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问道就记载了探索自然与生命关系的“对话”,文王演周易以求天、地、人互动关系,孔子在要饭的路上还在讨论国家如何治理,屈原放歌上下求索,司马迁发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们都想把自然界和人间的事情搞清楚,体现了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尤其是张载的“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把知识分子的使命讲全了。
近年来,我们支持整理出版了由南京大学主编的古代思想家评传、由中国人民大学主编的近代思想家文库,还有中国出版家、中国名记者这些丛书,我在编、审、研读这些思想家的传记时,常常被他们的家国情怀、责任意识和深刻思考所感动,真是称得上精英。
在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政策老出问题,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在今年两会上,外国记者采访中,“知识分子政策”还是热点,特别是“反右”、“文革”等斗争的不良后果还未彻底肃清。今年提问的关于律师、记者、高校老师的问题,是国际上关注的案例。
三十多年来,我在不断地回答外媒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政策”这个难题。理论上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精华,国家各项事业的英才,这是有共识的。但关键是政策上落实不了,怎么让他们发挥作用是个大问题,总不能放在一边,只让他们发牢骚或者到国外去作为。
这次哲学社会科学文件发的时候,对学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有人也提出不同意见,后来还是决定写了。这是个长期方针,两千年前就有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难道今天就没有这个度量?不写学术研究如何发展、不争鸣怎么能辨识真理?
中央明确肯定“双百”方针,可以认为我国学术环境会越来越好。知识分子在理论、科学、技术、政策上能作出一点贡献就是大贡献,会使整个国家甚至人类都受益。
有些老师在为国家服务方面,创建平台、培养团队、著书立说,对国家的法律、政策、方略、规划制定等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也是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