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会如何面对历史的风云变幻？历史学家许倬云居住在美国匹兹堡，已经91岁，心情始终牵挂当下。他在大陆成长，在台湾求学，在美国深造，一生经历诸多离乱，见证许多更迭。他以独树一帜的“大历史观”闻名于世，横跨中西之间，他毕生所想都是怎么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为世界文明提供解决方案。
这是近十年来，他唯一一次接受平面媒体现场采访。他真诚恳切地讲述了自己在战乱中的经验，“我一辈子没有觉得哪个地方可以真正给我们安定，哪一天会真正给我们安定”。
《
许倬云 我跟大家共同努力的时间不会太长久了
》
在2022年2月底发布，恰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许倬云对战争的反思、对普通人的关切令人动容。他也想提醒年轻人，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要记得反省“我自己有没有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促成了这个风云变幻”。
这篇文章被评选为
2022年2月度优秀公共写作作品
。评委赵涵漠点评：“在报道中，有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他（许倬云）喜欢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下很多人的关注落点——零碎。在这样一个分工越来越细的时间，给大问题做注脚的人越来越少。’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我们已经不那么容易看到真正重要的议题，与真正重要的人物了，写作也常常臣服于对细微的追求。正因如此，这篇《人物》杂志的封面报道展现出了令人意外的古典美与稀缺性，宏大的概念与生活的现实在文章中获得了平衡。优雅又感伤，最好的那类人物报道，其笔调与人物本身的特质往往是统一的。”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创作手记。
撰文
丨
姚璐
出品
丨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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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许倬云先生，是过去一年中，我生命中一件重要的事。
像许多原本不熟悉许先生的人一样，我也是通过《十三邀》的访谈，才了解到这位学贯中西的历史学者。在此之前，我大约听说过《万古江河》的书名，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在那期访谈节目中，许先生谈到自己在抗战时期的经历。
「因为日本人打，我们城市被占了，我们打八年是靠农村撑起来的，连前带后，我们七百万兵员阵亡。那个农村的力量是强大的。四川一个省提出两百万壮丁，基本上都没回家，草鞋、步枪、斗笠，一批批出来。
那时，各地撤退的人或者拉锯战的时候，前线撤到后边农村，农村人一句闲话不说，接纳难民。多少粮食拿出来一起吃，一群人一起饿。满路的人奔走，往内陆走，没有人欺负人，挤着上车，挤着上船，都是先让老弱妇女往上推，自己留在后面。大路上奔走，多少老年人走不动了，跟孩子说你们走、走……」
谈到这里，许先生老泪纵横，「所以我知道，中国不会亡，中国不可能亡」。
那句话相当凝重，我也跟着掉了眼泪。后来我看到许先生在《南方周末》的访谈中再次阐释了那个属于他的归处——「我真正的归属，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不是哪个点、任何面，是一个文化体，那是我的中国。那个中国里有孔子，有孟子，有董仲舒，有司马迁，有苏东坡，有杜甫，有辛弃疾，有杨万里，有范文正公，有黄山谷，有王阳明，有顾亭林等等。那个中国里有经书、诗词、戏曲、建筑，有人性，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还可以回到那里去。」
这期节目在2020年3月播出，新冠疫情正将我们带往一种巨大的不确定当中。到了2021年，我有了一次私人旅行的机会，可以在美国待3个月。
我的第一站是纽约，飞机落地是凌晨了，我打开手机才发现，是9月11日。整整20年了。
20年前我10岁，还在上小学，我记得爸爸突然打电话回家，让妈妈打开电视。然后我和妈妈目瞪口呆地看着电视里，飞机一头扎进摩天大楼，滚滚浓烟几乎要把荧幕吞噬。很多事情从那之后都变了。
2021年9月11日上午，我去了世贸中心。路上的铁栅栏上，系着祈福的白色丝带。在一个搭好的棚子下，有一场纪念集会，台上在播放音乐和一个一个死难者的姓名，一个坐在台下的女士哭得越来越大声。20年后，我第一次真实地听见「遥远的哭声」。
202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附近的栏杆上绑着白丝带，上面写着「remembrance and healing」
摄影｜姚璐
第二天我去了911纪念博物馆，在那里可以看到每一个死难者的故事。我记得我点开一个小女孩的头像，她叫Zoe，8岁，喜欢哈利·波特系列，那天她在77号航班上。
在这样的时刻，能够出门旅行并不容易，病毒把一切搅得天翻地覆，世界似乎变了，而我感觉个人和历史如此紧密地缠绕在一起。这似乎是一个时机，可以向许倬云先生寻求某种答案，我决定给他写信，争取去匹兹堡拜访他。
911纪念博物馆里，可以看到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和故事
摄影｜姚璐
对于一些学者大家的访谈，在Ta的成就之外，《人物》在操作选题时一直关心两个核心问题：Ta和当下的关系是什么？Ta和普通人的关系是什么？
写信的过程是一个梳理，也是一次对个人的小小回望。我逐渐理清我想要提的问题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想要提问。
我在匹兹堡大学的官网找到许倬云先生的雅虎邮箱，在信中，我和这位饱经风霜的历史学家说：
「我深刻地感受到，我们这代人的世界变『小』了。虽然我们幸运地比父辈走得更远，但如您所说，当下的教育培养的是『过日子的人』，我们过度关注生活的细枝末节，以为如此就可以获得平静。但时不时，又有一种不安袭来，这是否是一个人所应当追求的生活？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曾经相信的价值似乎并不坚固，我们应当如何寻找安身立命的道德准则？瘟疫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段历史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我感到个人与时间、与历史的关系是如此密切。
「我看到您在《许倬云谈话录》中谈到自己抗战时期的经历，讲到您如何看见百姓的生活，那种生活自汉代以来没有大变，里头自有一种秩序、文化和情感，我很被感动。我也想起我的来处，我出生在1991年，今年恰好30岁，是中国语境下的『90后』，独生子女、成长环境相对宽松、与网络共成长、关注自我是我们身上的标签。而具体到个人，我出生在江西省一个相当偏远的乡镇，离农村生活很近，除夕时，我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火塘旁守岁，听他们讨论村中琐事、节日祭扫、祠堂事务，我感到千百年来人们都如此生活。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民，但历史从他们身上深刻地碾过，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还是少女的我奶奶，英勇地去日军占领的山下偷了一只马腿，与躲在山上的乡亲们分享。到了国共内战时期，我外公的父亲参军入伍时，我的外公尚在腹中，他一生没有见过父亲，养成他好强又愤怒的性格，这性格影响了我们几代人的情感与命运。
「阅读历史，我们也因此知道了自己，知道了人，知道了命运之来去。我好奇的是，在进行了这么多年的历史研究之后，到了人生的这个年龄，您最常想起的人生经历是什么？最令您情感起伏的是什么？最想告诉年轻人的是什么？您对未来的期待又是什么？」
许倬云在芝加哥大学
受访者供图
但遗憾的是，许倬云先生的雅虎邮箱已经停用。这一年他91岁，我知道他多年来深受疾病之苦，我也很担心，他是否还有意愿面向公众表达。那之后，我又辗转找到他的助手冯俊文先生。
我高兴地听到，许先生身体尚可。但他们有着非常合理的疑虑：疫情之下，许先生和师母是八九旬的老人，已经闭门谢客很久，他们是否需要冒着风险接受访问？近十年来，许先生没有接受过平面媒体的当面访问，这个访问又是否值得？
冯先生建议我再拟一份详细的提纲，这样许先生可以看看自己是否有精力以及充分的表达意愿来回答这些问题。
对于一个已经91岁、著作等身、不辍发声的学者来说，他的资料相当丰富，也可以说是庞杂。即使许先生答应受访，我的采访时间也是有限的。我把列提纲的过程当做学习，可以系统地阅读许先生的著作，并从中找到提问的要点。
我把所有许倬云的著作通读了一遍。这其中，对我特别有帮助的是《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这部口述历史对许先生前八十年的人生做了非常细致的整理。另一本就是《西周史》，作为许倬云先生重要的学术著作，因为其专业性，并不如《万古江河》等书为普通读者所熟知，但却给我最多的感动与启发。
在这部没有帝王将相的史书之中，他着重探究的是周人「天命」观念的形成，又另辟章节描写周人的生活。写到「饮食」时，在描述完当时的食物及烹调之法后，他写下，「虽说如此无等，农夫的生活到底只是陈年的谷粒（《诗经》『小雅·莆田』）及采来的苦荼（《诗经》『豳风·七月』）。」
虽然历史资料总是「详于社会上层，而略于下层」，他仍尽力复原3000年前最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居室」一节，他专门写到，「小小土室，柴扉零落，用桑树的树干作为门轴，上面是草束覆蔽的屋顶，破了底的瓦罐放在夯土墙中，当作窗户，用破麻布和破毛毯塞在门缝窗缝里挡寒气……下雨天，屋顶漏水，地面也因为是挖掘在地面以下，进水是免不了的……在西周，大致是最穷的人，住这种半地穴的居室了。」
1993年夏天，许倬云为即将在内地出版的《西周史》重写序言。他写下自己受到的质疑，「《西周史》问世以来，曾得到若干同行的批评。批评之一：『居然连周公的事迹也不提！』其实不仅周公未有专节，文王、武王、太公、召公……均未有专节。」
他回应道：「我治史的着重点为社会史和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与时势之间，我偏向于观察时势的演变与推移——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和幻想。」
透过这些功课，我逐渐了解许先生治学的特点和一生的追求，也逐渐筛选出我的问题清单。我列了32个问题发送给他的助手，许先生看过后，表示很有兴趣回答，并邀请我去匹兹堡登门拜访。
那段时间我住在芝加哥。11月，芝加哥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
11月9日，芝加哥大学留学生郑少雄在街头被枪击身亡。芝加哥因为贫富差距，一向治安问题严峻，疫情更加剧了这种社会矛盾，当地朋友告诉我，「疫情使得穷人更加desperate」。而枪支的危险在于它几乎没有转圜的余地。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切近而真实的体验，只要夜晚降临，我走在街道上都会感到不安。
同时，我也看到一些声音指责受害者，「谁叫你非要出国」。我想，探索世界、向外走难道不是一种共识吗？连我曾经笃定的共识也在发生变化，更让我感到一种提问的渴求。
11月18日我去芝加哥大学参加了郑少雄的追思会，郑少雄的妈妈开始发言时，教堂里响起了如海浪般的哭声。她全程没有流泪，但脸上有一种枯槁的悲伤。她说她带来了郑少雄小时候的梳子，要再给儿子梳梳头。追思会结束后，我给郑妈妈送了一束雏菊，我本来想说点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
2021年11月18日，郑少雄同学的追思会
摄影｜姚璐
3天后，我抵达匹兹堡。11月22日，拜访许先生之前，我先用新冠抗原检测盒进行自测（也是疫情时代采访的一种全新体验）。9点到达许先生家时，他坐着轮椅，早已经等候在客厅的中央，在大洋彼岸，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中国旧式文人的古典气息。
我们从疫情聊起，也聊到更古远的西周的历史，聊到他生命中所经历的离乱岁月。许倬云告诉我，师从考古学家李济时，李济曾多次提到「找小球」的典故，他鼓励学生们牢牢把握住本质问题。而对许倬云来说，在以十年计、以百年计、以千年计的风云变幻中，他所思考的问题——那个当今世界的「小球」，始终是「我们怎么到了今天」。
他的一只耳朵不好，用另一只耳朵侧向我。但他的反应始终敏锐，当谈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谈了半小时都没有停止，直到他的太太和助手不得不打断他。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很难说他真正解答了我的一箩筐困惑。令我印象更深刻的是他的生命状态，他已经91岁了，10年前经历了两场大手术，脊椎剩下四寸没动。到了一年前，彻底瘫痪了，全身只有右手食指能动。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之中，他读书看报、著书立说，没有一日不思考，不直面世界的纷乱复杂。
他身有残缺，又经历了许多苦难，对人生的体悟是，「人生实苦，没有欢乐的人生」。但他学会了苦中找乐。我问他乐是什么？他回答：「我重新找自己，找我的环境，每一次多写一篇文章，我觉得我就解决一个问题、疙瘩，这是最乐的。」于他而言，这是担他的责任。
怎么能不背过头去，不回避真正的问题？许倬云已经用自己的人生给出了回答。
至于年轻人要不要探索世界的问题呢？他提到自己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期间，跟着神学院宿舍的朋友一起参加黑人民权运动，他笑着说，这对他是相当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别的人在美国念书都是书斋里头，图书馆，实验室。我在社会上，我跟一群小牧师到处乱晃，搞民权运动，去车站接南部下来的劳工。后来他们说，打别人不容易，打你容易得很。但是它值得，那种读书我值得。」
那次访谈后不久，我就回到了国内。匹兹堡之行，我看见许倬云先生的生命状态，也亲耳听到那些富有美感的凝重表达。但另一方面，要完成一篇封面文章，我占有的材料还远远不够。与许先生同时代的同事、老友，已渐渐故去，他为我介绍了一批访谈对象，其中大部分是国内70、80后的青年学者。
其中有的学者甚至与许先生素未谋面。当时，我有一些担心，这些访谈者是否能够中肯地谈论许倬云。但很快，我发现，这几乎是文章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些青年学者的讲述，构成的并不是对许倬云的评价，而是许倬云叙事的一部分。
对于这些青年学者，只要有人愿意向他求教，他就愿意教。坐在电脑前，许倬云用邮件与他们保持联系，谈论的话题永远是治学与家国命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葛岩是许倬云在上世纪80年代带的博士生，他在回忆老师的文章中提到老师给他写的邮件：「为了做一日和尚，总得尽一日钟的责任，因此来者不拒，有人愿意听，我就尽力交流。毕竟，我们都是知识链的一个环节，这一长链，不能在我手上断线——葛岩，希望你也记得如此做。」
那天深夜和葛岩教授结束通话后，我知道这封邮件将是我文章的结尾。当我要写许倬云这样一个真正重要的学者时，我在写的是什么？我想「不能断线」是最好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