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很多扶乩行为试图向道教或佛教靠拢,不过是希望借助正统宗教的名分来为自身寻找更好的理论依据,这是不值得宗教修习者去学习的,更需要广大的信仰者明辨是非,莫被某些邪说引向歧途。
文/清虚道人
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第九十四回中写道,贾宝玉把那块通灵宝玉丢了,众人急得团团转,邢岫烟却出主意说:“我在南边闻妙玉能扶乩,何不烦他问一问?”女道士妙玉答应了此事,于是“叫道婆焚香,在箱子里找出沙盘乩架,书了符,命岫烟行礼,祝告毕,起来同妙玉扶着乩。”怎奈得出来的一段仙家隐语,非但她自己解不出,连大观园中的众多才女也猜不到一二。妙玉扶乩出来的结果与事实是否相符,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如贾府这般显赫的家族,在遇到棘手问题的时候也要请扶乩来帮忙,足可以看出扶乩一事在当时的流行程度。
青鸟传信(资料图)
扶乩,又叫扶鸾、降笔、请仙……“乩”字在《说文解字》中作“卜以问疑”解。鸾鸟是中国古代传说的神鸟,是西王母的使者,负责带来神明的讯息。因此扶乩(或称扶鸾)有传达神谕的意思。扶乩最原始的意思是通过某种特定的方法询问神明的旨意,对凡人所求做出指点。从这个层面上讲,用蓍草占卜或利用龟甲断事的方法与后世盛行的扶乩之术在概念上是具有相通性的。
刘宋时期刘敬叔在其志怪小说《异苑》中记录的一则百姓在正月十五日夜请亡者紫姑下降来占卜当年农桑事宜的故事,学界一致以此作为扶乩之术的考据起源。通过扶乩的方法迎紫姑的活动一直延续了下来,到了宋朝已经不限于正月十五这一天了。宋·洪迈作《夷坚三志》,壬卷三《沈承务紫姑》中写了召迎紫姑之法:“以箕插笔,使两人扶之,或书字于沙中。”这里的记录和从历史上一直沿革到现在的扶乩之法并没有在形式上发生太大改变。
乩童手中的笔就会在沙盘上看似随意地划动(资料图)
扶乩时,通常会事先准备好沙盘(现如今东南亚地区多以米盘代替),用两根木棒订成丁字形做乩笔,烧香点烛、请神下凡,然后通常会有两名乩童一起持住乩笔(也偶有一名乩童独自扶乩的情况),当所请之神下凡附身后,乩童手中的笔就会在沙盘上看似随意地划动,具有通灵能力的人会根据乩笔做出来的字或者笔划图形解读出某些答案,并以此来预测事情的吉凶。
到
了宋代,扶乩大行于世,乩童所请的对象也不再限于神仙范围,某些先代的道士、和尚或名人达士都出现在扶乩请神的范围中。《山西通志》中记载有请李白的故事,曰“即对额皆乩笔所题,碑记乃李太白乩笔也。用醉翁亭体,文甚奇俊。”清·袁枚在其作品《子不语》中记录了数次扶乩之事,同时也提到了请古代文人的现象,卷二十二记载:“乾隆丙午,严道甫客中州,有仙降乩巩县刘氏,自称雁门田颖,诗文字画皆可观,并能代请古时名人,如韩、柳、欧阳、苏来降。”同时,因为乩坛的盛行,很多当朝之士更是请乩仙来为自己的仕途服务。
民间宗教内容逐渐渗透进道教(资料图)
因为扶乩所得结果往往是模糊言语,当事人很难仅凭借只言片语就能对未来之事做出准确论断,而且在此过程中也不免被一些别有用心之徒暗加贼害,于是扶乩之事渐渐引起人们更多怀疑。《明史·蓝道行传》发出了“扶乩之术,惟中外交通,间有验者,否则茫然不知。今宫孽已失,仅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辈。孽未心消。小人无赖,宜治以法”的感慨。清·昭梿在《啸亭续录·彭氏科目之盛》中写道:“余素恶扶乩之事,以为假鬼神以惑众。”怎奈人们很难凭借经验去准确判断扶乩的真假,于是鲁迅先生也为此说出了“五四时代,陈大齐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的言辞。
《世界宗教研究》杂志曾刊登过一篇文章叫《扶乩是什么》,作者铂净文在文中提到,扶乩的行为是一种占卜方式,其原初目的是为了求神明保佑天下安宁,又言“扶乩又称“神卟”,“卟”是“口”加上“卜”组合而成的形声字,很明显,“神卟”就是通过神的口来卜决事情的意思。作者还认为,因为乩童在通灵的状态下写出的字龙飞凤舞不容易辨认,因此称为“龙章凤篆”,是需要真人解读才能得出真意的。从这方面来讲,不论是获得神谕还是解读经文的方式,都是与天尊传经时在空中所书云篆天书以及天真皇人按笔乃书的过程完全一致。于是扶乩又和宗教,尤其是道教扯上了莫大关系。
有学者认为,早期的道教经典其实是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扶乩得出来的,尤其是一些具有政治意图的谶纬之书多是用此方法造作出来的。而一些本身素质并不高的道教法师们也开始热衷于扶乩降笔,希望依托神灵的身份造作一些伪经。这类经书在魏晋时期大量涌现,至于明清时期则愈演愈烈,白莲教、一贯道等教门借助此方式也开始蓬勃兴起。随着参与到扶乩过程中的宗教人士也越来越多,道士、和尚扶乩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才有《红楼梦》中妙玉扶乩测失落宝玉的情节。这是民间宗教内容逐渐渗透进道教以及道教不断世俗化的典型表现之一。
是使信仰者能够得到人生超越的目标和途径(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