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來即有左圖右書的傳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雖然是神秘化的傳説，但是上古記錄從圖畫到文字的發展歷程，應該是合乎邏輯的必然。故宋楊甲《六經圖》有序云：“古之學者，左圖右書，索象於圖，索理於書，故其義可陳，其數可紀，舉而厝之，如合符契。”禮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表徵，號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如此廣博的內容，自然需要成文記錄而備忘，但更依賴熟悉掌故與具體操作規程的耆老記憶，“文獻”一詞的含義即導源於此。禮儀實踐，主要體現於名物度數，周旋揖讓，單純的文字記錄難言其詳，相較之下，圖解則可一目了然。因此，自東漢鄭玄以下，即有《三禮圖》撰作之記載。延至宋初，聶崇義博采先儒三禮舊圖，參考六本，纂成《三禮圖集注》（傳本亦名《新定三禮圖》）。
宋代是禮圖文獻的興盛時期，聶書之外，尚有陳祥道《禮書》、楊甲《六經圖》、楊復《儀禮圖》以及各類禮書附圖。其中，聶書奉旨撰作，取材淵源有自，又加考訂按斷，影響最巨。但是，圍繞聶書的圖文內容，自宋儒以降，每多詬病，譏其禮器圖以意為之，與實器不符，全無來歷；宮室車服儀節圖，亦與鄭注多有違異。時至今日，基於科學的考古觀念，學界對於聶書之類傳統禮圖，依然沿襲類似的批評意見，少有進行深入研究者。
卿蔚博士此書試圖還原歷史語境，將宋代禮圖類文獻置於禮制復古與金石學發軔的雙重背景之下，通過審視聶崇義《新定三禮圖》的致思理路，考察宋人的禮學觀與禮器知識譜係。書中選取匏爵、尊彝、瓒器、瑞玉諸類最具代表性的禮器圖作為研究對象，分別考釋其禮儀功用與形制、定名問題。禮儀必須借助于禮器方能舉行，而使用何種禮器行禮，以及禮器如何組合，都有禮義的內涵，故古人有“藏禮於器”之説。聶書緣起於承旨摹畫郊廟標準祭器，主要通過勘定舊圖、揣摩三禮經注文義而撰作，其禮圖實際是以圖的形式，構建起禮文與禮器的橋樑，以便閲者跨越晦澀難解的文辭，直觀認識禮儀。因此，聶書的基礎是傳統禮學詮釋，屬於“尊文釋器”，故本書名之為“以圖釋禮”。
宋代金石學興起之後，多見上古器物，撰作於聶書之後的《考古圖》《博古圖》之類金石圖錄，根據出土器物描摹，眼見為實，很快顛覆了宋人對禮器圖的認知，《新定三禮圖》因為於古無據，遂遭棄用。卿蔚博士研究認為，“禮器”作為“禮”外化而來的物質外殼，不能等同於一般器物。禮圖“因名圖器”，金石圖“因器定名”，存在“依義”還是“依形”的根本之別，具有各自的學術背景，二者不宜相強。書中就代表性禮器的定名與分類所進行的具體考釋，可以看出聶書基本還原了各類禮器的本質屬性，而且有禮學取義、整體觀照方面的優長。相較而言，金石圖多是見器而不見禮，分類僅據器型功用，定名除自名者外，亦不無訛誤。如“爵”“斝”等器名，即因為宋代金石圖定名的干擾，沿誤至今。卿蔚博士的這些思考，非常具有啟發意義。我們平常參觀博物館，禮器大多依據時代、功能、材質等因素分類展陳，往往是見器不見禮；如果能夠根據禮書記載的應用場景，依次佈列，或許更有利於觀衆體認古代禮儀文化。因此，時至考古科學發達的今日，傳統禮圖還不無其意義。
卿蔚博士接受過系統的古文字學與古典文獻學的培養，具有較強的問題意識和分析能力。此書注重古文字、古典文獻和考古學的融會貫通，並付之考據實踐，而且廣泛佔有文本、圖像和出土器物資料，顯示出新一代學人開闊的學術視野和交叉研究的能力。雖然不無稚嫩之處，相信假以時日，定能學有所成，姑以待之。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