点，居住着数十万以色列人，而这些以色列人已经把占领的土地当作自己的家园。不管是右翼联盟还是左翼联盟，任何一个以色列政府都难以承认巴勒斯坦国。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需要强行迁移约旦河西岸大批的犹太居民，并将以色列视为神圣之地的东耶路撒冷交给巴方，这是以色列难以做到的。经过此轮巴以冲突，加沙几乎被夷为平地，哈马斯遭受重创，约旦河西岸被进一步控制，以色列接受巴勒斯坦建国的意愿进一步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可能支持以色列长期占领加沙，并以支持加沙重建为条件，推动落实损害巴勒斯坦人利益的“世纪协议”。另外，巴以冲突引发更多国家对巴勒斯坦人遭遇的同情，挪威、爱尔兰、西班牙等一些欧洲国家也加入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行列中。现在世界上有140多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而这是指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将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立场背道而驰。

其次，特朗普政府将继续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进程，以帮助以色列改善安全环境，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将面临来自美国的更大压力。以埃及、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曾经是支持巴勒斯坦人事业的重要力量。但随着泛阿拉伯主义的退潮，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力量上升，沙特、埃及、约旦等国更多从国家利益而非“阿拉伯兄弟”的视角看待巴以问题。此轮巴以冲突期间，沙特、埃及、约旦等国均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滥杀无辜，声援巴勒斯坦人。在国内外的压力下，沙特国王多次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罪行，敦促以色列全面撤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表示将“继续努力，争取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在巴勒斯坦国建国之前不会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但与历次中东战争不同，这些阿拉伯国家在此轮巴以冲突中既没有在军事上打击以色列，也没有在经济上制裁以色列。

张文宗 王苏舆：试析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巴以问题上的共识、差异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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