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刊 | 赛先生的百年沧桑

同清末民初其他的科学倡导者不同，陈独秀把人格化的德先生、赛先生视为救治中国政治、道德和学术蒙昧的法宝，引领中国人走出中世纪黑暗的神器。

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其中说：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以他特有的白话腔，祭出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矛头直指儒教专制与愚昧迷信，喊出了走出中世纪、迎接新时代的最强音。

《新青年》杂志

四个月之后，这一启蒙的号角汇入五四运动的喧嚣高潮。此后近百年，德先生命途多舛、若隐若现，赛先生倒是一枝独秀、无人非议，经过几起几落的大悲大喜，慢慢地似乎飞黄腾达起来。

在陈独秀的赛先生出场之前，科学在中国已历有年所。不提中国自有的自然研究传统，即就西方科学而言，在中国传播也有300多年之久了。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把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传入中国，开始有所谓西洋格物致知之学（简称格致学、格物学、穷理学等）、西学等称谓。清中叶乾隆盛世纂修《四库全书》，包括格致之学在内的西学被定性为“异学”，甚至被贬为“异端之尤”，中西交流的狭窄管道也几乎关闭。鸦片战争之后，近代科学借格致格物之名传播于中土，声光电化等等新学科相率而入，但仍然要借“西学中源”的面罩才能名从字顺。20世纪初，好学之士认为科学是一种舶来品，要发展中国的科学，必须名正言顺，斩断与格致、格物的联系，因此Science的日文译名“科学”很快取代了旧译名，完成了从“格致”到“科学”的转变。

与此同时，科学救国思潮应运而生。不过，科学救国，并没有脱“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味道，依然游走在中体西用的轨道上。科学能否救国，很多喊这个口号的人都心中无数。同清末民初其他的科学倡导者不同，陈独秀把人格化的德先生、赛先生视为救治中国政治、道德和学术蒙昧的法宝，引领中国人走出中世纪黑暗的神器。由此，赛先生在中国社会开始大显身手，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至今约有百年。历史与现实纠缠联结，当此赛先生将届百年之际，回首这一世纪沧桑，在方生未死之间寻找未来的方向，或许是不为无益的。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在我国仍处于比较低端的状态，中国为什么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共鸣，就是一个明证。

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西方科学，早在明末就开始传入中国，并得到了中国学人的高度重视。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的徐光启对该书推崇备至，他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他预料“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几何原本》杂说”）。不过，事实远出徐光启的预料。尽管明末崇祯帝下令编译《崇祯历书》以西法改革立法从而确立了西学的知识先进地位，尽管清初贵为一代圣祖的康熙帝也曾经向传教士学习几何学，下令以御制名义编纂了《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并躬身实践“暇下格物”，但要到清代中晚期，天文历算等西学才从御用之学化为民间之学。之后，经过洋务新学堂新工场的特区试验，直至20世纪初叶，经过废除科举、实施新式教育的教育革命，科学知识才成为中国读书人的主要学习科目。这比徐光启预料的晚了两百年。

清末民初开始普及的，是科学的基础教育，以中小学程度为主。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完成了中小学基础科学教育的本土化。由于国内并没有什么名副其实的大学（虽则近些年我国有些大学把自己的建校史追溯认定为19世纪90年代甚或更早，但实际上，直至五四运动，北京大学也不过是一所预科大学），还无法在国内培养合格的专门科技人才，科学知识体系的高级训练，还只能在国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完成。因此，清末以来，留学就成为中国高级知识人才的必由之路。这条漫漫长路从清末的庚款留学生延续至今，我国一些最顶尖的大学的本科教育，至今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还属于留学预备训练阶段。与此同时，在应试教育指挥棒的指引下，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几乎蜕变为新的、僵化的科举教育。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在我国仍处于比较低端的状态，中国为什么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共鸣，就是一个明证。

如果不能追求卓越，则中国科学家不过是国际科学界的廉价民工，科教兴国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正是在赛先生登场的前后，一批留学生在欧美科学发达国家跟随著名科学家学习深造后归国，将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科研体制移植到中国，为中国现代科学奠定了初步基础。以中央研究院的成立（1928）和一系列专业学会的成立或改组为标志，科学家这一新的角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登上了中国社会的舞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科学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整合前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国立私立研究机构而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在短短的四五年之内，其规模就远超原中研院和平研院的规模。经过院校调整，我国建立了以苏联高校为模式的一系列大学和专业院校，迅速培养出一大批各类专业人才，与此同时，还新建了一大批地方和行业科研机构。由此，我国建立起包括中国科学院、国防科技系统、高等院校、各部门各行业科研机构，以及地方科研机构等所谓“五路大军”为主体的全国科研体系。

改革开放时期，党和政府将科学技术现代化摆在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关键位置。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发展方针。为了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国家对科研体制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和改革。20世纪末，党中央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随之启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科技投入大幅增长，每年增幅都在10%甚至20%以上。1998年全国科技活动经费为1289.8亿元，其中国家财政科技拨款额为466.5亿元。15年之后的2013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达到131846.6亿元，占GDP比首次超过了2%。科技投入的大幅增长，使我国的科技条件建设焕然一新，科技人才的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促进了我国科技产出的大幅增长。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SCI收录的中国论文数量2001年居世界第8位，而到了2009年，已跃升至世界第2位。

赛先生阔起来了。21世纪的今日，赛先生毫无疑义地摆脱了“臭老九”、“穷老九”的魔咒，摇身一变为“赛老板”，甚至“赛土豪”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了。

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如此庞大规模的科技事业的相关制度建设却严重滞后。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在1993年即已颁布，并经过一次全面修订（2007），但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条款，需要改进的内容仍有很多很多。至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建设，更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一些地方的实际做法与之背道而驰。至今，中国特色的单位制度仍是我国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正是因为立法的缺失或缺陷，我国科技事业，在许多具体的场合长期处于人治的状态，导致科学界官本位文化盛行。最近20多年来，由于制度缺失或制度扭曲，导致的学术行政化和学术腐败，严重消解了国家科技投入的效果，败坏了中国科学的品质。从国家科技大奖的高等奖项看，我国科技界的重要原创成果还很少；在国际科学共同体之中，中国具有世界重要影响的著名科学家寥寥无几。如果不能追求卓越，则中国科学家不过是国际科学界的廉价民工，科教兴国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各种打着科学旗号的学术和思想鱼目混珠，而对规律的崇拜则引致形形色色的独断论大行其道，终于赛先生本身也出现了真伪问题。

一百年前，陈独秀举起赛先生大旗的同时，也开启了赛先生崇拜的先河。他主张用科学解决中国人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包括人生观与道德问题等。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随之而来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以及30年代的科学化运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科学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科学崇拜。于是，各种打着科学旗号的学术和思想鱼目混珠，而对规律的崇拜则引致形形色色的独断论大行其道，终于赛先生本身也出现了真伪问题。

与科学主义紧密联系的还有国人的功利主义科学观。“知识就是力量”，科学和技术在西方的崛起进程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科技后发国家大都将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一项重要国策。我国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发展到“科教兴国”，科学技术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甚巨。国家需求导向的科学政策，成就了“两弹一星”、杂交水稻和载人航天等杰出成果，但也造成特定条件下政治或经济对科学事业的过度干预和科学自主性的丧失，形成了中国科技界特有的政治文化，以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分离等问题。

近三四十年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念深入人心。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科技体制改革，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改革体制机制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对科学技术事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为了引导科研人员投入经济建设主战场，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科研经费还被一减再减，以至出现了“搞原子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的现象。在科学技术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思想指导下，GDP崇拜与科学是生产力相结合，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造成了30多年来举世罕见的环境污染，最近一些年我国大面积国土经常性的雾霾笼罩就是显例。对此，赛先生虽然有口难言，但也难辞其咎。

总之，科技体制的改革偏差和政策失误造成的人才断层和学术滑坡以及体制扭曲，可以说是继十年动乱之后的最大挫折，其长远的影响和深刻的教训，还没有得到必要的认识，科技产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和遏制。而深层次的问题是科学观念的偏颇。前车之鉴，后车之覆。如何在新世纪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避免类似的偏差，仍然是中国科技界首当其冲的现实问题。

中国科学要实现从创业到创造的转变，真正成为世界科学共同体中有重要地位的一员，需要构建一种新的价值系统或者新的科学文化，必须将科学本身作为科学探索的重要目标，从而引导科技界尊重科学传统和科学规范，追求真理，追求卓越。

回溯赛先生在中国的一百年，没有人能够否定中国科学的巨大进步。与此前西学东渐的三百年相比，那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对科学的支持是专制王朝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然而，如果我们回溯一百年来全球科学的进步，特别是科学对全人类进步的贡献，那么中国科学就显得相形见绌了。经过一百年的摸索，中国科学仍位于世界科学主流的边缘地带。如果任由这种状态发展和延续，科教兴国和创新驱动就很可能成为遥远的目标。

将近一百年前，爱因斯坦在普朗克60岁生日的庆祝会上发表了《探索的动机》（1918）的讲话。他说：

在科学的殿堂里有许多房舍，……有许多人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在这座庙堂里，另外还有许多人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上帝有位天使跑来把所有属于这两类的人都赶出庙堂，那末聚集在那里的人就会大大减少。

……如果（科学）殿堂里只有……那两类人，那么这座庙堂就决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成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他们都会去干：他们究竟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

我们中国的科学殿堂里似乎从来就只有这两类人和其他一些有权的人。因此中国的科学共同体是扭曲的，甚至可以说它并不存在。中国科学要实现从创业到创造的转变，真正成为世界科学共同体中有重要地位的一员，需要构建一种新的价值系统或者新的科学文化，必须将科学本身作为科学探索的重要目标，从而引导科技界尊重科学传统和科学规范，追求真理，追求卓越。总之，要让科学事业回归赛先生本位，也就是以学术为本位；通过重构科学共同体来重塑我们的科学文化。这个过程也许还很漫长，需要科技界和全社会作出更大的努力。但愿我们不需要再等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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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先生为知识分子公司旗下机构。国际著名科学家文小刚、刘克峰担任《赛先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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