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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核史 | 李鹰翔：走过漫漫长路，对核工业仍是赤子心

中核集团 · 公众号 · 核 · 2024-11-03 17:10

正文

【口述核史-离休干部访谈】

核工业广大离休干部亲历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他们在核工业的创建、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是中国核事业发展的奠基者、核工业发展的开拓者和核工业精神的书写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目前，核工业健在的离休干部平均年龄达94岁。

在即将迎来核工业创建70周年之际，按照集团公司“整体•协同”年工作部署，集团公司社会事务部联合党群工作部、二二一局、宣传文化中心，组织开展离休干部口述核史活动，采访了参加过核工业创建、改革、发展历程中各领域的离休干部典型代表，探寻老一辈核工业人不为人知的感人事迹和光辉历史，抢救保护核工业重大事件史料，传承核工业精神，赓续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93岁的李鹰翔，每天六点多起床，在家附近的公园活动一个小时。然后主要在家里用电脑上网看新闻和资料，尤其关注与核工业有关的内容。

他个子很高，面容清癯，眼神明亮，满头齐整的银发，举手投足间儒雅又亲切。他经历历史，讲述历史，而自身也成为一部我国核工业的活历史。

从上世纪30年代出生至今，李鹰翔走过了一条长长的路，包括参与和见证了我国核工业体系建立的决策和实施的全过程。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在二机部给刘杰部长当秘书多年，去周总理办公室当面汇报过三次，与周光召、王淦昌、邓稼先等多位两弹元勋接触过，第一时间从电话里听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这些经历，在当代年轻人听来是多么的不同寻常！

不过在他本人来说，是普通而又不普通。“机关工作也就是个普通工作”，而不普通在于，“知道自己在干的事情跟国家的联系，就会感觉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能够参与核事业，是党和国家的一份信任，对自己来说是很荣幸的。”

从“文化”到“武化”

神秘的177办公室

1964年10月16日夜里，李鹰翔的爱人回到家，兴奋地告诉丈夫，今天周总理宣布了一件事。

原来，他的爱人参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东方红》演职人员的时候，宣布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好消息。“大家都蹦着跳着高兴得不得了，周总理开玩笑说，你们小心把这个楼板给跳塌了！”

不过他爱人还不知道的是，李鹰翔其实先她一步，第一时间就知道了这个大喜讯。她光知道他最近几天忙到晚上都不回家，到单位值班去了。由于保密的要求，工作上的事李鹰翔从来都不跟家里说。

他们俩相识于上海，曾经都在文化部工作。1958年，上级找李鹰翔谈话，说中央给二机部调一批干部，要他过去，二机部是搞尖端武器的，“详细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你到了以后就知道了”。

上世纪50年代，在西方大国的核威胁与核垄断之下，中国开始悄悄布局核工业战略版图。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主管我国核工业建设和发展工作，宋任穷为首任部长。1958年，第三机械工业部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

解放前李鹰翔在上海的地下党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到了出版总署，出版总署与文化部合并后就在文化部。“对我来说跨度很大，从‘文化’到‘武化’。”他说，“二机部干部处的处长找我谈话时，我才知道这里是搞原子弹的。”

他跟家里人也不说，“家里人知道我在二机部，可是连二机部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以为是搞机械的。”

在当时的二机部大楼——如今是中核集团总部大楼，二层5号房有一间神秘的办公室“177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对外全封闭，全天候24小时连续工作，流经它的信息在当时是国家顶级机密，外界一无所知。办公室受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直接领导，成员仅有时任二机部办公厅主任张汉周、秘书处处长郑存祚、国防科委二局处长高健民和参谋宋炳寰，还有担任刘杰部长秘书的李鹰翔这5人。

177办公室是中央决定进行首次核试验后，为了做好北京与新疆罗布泊核试验现场的联络工作，由二机部和国防科委联合组织的一个临时工作机构。作为首次核试验的信息枢纽，负责与核试验现场密切联系，上传下达，向中央首长及军内外有关部门报告情况、传递信息，并向试验现场传达中央领导的有关批示和指示。

为了保密需要，给房间的门窗都钉上了两层毯子，使外界看不到里面的工作情况，也听不到里面的说话声音，总参通讯兵部给配备了与核试验现场通话的带有载波机的电话，同时架设了与周恩来总理、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首长办公室之间的直通专线和手摇电话单机。

177办公室执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同前后方重要通话都要复述并记录在值班日志，传送文件都要坐小车两人同行，通话行文涉及原子弹和试验行动的都要用密语，当时报经首次核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审定的密语是：供试验用的原子弹为“老邱”，原子弹装配为“穿衣”，原子弹在装配间为“住下房”，原子弹在塔上工作间为“住上房”，原子弹接插雷管为“梳辫子”，试验现场气象为“血压”，原子弹起爆时间为“零时”。

1963年8月，李鹰翔随刘杰部长来到青海221基地。他回忆说，刘杰部长就是在这一次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定名为“596”。中共中央于1959年6月20日收到赫鲁晓夫信，拒绝按照协议提供原子弹的模型。虽然赫鲁晓夫承诺两年以后再说，但宋任穷部长和刘杰部长都意识到这实际上已经拒绝向我们提供帮助。刘杰部长来到基地，看到大家艰苦奋斗攻关生产的情况后，就和李觉、吴际霖商量，将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程定名为“596”，以此来激励大家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

1964年1月，兰州铀浓缩厂取得了高浓铀合格产品；5月，酒泉核部件厂生产出第一套合格的铀部件；6月，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完成了一比一的模型爆轰试验；8月，试验装置及备品备件全部加工、装配、验收完毕，陆续运往新疆罗布泊试验现场；9月，试验现场完成了单项演练和综合预演。

177办公室于1964年9月28日开始与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代号20）通话，传递的第一个重要信息是供试验用的原子弹的运输情况。9月29日下午2点24分，原子弹由副厂长吴际霖和武装警卫护运，从青海221基地专用铁路线上星站发车起运，途经西宁、兰州、哈密等站，于10月2日上午9时38分安全到达乌鲁木齐。运送原子弹的火车为一级专列（国家最高领导人级专列）运行，采取严密的安全保卫保密措施，沿途都有公安干警警戒，到了两省交界处，负责护送的两省公安厅厅长还要办理安全运输交接手续。沿线铁路检车的铁锤一律换成铜锤，以免产生火花；机车使用的煤都用筛子精心筛选，防止混入雷管之类的爆炸物；专列经过时，横跨铁路上空的高压线暂时停电。原子弹运到乌鲁木齐后，于10月3日、4日先由改装后的伊尔-12飞机分三架次运抵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开屏，然后再由直升机送到试验场靶心铁塔底下。原子弹的铀-235部件和中子源，另由改装后的伊尔-14飞机直接经兰州、酒泉送到开屏，在铁塔下装配间与弹体装置进行总装。

已经过去60年，但对李鹰翔来说，在177办公室里等待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电话那一天恍如昨日。按照预定计划，办公室都在等下午三点钟的那个时间，呼吸似乎都停滞了，就盯着电话。“前方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张爱萍将军，办公厅主任张汉周接到电话时因为太紧张，一下子电话都没抓住，刘杰部长在旁边马上抓起来，接听了张爱萍的电话——‘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了！’”

这一永远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时刻终于到来，喜悦无与伦比。当晚11时电台《晚间新闻》正式广播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同时《人民日报》刊发了红字的《号外》，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街头顿时人群蜂拥，喜庆欢腾。“群众兴高采烈地游行，游行经过我们机关就是三里河这里，从楼里都能看见。”对二机部的人来说，“原子弹是我们这儿出去的，是二机部的单位制造的，大家都非常自豪和激动。”

核工业首位新闻发言人

“活字典”是怎样炼成的？

是什么让一个人到九旬高龄仍然充满活力？从李鹰翔的身上能得到的答案或许是——终身学习。

“转行”到二机部后，为了尽快熟悉业务、补足专业知识短板，李鹰翔埋身书海自学，并主动向身边的专家学者讨教。1994年他离休后，仍然不断学习，从他书架上满满当当、与时俱进的书籍可见一斑。在他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一路走来，也有很多人给他作了学习的榜样。

作为部长秘书的李鹰翔，随时跟着部长出差，“基本上就是一句话‘部长见了的我也都见了’”。从地质矿山到兰州504厂、包头202厂、甘肃404厂，再到青海221基地，新疆的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他都去过。

“荒野戈壁，条件是很艰苦的。因为我过去在文化部工作，对工业建设这些不是很熟悉。所以到各单位去觉得非常广阔，前所未见。”那种求知若渴的新鲜感和兴奋感，如今从老人家的讲述里仍然扑面而来，“像504厂在兰州的郊区，隔着黄河从生活区看过去，厂区一大片很壮观，当时机器还没安装起来，那个场景就是一个新兴的工厂即将起来，我见了很振奋。”

他曾和王淦昌等一起出国访问，切身感受到王淦昌在国际学术界受到的关注，但王淦昌等科学家选择为祖国的核事业而奉献。“在我心目中这些科学家都很伟大，对他们是一种崇敬的感觉。他们跟部长交流的时候，一般都是讨论一些技术问题，当然也不是很深很具体的技术。我也从中慢慢熟悉了解这个行业，算是学了一点。”李鹰翔说。

让李鹰翔终生难忘的，还有随刘杰部长向周总理当面汇报工作。10月16日爆炸试验前，周总理要了解情况，李鹰翔跟着刘杰去中南海的总理办公室汇报。“总理问准备的情况怎么样，还问试验成功能不能有把握。刘杰把跟周光召等专家共同研究估算的结果给总理作了汇报，认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并签名提交正式报告，以示负责。”爆炸成功后他们还去过一次，“周总理很关心这个爆炸以后试验情况怎么样，还很关心对当地、对老百姓的健康安全有没有什么影响。剂量监测结果显示对居民健康没有影响，才使总理放下心来。”

“周总理从来没有让人觉得高高在上的，相反很谦虚很实在，本身有一种求知的态度，有时候他不明白的就问。”李鹰翔说，“总理的总体知识面非常广，他虽然不是核领域的专家，问的有些问题是很细很专的。”

从1963年至1967年，李鹰翔在刘杰部长身边工作了4年多。“我国核工业起步的时候有苏联支持，后来苏联专家走了，很多问题都要刘杰部长牵头来解决，当然有一定难度。他本身不是专家，但是很注意专业知识的学习。”他回忆道，“他不但虚心请教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等老科学家，也向年轻科技人员学习原子能专业知识，有时候随身还带着一些科普小册子。”

“因为勤思好学、刻苦钻研，刘杰部长对问题看得深、想得远、把握得准确。他跟专家相处问的一些问题，很多都是问到点子上的，因此专家对他都挺佩服和尊重的。他热爱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没有隔阂，把他们看成师傅。直到老年，他已离开核工业多年，还与老科学家们保持着往来，情深谊厚。”李鹰翔说，“他去医院看望王淦昌的时候，我能看出来，他们之间不是一般的领导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

1983年，李鹰翔兼任核工业部新闻发言人，也是部里设立新闻发言人岗位后的第一位，自此同新闻媒体交往有10年之久。因为不断学习，他面对记者应对自如，同主流媒体记者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拍摄有关“两弹一星”题材的影视作品时，有些影视编剧、导演也曾多次找他了解情况，寻求历史资料。“有求必应这一点对记者来说很重要。对业外人来讲，一般说我是有问必答，都还能答得上来，所以我跟记者当时相处得都挺好的。一些记者说我是核工业的一本‘活字典’。”

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期间，苏联发生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导致香港公众对核电疑虑重重。“香港当时很关注大亚湾核电站的安全，因为隔得近，担心放射性。”面对香港媒体，李鹰翔说，向他们讲清楚核电的安全性，就是最好的驱散公众“恐核”心理的方法。“要多沟通，细致地解释。讲清楚讲明白核电站本身是安全的，也不会对外界环境有什么影响，他们就放心了。”他又说，“如今过去多少年了，对香港一点没影响，现在香港人也很支持搞核电了，明白核电是干净的能源。”

从事核工业三十余载，历任部长秘书、秘书处长、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兼部新闻发言人、核工业报社社长、核工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鹰翔在领导者身边和决策辅助部门工作多年，接触和参与了许多当时严格保密的文件资料、文稿起草、会议会务及机关事务；与很多领导者、科学家、工程专家打过交道，到过不少核工程、核基地、核研究机构和核工厂矿山。正是基于长期工作中的学习积累，李鹰翔离休前后笔耕不辍，在已经解密的范围内，以其所见所闻所知，陆续撰写了多篇介绍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历史和人物的文章，发表在多家报刊上，并于2013年汇集成《“两弹一艇”那些事》一书出版发行。他还作为执行主编，参与了《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一书的创作，为后来人留下翔实可靠的历史材料。“活字典”之称，名副其实。

“有核跟没核就是不一样”

李鹰翔家中客厅墙上挂着一个书法家朋友送给他的一幅字：“心宽长寿”。他笑着说：“别生气，别去计较那些小事。”如果说心宽意味着放下很多事的话，还让他始终执着、念兹在兹的，就是我国的“核大国”地位。

当年加入二机部后，李鹰翔在补足专业知识短板的过程中，意识到了中国核工业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当时苏联原子弹、氢弹已经发展起来。美国40年代就有了，英国后来也有了。当时的情况就是，英美等发达国家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也有了。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看到了苏联的核试验，回国以后就说：中国也应该有！但那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十分薄弱，科学院也刚刚起步，50年代才建立原子能研究所，刚起步开展研究原子能工作，还没有到工业阶段，直到二机部成立。”

“中国核工业确实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而且发展是很快的。”回顾从那个年代走来的历程，李鹰翔感慨万分，“现在中国的核工业是大而全的，全产业链都有，称为核大国应该是当之无愧的。要世界承认我们是核大国也不简单的，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成果出来了。”

李鹰翔说，“我们核工业人，特别是那时候我接触的，都有一个很强烈很普遍的观念，我们中国一定要成为核大国。大家心目中就是说要为国家争气，要为国家强大而奋斗。所以无论科技人员还是工人，都知道自己在干的事情跟国家安全、国家地位的联系，都是很认真的。那时候到核工业来要求也很严格，各方面要求包括政治素质的要求也都很高。”

“核工业对我们国家来说很重要。”这是李鹰翔的切身领悟，“有核跟没核就是不一样，中国现在有核所以人家称我们为大国，不然我们就成不了真正的大国。”

上世纪70年代，为解决华东地区用电问题，我国核电事业启程。改革开放后，中国核工业进行重大调整，从国防建设转向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李鹰翔说，“当时电力部对发展核电是很积极的，因为对它来说是一种电力的新品种，从电力发展很需要。所以两方面都是很积极的，电力部很支持，核工业部也有实力，核电的起步发展也就比较快。”

已是九旬高龄的李鹰翔，仍然密切关注着国内外核工业发展态势，被中国核工业的新发展牵动心弦。铀资源、核电电价、技术先进性、小堆……这些问题他都持续关注。他认为，核工业作为新型工业，对我国的整体科技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应用范围很广，还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核科学技术可以渗透到各个方面，比如对生物学、核医疗、材料科学、建筑等都会有很大促进作用。

对中国的核事业，李鹰翔始终是一片赤子之心，怀有深深的光荣感与责任感。不止自己初心不改，他还有心里话送给核工业的“新人”们：“要明白你所做的工作不是普通的工作，是跟国家大的事业连在一起的。理解这一点，才能够专心致志地、尽自己最大努力地来做好自身的工作。”

“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理解，我觉得理解得越深，可能对自己的工作会越热爱，也爱得越深。”他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