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危险程度，这类记者堪比战地记者

按 ： 近年来，记者越来越变成了“高危”行业。从沙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ashogg）被特工残忍谋杀，到特朗普在白宫与媒体的冲突，本应捕捉新闻的记者受到侵犯，反而屡屡成为新闻的当事人。

埃里克•弗里德曼(Eric Freedman)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新闻专业教授和奈特环境新闻中心(Knight Center for Environ-

mental journalism)主席。在那里，学生和专业记者接受培训，并去报道我们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闻议题——环境。一个确凿且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报道这类议题的记者们面临着极高的人身风险：被诉讼和骚扰，被逮捕、袭击、威胁、流放，甚至谋杀……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埃里克与来自五大洲的11位记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和探讨，采访的话题包括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职业生涯的影响。传媒研究（xjbcmyj）对埃里克的研究结果进行了编译。

众矢之的

环境报道无疑是新闻界最危险的话题之一。据估计，从2005年到2016年9月，大约有40名记者因报道环境问题而死亡——这比因报道阿富汗战争而被杀的记者还要多。

究其原因，环境问题的争议往往涉及到巨大的商业和经济利益、政治斗争、犯罪活动、反政府叛乱或腐败。除此之外，在许多国家，“记者”和“激进分子（activist）”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还涉及许多有关土著居民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权益方面的斗争。因此，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报道环境问题的记者们都发现自己成了各方斗争攻击的众矢之的。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幸存了下来，但身心仍遭受了非常严重的创伤，甚至对他们的职业生涯造成了影响。

例如，在2013年，一名利比亚记者罗德尼•谢伊（Rodney Sieh）披露前农业部长参与了一起腐败计划，滥用了本应该用于抗击当地寄生虫病（麦地那龙线虫病）的资金。结果，他竟然因“诽谤”罪被判了5000年的监禁并罚款160万美元。在利比亚最臭名昭著的监狱里服刑了三个月后，政府才迫于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和舆论压力将他释放。

罗德尼·谢伊（Rodney Sieh）因曝光前农业部长涉嫌滥用公款而被判入狱。

同年，加拿大记者迈尔斯•豪(Miles Howe)受命报道新布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埃尔西波托克原住民(Elsipotog First Nation)反对政府水利压裂开发天然气的抗议活动。当时，豪在为一家独立的网上新闻机构工作，该机构旨在关注未报道和极少报道的新闻事件。

他回忆道:“很多时候，我成为了唯一目睹了暴力逮捕、妊娠晚期的孕妇被囚禁、男人被推倒在地等暴行的记者。”豪本人也曾多次被捕，在一次抗议活动中，一名加拿大皇家骑警指着他大喊:“他们是一伙的!”结果，他的设备被没收，警察搜查了他的家。他们还提议以支付报酬为交换条件让他提供今后的抗议活动信息。换句话说，他们在监视抗议者。

心理创伤

目前，针对记所受到攻击的心理研究仍非常少。但有限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些攻击行为可能会对记者本人产生挥之不去的影响，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抑郁症和药物使用障碍(substance use disorders)。

图为2012年在叙利亚战争中遇难的美国记者玛丽·科尔文和她的母亲。研究显示，80%-90%的记者曾因工作原因经历过类似谋杀、大量伤亡、战争或自然灾害等创伤性事件。

虽然有些记者能克服并恢复，但其他那些没有克服障碍的人，则一直活在对未来事件的恐惧中，抑或是对抛下同事和相关人员独自逃离而心怀愧疚。

哥伦比亚大学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Dart Center for Journalism and Trauma)执行董事布鲁斯•夏皮罗(Bruce Shapiro)告诉我：“总的来说，记者是一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的群体。他们患PTSD和抑郁症的比例约为13%至15%，与急救人员的比例相当。报道环境和社会正义相关新闻的记者的使命感和意志力以及专业技能往往高于同行平均水平。”

然而，正是这种态度使一些记者不愿去寻求帮助。事实上，我采访过的大部分记者都没有接受过治疗。通常是因为身边并没有这类服务，或是因为这职业本身带有点大男子主义的因素吧。斯里兰卡心理健康研究所(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in Sri Lanka)的讲师高利•阿南森(Gowri Ananthan))称记者是一种“否认现实的职业”，尽管这些受害的记者十分清楚他们因创伤所付出的代价。

例如，豪在被捕后遭受了严重的心理问题。他回忆道:“那件事对我有什么影响呢?它让我很沮丧，很生气。”直到两年后离开新闻行业，他才开始寻求治疗。但事后看来，他很后悔没有早点行动。

另外一些记者则告诉我，这些经历使他们重新承担起记者的使命。当谢伊谈起他在利比亚监狱的那段日子，他说：“这件事真正使我们的工作被国际社会所瞩目，如果没有被捕，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有这种成就。它使我们变得更好、更强大。”

原住民权利与新闻伦理

环境问题的争议往往涉及原住民权利的因素。比如，在南美洲，原住民新闻记者与“种族交流者”在揭露政府大量开发土地、森林和自然资源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尽管职业准则要求媒体进行平衡、公正的报道，但一些记者还是觉得有必要在这些报道上有自己的立场。特里斯坦•阿托内(Tristan Ahtone)是美国原住民记者协会(Native American Journalists Association)的董事会成员，也是前Nieman Lab成员。

他与我谈起了美国北达科他州立石印第安保留地（Standing Rock Indian Reservation）居民集体抗议政府铺设地下输油管道的事件。

当地时间2017年3月10日，美国华盛顿，来自美国各地的原住民和支持者着传统服饰在白宫外跳舞示威，捍卫原住民权利，抗议达科他输油管道建设。

“在反对立石架设输油管道事件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记者们写报道时的立场。为此，原住民记者协会不得不制定职业道德准则，要求记者报道时要客观，避免带入自己的私人感情而混淆了“新闻”和“观点”。这份准则主要面向那些年轻的、拥有与前人不同的世界观，并且敢于突破职业成规的原住民记者。”

更完善的培训和法律保护机制

至此，我们的研究还未结束。这篇文章所提到的许多问题都需要更深入的探讨。从职业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思考，这些经历将如何影响记者的报道方式？他们今后将如何处理信息源，尤其是当信息提供者本身也处于险境的时候？新闻编辑和主管们将如何安排记者们的任务分配、报道布局和薪酬？

这些问题也对新闻机构和组织提出了挑战：如何成功地保护和支持环境新闻记者？我认为，更多的环境新闻记者应该像战地记者和驻外通讯员一样接受安全培训。

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影响着每一个人，特别是社会中最贫穷和最脆弱的群体。事实上，从来没有任何一刻比现在更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报道环境新闻的记者们亦是脆弱的，这让人深感不安。更让人不安的是，向记者们攻击和施虐的人总是逍遥法外。

例如，在2017年，哥伦比亚广播Efigenia Vásquez Astudillo在报道一场土著权利运动的时候被枪杀，该运动的目的是夺回被改造成农场、度假村和甘蔗种植园的原住民祖先的土地。而在这起赤裸裸的谋杀案件发生后，没有任何一个人被定罪。

在记者冒着风险揭露事实，维护社会公正之后，我们又该如何更好地保护记者，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