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国际红十字会在板门店（前排左三为作者）
作者：阎稚新
来源：《炎黄春秋》
当年参加朝鲜谈判的林戊荪战友告诉我，1953年在西方出版的书籍中有两张我的照片。翻开这历尽沧桑仅存的孤本，半个多世纪前参加朝鲜谈判的日日夜夜恍若昨日。同人亦发现，在我国出版的正式文献上有彭德怀签字照片，我也在后排见证。从1952年到1954年，我是以板门店联合红十字会中方代表的身份参加朝鲜谈判的。当时也只有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才可以进入对方占领区。
赴朝前我曾接收毛岸英遗物
我还没到朝鲜，战争的残酷就透过前线的硝烟传到北京。最使我感到震撼的是接收毛岸英烈士的遗物。
1950年11月25日，美机疯狂轰炸大榆洞志愿军总部时，在志愿军总部担任俄语翻译兼秘书的毛岸英，在美机几十枚凝固汽油弹的火海之中，不幸牺牲。不久志政组织部将毛岸英的遗物，送来总政组织部。
我那时在总政组织部兼管志愿军的优抚工作，亲手检点过这包烈士遗物。这是一个普通的包裹，里面只有几件洗干净的衬衣、内裤和鞋袜。最大的发现是遗物中夹着毛主席写给毛岸英的一封信，是四十年代从延安托林彪捎到苏联的。这是毛主席在三四页泛黄的麻纸上，用毛笔行书写的一封亲笔信。可惜过了五十多年，对信的内容已经淡忘。印象中只记得毛主席谆谆嘱咐儿子毛岸英：要好好学习苏联经济工作，将来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
看着这一件件遗物，我不禁想起1950年春和毛岸英偶然相邻的情景。当时我在太原战役前线被子弹击中胸膛，从心脏和脊椎间斜穿而过。九死一生后转到北京治疗养伤待命，住在中组部前门外利顺德饭店招待所。当时毛岸英的岳母张文秋大姐也住在那里，同在一个小灶餐厅就餐。毛岸英和他的新婚妻子刘思齐，每逢假日就来招待所看望张大姐。我初次看到毛岸英时，他穿一身朴素的蓝布中山服，体型修长，相貌英俊，和年轻时的毛泽东有几分相像。那时他刚二十多岁，但显得很稳重。和不苟言笑的毛岸英相反，刘思齐笑容甜美，背着一个帆布书包，一身学生装扮。他俩是1949年开国大典后结的婚，那时还在新婚蜜月之中。
毛岸英夫妇和邻居们一样，进进出出，也逗一下我两岁的儿子。这个四合院顶棚下的天井里，摆一个乒乓球台子。毛岸英和刘思齐常在一起打球，有时我也和他打两盘，不计输赢。巧合的是，毛岸英1948年从苏联回国后，还曾经到我老家临县搞过土改。作为毛主席长子，毛岸英牺牲时年仅29岁，也没留下一个后代。战争的残酷和命运的莫测可想而知。
这包遗物经我检验后上报总政首长，按要求应该交给家属。不管经历了怎样的周折，它肯定要经过毛泽东的手。最高领袖把儿子放到彭德怀身边，除了对总司令“唯我彭大将军”的信任，还有对湖南同乡个人的托付，彭德怀的压力可想而知。
不久，我就受命作为国际红十字会板门店小组的中方代表前往朝鲜三八线高丽古都开城。当时《人民日报》还发了消息。
1953年7月26日，朝鲜持续三年之久的大规模战争，经过上千次的艰苦谈判终于达成停战协议。我作为板门店联合红十字会中方代表，首先参加了双方首席代表的板门店签字仪式。
7月27日9时30分，出席签字仪式的双方人员，分别由大厅的西门和东门入内就座。大厅东部、西部作为双方出席人员的席位，各有一排排可坐300人的长条木凳。西部第一排就座的有中朝方面的杜平、曾思玉、张明远、李呈瑞与张香山、王焰等领导人。我坐在他们身后的木凳上，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
这座签字大厅规模很大，双方商定共有一千多人参加，每方各有300名代表，各国记者数百人，大厅需要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面积。根据双方协议，签字大厅及内部设备，由朝中代表团提供和布置。这是一个关系全球观瞻而又极其紧迫的繁重任务。有的美国记者说：“摊子铺的这样大，要修到何年何月呀？”不料，朝中方面早已从全国各地把预制配件紧急调运到开城，经过通宵达旦的设计和施工，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奇迹般地矗立在板门店了。
上午10时整，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对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从南门走进大厅会议桌前，各自在事前准备好的朝、中、英三种文字的9本朝鲜停战协定上，用了不到10分钟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签字仪式。唯一的插曲是，美国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一反翻译常例，坚持把中文译名改成“海立胜”。看来，这是美式的阿Q精神。
随后在汶山的一个帐篷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他在签字后说：“当我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我知道这件事并未结束。”接着他又沮丧地说：“敌人甚至较以前更强大，更具有威胁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停战谈判和签约中，一方为朝鲜和中国，一方为美国代表的联合国，但没有当时南朝鲜的代表。据我的记忆，这一方面是由于朝鲜方面的坚决不承认李承晚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和南朝鲜当局在战和问题上产生裂痕，担心坚决反对停战的李承晚影响和谈。而我方则对朝鲜政府给予了最大的尊重，由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出任朝中方面首席代表。
彭德怀用毛笔一笔一划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走出签字大厅，在回开城的一路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街道上的扩音器里，传来了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停战命令的声音。夜幕降临，板门店中立区的探照灯光柱，骤然升起，划破天空。这是双方代表签署停战协定后12小时起立即生效的标志！
7月27日下午，已在北京主持军委工作的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到达开城，下榻来凤庄。当天晚上，彭总出席了志愿军代表团庆祝停战的晚会，还高兴地观看了由著名越剧演员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西厢记》。当时越剧团隶属总政归志愿军建制。余兴未尽的彭总还走上后台勉慰演员说：“你们这些小鬼不容易呀，从老百姓一下子变成志愿军！”
7月28日上午，我又有幸在开城参加了彭德怀司令员签署《朝鲜停战协定》的隆重仪式。彭德怀在代表团李克农、杜平、乔冠华及李呈瑞、张明远等领导人的簇拥下走进松岳堂，腰杆笔直旁若无人，一派大帅风度！几十个中外记者蜂拥而上，镁光灯闪成一片。
彭总从容地戴好老花镜，看着摆在面前的《朝鲜停战协定》，拿起毛笔。和前天“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纹山用钢笔率性潦草的签名相比，彭总端握狼毫一丝不苟地签了彭德怀三个大字。在双方悬殊的火器停歇以后，两种文化的差异越发凸显。
看着彭总倔强的棱角，这是一个东方男子汉的形象。我想起1939年在山西沁源县支角村第一次听他讲话的情景。那时我是抗日决死队的年轻教导员，第一次听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训话。他身穿普通灰色军服戴着“八路军”臂章，也是这种不屈必胜的表情，在龙王庙用那铿锵的湖南话一气讲了几小时。
彭总签字那天也是普通军装，那时还没有军衔。那年他55岁，短短的平头已看见白发，但他的每一个字都震动着世界。他在签字后谈话说：“朝鲜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它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
后来身陷逆境的他在《自述》中可能更真实地表现了他的军人个性：“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来说，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刚就绪，没有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乎有一些可惜！”
在彭总签署朝鲜停战协定的珍贵照片上，也有我在后排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烟火舞会不夜天
当晚，在彭总签过字的会议厅里举行庆祝舞会，总政越剧团上海姑娘们化妆伴舞。我们以往驻地相邻，曾有来往。在庆祝停战胜利的舞会上相逢，再也不用怕飞机的轰炸防空警报的干扰，格外尽兴，直至东方欲晓。
彭总不跳舞，但酷爱京剧，最喜欢的剧目是“失、空、斩”。陈赓喜欢的是“贵妃醉酒”。那些天，代表团驻地成了欢乐的中心。志愿军文工团和人民军协奏团，在可容二千人的开城人参厂大礼堂轮流慰问演出。记得朝鲜著名舞蹈家崔承喜的女儿安圣姬，也作了精彩表演。
演出刚刚落幕，桌椅板凳立刻搬走，那时探照灯划破夜空烟花腾空而起，大型交谊舞会开始了。安圣姬和朝方女演员浓妆艳服，主动邀请我和中国战友跳舞。作为大家推选的俱乐部主任，我带着刚从舞台下来的安圣姬跳了一曲。还没卸妆的安圣姬非常漂亮，飘起的长裙飘飘欲仙。我们严守规矩，保持距离，一曲终了礼貌地把舞伴送回座位。而朝方官员与舞伴脸贴脸、胸贴胸的作风，比较开放。那时朝鲜人民军苏式建制军装笔挺，营以上军官都配备一辆吉普，除司机外同车还有警卫和女秘书。
在会仓的岩洞大礼堂，著名越剧演员徐玉兰、王文娟，主演了《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炮火连天的战场硝烟还未消散，那些天长地久的爱情故事更显得情意绵绵令人陶醉。
西方书籍的两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1952年至1954年，在停战谈判代表团领导下，我作为板门店国际红十字会的中方代表，先参加了联合红十字小组交换战俘的筹建工作，又参加过解释代表团战俘解释工作的攻坚战。这两张西方书籍中的照片，一张是在战俘交接区，我和各国代表一起接收伤病战俘。一张是在中立国印度代表的主持下听受虐战俘的控诉。
当时双方的根本分歧是：我方认为应按《日内瓦公约》“战争结束后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回国；美方认为应就地释放由战俘自己选择去向。双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因为这不仅关乎战俘的命运，也关乎两大社会制度的政治形象。最后达成的协议是有中立国主持，由交战各方向本国战俘集中进行甄别解释工作，最后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持下，逐一由战俘本人决定去留。这就是战俘“解释代表团”的由来。
当时曾有指示争取全部战俘回国，但一进入实际操作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战俘交接在一个200平方米的帐篷里，中间是中立国代表，一侧是中方代表。战俘集中在东场里交接区几十个这样的帐篷里。战俘从一侧门进来，在中立国的监督下，听取中方代表的解释后当场表态。愿意回国的从另一侧门出去，由我方接待和医务人员接收，不愿回国的从原门折回。
当时我担任板门店交接组（中组）的中方代表。面对一个个战俘，我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很多战俘由于在战俘营的威胁充满恐惧，当他们折回原路时眼睛里是诀别故乡的绝望。
决心回国的战俘也是充满疑虑，他们有的写过拒绝回国的声明有的被迫纹身。有时遇到当场指着你大骂和把唾沫吐到你脸上的战俘，虽然明知他是受人驱使，但也要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定力，这时所有的镜头都在对着你。
我们接收的战俘状况凄惨，我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元老主持人齐越主持的座谈时，介绍了朝战双方交换战俘和解释工作的艰苦斗争。我们也组织战俘在记者招待会上揭露战俘营里的虐行。包括印度总理在内的各国舆论，都对联合国军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径进行了谴责。两个西方左派记者，根据调查和我们提供的资料写出了《巨济岛真相》和《背信弃义》。
我见过这两个西方的左派记者。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澳大利亚人，法国巴黎《今晚报》（Ce Scoir）记者。阿兰·魏宁顿（Alan Winnington），英国《工人日报》记者。他俩都个头不高，体型瘦长，看样子三十多四十来岁。贝却敌虽少言寡语，可跳起“华尔兹”来舞兴甚浓，满场旋转。
谈判桌外的美国代表
实际上由于美方的重重阻挠，原定90天的解释工作只进行了10天就被迫中断，85%的战俘没有得到见面。当时有案可查的中方战俘有1万4千多人。最后只有440名战俘申请回国，12名申请去中立国，15名在看管期死亡，14，235名被裹胁到台湾。
这件事现在的学者可能难以理解，美方为什么花这么大代价背上安置上万战俘的包袱。但在当时这是甚至高于战场胜负的两种制度两大阵营的政治较量。在板门店我方的彩色牌坊上写着“祖国怀抱”，对方也竖起一座牌楼写的标语是“奔向自由”。
从战场的较量到会场的对峙，双方在谈判桌上的冷战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在双方上千次的谈判中曾创下了双方一言不发“静坐”132分钟的记录。但在联合红十字会，由于是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相对沟通容易些。
双方在帐篷里工作会谈时，隔着一张铺着绿呢子台布的长桌。有意思的是，代表东方阵营的中朝代表坐在西面，而作为西方的联合国美国代表坐在东面。双方轮流担任主席，互相不握手、不递烟，表情严肃。我记得我作为轮值主席时要整个班子连夜开会，准备大量文案。而美方则显得比较有个人色彩，常常随意提出议题或建议休会。这时我们的英文翻译尤为重要，他们在同声翻译的同时，往往在条子上写上几个字给你提出建议。
在谈判桌上虽然也是唇枪舌剑，但相对比较务实。对明显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事例，美方也能表示歉意。我的对手记得是美国的奈德琳和英国的纳托。在冬天，我们穿着新发的毛料军装和大衣，皮鞋皮帽。美国代表会在会下摸摸你的衣襟说料子不错，但接着耸耸肩膀说可惜样子难看。
那张在朝中方面扎起的“祖国怀抱”下的照片，就是双方红十字代表的合影，右边分别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南朝鲜代表。牌楼两侧分别写着：“朝鲜民主共和国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在当时拒绝承认中国的敌对的美国也是很难得的。
当然，我们深知，对手对你的尊重首先取决于战场上的胜利。但外交领域的斗争艺术无疑也是难以替代的。在这里，我们领略了留着八字胡的李克农和才华横溢的乔冠华的风采，不少人都由此走上了外交舞台。
55年过去，斯人多已作古。我也过了88米寿，所幸顽躯尚健，笔耕不辍。友人都劝我撰写回忆。但正式文献权威回忆高山仰止，我只能以亲历亲闻，或可缀以边角，留给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