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 BAZAAR专访陈冲：时间与记忆中的奇迹

摄影：Russel Wong 黄国基

2020年初，陈冲在冰岛参与美剧《世界尽头的一场谋杀》（Murder At the End of the World）的拍摄。摄制组刚到冰岛一周，日益严峻的新冠疫情就使得大家不得不停工，陈冲得闲待在酒店里，安心写作。

按照她的习惯，她很少会在影视工作进行当中写作，她觉得自己“思想集中方面是有一些问题”，无法同时进行多件事情。因此，她写出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每个月安排好其他工作之后，在专门抽出的一周左右的时间内专注完成的。

最初，这些文章是交给朋友/编辑“老金”金宇澄的“作业”，按照每月一篇的节奏发表在《上海文学》的个人专栏“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上；到今年，这些文章汇总成了陈冲第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猫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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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岛的工作并不紧张，加上疫情的影响，陈冲有大量的时间独自一人待在酒店里。

在小镇埃伊尔斯塔济（Egilsstaðir），面对勒居林河（Lagarfljót）宽阔的水面和四周静默的无边原野，极光在夜空中闪烁变幻，人的身影显得渺小而孤寂，时间也在辽远的天地间变得具象化。

“我当时的感觉就好像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现在，也就是此刻，比米纸还薄。你就在穿梭着，想象‘现在’到底是什么。它真的比米纸还薄，就在刚刚，前一秒不就已经变成过去了吗？”冰岛的自然景致给陈冲带来了异样的时空感受，在当时写下的那篇名为《唯一不朽的只有此刻》的文章中，她在开篇谈论了科学家们眼中的时间，作家描写的时间。她最喜欢的是博尔赫斯所描写的：“时间是构造我的实质，它是将我卷走的河流，但我就是河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她写作的“时间观”，“回到那么久远的过去，你的确会思考时间，它是书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时而会觉得模糊，时而觉得‘我是不是记错了’，时而又会发现过往和未来，像平行的一样放在你面前，一条无限的时间长线能被你完整地看见……”

陈冲如今也清晰记得当时在冰岛的感受，看到那片奇异的天空，仿佛可以看到宇宙的尽头，也似乎可以想到人生的终点。

在另一篇回忆哥哥陈川的文章《孤独和欲望的颜色》中，她写到：其实任何对未来的幻想，都是一种怀旧。 人类似乎在一条混乱的单向道上茫然狂奔，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脚步。喘息间我们暮然回首，瞥见一眼远古和永恒，唤起莫名的惆怅和渴望。

正如电影《星际穿越》中，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所表达的，爱是唯一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事物。对陈冲来说，对家人的爱、对每个当下细微的情绪感知，能够来回反复穿越一层层“米纸”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属于她的“情感可持续”。

看过陈冲的电影，读过陈冲的文章，你需要花上一点时间才能真正理解和确认她反复提到的：“我自己的本性是非常羞于表达感情的”。

她家庭也是如此。在陈冲的记忆里，父母、哥哥、姥姥，没有人会用言语直接表达感情；她觉得这是流淌于血液当中的性格，甚至“到了某一种极端”。除了丈夫和两个孩子，她不记得自己和任何人说过“我爱你”，她没有办法去越过这样一条鸿沟。“哪怕有时候，拍摄结束了，和摄制组朝夕相处的人说再见，其实心里是有感触的，我仍是会尽量避免的。我是偷偷走开的那个人，没有那种表达、拥抱或是怎样。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和演艺生涯，我完全可以模仿别人的样子，但面对这种场景，我依然是尴尬和非常僵硬的。”

1981年8月，陈冲赴美留学。离开的当日，父亲没有像其他家人朋友那样去机场送他，与父亲的告别发生在家里，在平江路那栋“黑瓦白墙的房子”里。炎炎夏日，家中习惯挂上厚重的窗帘以遮挡灼热的阳光，在异常昏暗的房间里，父亲轻描淡写地陈冲说：“你是今天下午走，我午睡，就不去送你了。”陈冲回应，“我不吵醒你”。

她清楚，父亲不想在机场流露出任何情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冲对自己出国前的记忆并不十分清晰。直到母亲去世后，她回到上海整理母亲留下的遗物，才通过一沓父亲写下的“介绍信”回忆起更多事情。在陈冲出国之前，首先出国的是她的母亲，半年之后，父亲也赴美进修；而还未等父亲完成他原定的工作学习任务，他就回到了国内，因为陈冲的护照申请受到了很大的阻碍，“按当时公派留学的（负责人的）话说，你们如果一家三口都在那儿的话，是不是就不回来了？所以他就放弃了自己的进修赶回来，帮我写信解决护照的问题。”

陈冲已经六十三岁，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尘埃累积，难免有些生活“信件”读取困难。对于过去生活中的不少记忆，陈冲都是在开始写作之后重新回忆起来的。在《猫鱼》的前记中，陈冲将记忆比作“早晨爱人离别后枕头上的柔软的凹印”，而写作让她“突然回到了一片未曾被自己过多调用过的记忆”中。

其实有许多事情，陈冲从未忘记，只是深埋在了头脑的某个角落。或者说，在事情发生的那时那刻，她尚未能准确摸清那个当下的心跳的频率；直到多年以后，相似的情景再现，随着阅历的增加、感知触角的伸展，她才意识到，带动记忆的“米纸”震颤的急促的呼吸，究竟意味着什么。

她坦言，写到某一些时刻，她会觉得欣喜若狂。“因为你能够如此诚实地去表达一个强烈的情感。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无从表达，这可能是一种积压、一份饥渴，所以到了有机会写的时候，它们好像地下岩浆，喷涌而出……”

开无轨电车，是陈冲对自己写作的形容。她写作习惯有感而发，受到什么刺激，记录一下，发一条微博，或默默自己存档。她从不会“先列出一个大纲、再想到一个结构，之后再思考如何完成”，写出的东西常常是“在一地破碎的镜子里找出某个形状”，她曾担心过自己写作的不着边际和缺少“逻辑”，疑惑自己记录下的“陈芝麻烂谷子”到底谁会感兴趣。但从结果来看，成为陈冲的读者是一种幸运，在“一片混乱中”由潜意识和情感自然串起的故事，总是会有超越碎片物理现实严丝合缝拼接的连贯、柔韧和动人。

陈冲还记得自己最初的写作，在不满二十岁的时候，写了一篇短篇小说。

那时，一次上海几所大学联合起来的学生演出把她带去了庐山，时代使然，这群同行的大学生年龄差异巨大，不少人可能比陈冲大上近十岁，他们讨论着存在主义、讨论着意识流文学，他们给陈冲看了卡夫卡的《变形记》，还有泰戈尔的诗。

“当时读过，是刻在心里的一种震惊。”说起那段回忆，陈冲的目光都犀利起来，“我至今都记得《变形记》的第一句话，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只需要一句话，他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说一个人怎么就变成了一个甲虫，他就是能以这样一种自信跟才华（这样说）。他说了，你就信了。”陈冲觉得，那是一种刺激，书籍难得年代里的巨大冲击，是当下物质充裕的世界里再难重现的巨大光亮，“因为我们从一个极其封闭的、狭隘的生活环境当中，突然间看到某一种东西。刺激到了之后，我想到了要创作，我发现，原来我是愿意用文字去‘对付’所受到的这些刺激。我是愿意去用文字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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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变形记》的影响，陈冲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意识流”自传小说，没有什么情节，一切只出于自我感受。尽管事后读起来幼稚，但创作的冲动无法被压抑。

从这一点来说，陈川陈冲兄妹是相似的。曾经有一名美国记者好奇，陈川在那么狭窄贫瘠的环境中长大，怎么会有如此娴熟的欧洲绘画技巧。陈冲在文章中给出了她的解答：其实，他（陈川）对巅峰时期艺术大师的艺术，远比同代美国画家要钻研得更深更多。在富足和开放的文化中，哪里会有他那样饥渴的眼睛，那样不弃的注意力？他看到那些作品，就像在沙漠里看到玫瑰。

问陈冲，当年的《变形记》，回忆中的细节，甚至那些无法被直接表达的情绪，是否也是她的沙漠中的玫瑰？陈冲说，最强烈的体验，一定是在某一种剥夺以后。

陈冲接受Green BAZAAR的视频采访时，正在美国南部参与一部电影拍摄，这是一部圣诞片，喜剧，她在其中扮演一个配角。在此之前，她在温哥华拍摄的也是一部喜剧。

“到了演艺生涯的冬季，我找到了喜剧。这一辈子，总觉得自己深爱的是戏剧，年轻时更爱的是悲剧，但到了一定年龄，看到的‘喜剧’更多一些，看到生命中、生活中的一种荒谬，更容易用喜剧的态度去面对人生。”

金宇澄在推荐序《那些不记得的，蜂拥而来》中提到一件陈川送给陈冲的“西比利亚”貂皮大衣。从编辑的视角来看，他觉得陈冲的“展开”不够，为什么哥哥要送“西比利亚”貂皮大衣？为什么他那么想出去？他怎么走的？如何带上那么多画？

提起这件貂皮大衣，陈冲浅笑，语气像是讲述起一个与她无关的喜剧故事。

她记得当时整理行李快完成，哥哥突然给了她一个大包，里面是一件貂皮大衣。“我当时根本不领情！我跟他抱怨，你这么一来我怎么整理啊。那么多日用品，都快整理完了，现在我又得重新来。”陈冲当时的关注点在自己要带走的行李，当年皮箱珍贵、日用品也难以舍弃，能带的东西有限，总归要仔细鉴别取舍。如此情况下，貂皮大衣仿佛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物件，甚至在美国的某一段时间，陈冲还想过把这件大衣卖掉。

“因为那时候，物质生活是非常贫乏的，根本不懂什么叫貂皮大衣，什么叫昂贵。我们的生存条件决定了当时一切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温饱。现在回头想，我哥也可能觉得，不管怎样，我妹妹也是个电影明星，到了美国得看上去有身价才行。”陈冲最后半推半就地带上了这件貂皮大衣，再怎么说，美国东部也确实要比上海冷许多，她是后来才知道这件大衣的来历的。

当时陈川刚刚美校毕业被分配到上海交大，在他的众多学生里，有一位来自东北、家里从事貂皮生意的学生，陈川当时接画连环画的工作，然后把自己挣来的所有钱，委托他买来了能找到的最好的貂皮，送到上海的“第一西比利亚”商店，为陈冲定做了这件貂皮大衣。

这件大衣，陈冲如今还留着，她想过把它留给女儿，但女儿主张动物保护，并不稀罕，说不定还会反感。“不过其实这件大衣不是最环保的吗？用了四十多年还在用！”陈冲笑着解释，她记得自己后来在美国也买过貂皮大衣，但就是没有哥哥送的这件“亮”，哪怕穿了四十年，也和哥哥刚塞给她的时候一模一样。 “而且当年做得也精致，里面的缎子也四十年了，都没有氧化。线氧化了会脱线，我有次拿回上海请一个裁缝用新线重缝了里子，就是崭新的一件大衣。”

由金宇澄提及的貂皮大衣聊起陈川，不免也让陈冲回忆起她与金二人的故事。她略带模仿意味地讲起金宇澄“抱怨”她为什么不展开陈川的故事，语气加重，落在一个个“为什么不”上，金宇澄说，金宇澄又说，“你写了这条大衣，不说来龙去脉、陈川画连环画这些事情为什么又只提一句就不展开了！”反复说了太多次，或许是“没起到太多效果”，金宇澄自己也释怀了，他最终在推荐序里说到：现想想这么设问，也可能是整个青年时代，我没遇见过一个美术青年。

最终，陈冲还是认真写了两篇她与哥哥文青时代的往事。她说，那两年写作时脑子里只有老金一个读者，反正都是写给他一个人看的。读完后，金宇澄写了这样的感受：“这可能是最有舒适感的编辑记忆了，一个月后，收到详细描述陈川的大段文字，其中还包含了陈川的原文，实在是一种解惑和创建；在那段时光间隙里，兄妹俩竟然呈现了浓郁的上海文艺氛围，几乎是一部关于上海的文艺电影，或陈氏的歌舞片，美术、文学、诗歌和琴声，壁炉跳跃火光，喃喃的深夜私语，都有别于我看稿经验里那时期的上海文学质感，我会联想到那或许就是上海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虚构小说缺失的现场，被非虚构文字完成了。”

《猫鱼》的书名源于陈川记录的一件往事。作为书名，陈冲说，是金宇澄起的。

回忆起哥哥对自己创作的影响，陈冲淡淡地说起来，没有讲述“自己很难表达情感”时紧张的手部动作和不知如何进行的卡顿，没有聊到金宇澄时略感无奈的幽默：

我哥哥，他的确是一个真的艺术家。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真的艺术家。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从小就是这样的。你看一个牛，那个牛是奶牛，黑色白色；但是他有画家的眼睛，他会看到里面所有的细节，因为有阳光、有阴影、有草的反光，他会在黑色与白色之间看到那么多的色彩。他会教我看。从小到现在，他给予我很多艺术上的教育，看到最平凡的画面当中弥漫着的诗意。

还有他的单纯跟专注，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美丽的东西。就是说这一件事情，对他来说是非功利的。他跟我说过，其实搞艺术是一件很自私的事情，因为我画画就开心，不会想到我其实给予了别人什么，他从画画中得到的这一份满足，是只有画画的时候才有、其余时间都不可能有的。因为开始在《上海文学》连载（写作），我也能感受到就是，创作令人满足。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满足人，尤其是艺术家，永远不可能满足。回头看（我的写作），我可以无数遍地、永恒修改下去，那这本书永远也出版不了，不可能满足的。但是，创作本身的动作、过程的确是令你满足的。这一切，其实都是我哥哥对我的影响。”

2021年，在陈川的老师孟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展览上，陈川写下了一篇纪念恩师的文章《孟光时代》，他记录了一条童年时的猫鱼：

如果不是这篇文章，陈冲都要忘记了还有“猫鱼”这个概念。所谓猫鱼，是指菜场出售的一种本该漏网的小鱼，比手指还小，人们会用一两分钱买回来，跟剩下的米饭一起煮给猫吃。随着猫粮的出现，它在人们生活和记忆中渐渐消失。“猫鱼”用上海话说，读作 mǎo eng，和上海话中单独使用的“猫”和“鱼”两个字都有差异，是一个专有名词，陈冲觉得，它有一种独特的神秘感，背后有着某种广袤的东西，“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你总觉得猫跟鱼是对立的，猫吃鱼。但它其实是一个‘产品’，一个专门名词。”

她想，哥哥这一辈子记住了这一条猫鱼。

猫鱼死而复生，是他儿时唯一的一个奇迹。这样一个微小、卑微又坚强的生命，一个 magic，也像是存在在陈冲自己的童年记忆当中，“写作的人应该会理解，关于童年、少年时代情景相关的事物带来的灵感是永恒的。但它也是一件消失了的东西，所以也代表了我写这本书所要起死回生的东西。”

曾经生活中如此普通、亲密的一部分，总会在时间中完全消失。

采访最后，陈冲说道：“我们吃喝拉撒睡，养了一个身体，其实为的就是这些，我们的记忆，和想象。”

GB = Green BAZAAR

陈 = 陈冲

你觉得作为一名写作者被大众所关注到，和作为一名电影人被人们所熟悉，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不一样。写作这件事对我来说还是比较近的一件事，这几年才开始；表演的话，从十几岁开始一直到现在，也是大半辈子、近半个世纪了。在写作中我其实得到的是一种自由，因为电影的话，一个摄制组有它的结构、日程、限制，你只能完成戏中的一部分，要和很多人去互动，它是不可能一个人存在的，这是大家一起做出来的，每一个部门都十分重要。但在写作的时候，我就有这种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自由，这种创作体验很不一样，是另一种欣喜，也是另一种艰难。

你一般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