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取名《貨殖經營：宋代商人家族研究初探》，「貨殖經營」四字借用楊聯陞太老師(1914-1990)〈原商賈──余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序〉一文所引述一副許多商店的門聯「經營不讓陶朱富，貨殖何妨子貢賢」起頭的四字。本書是筆者第一本研究宋代商人家族的論文集，共收論文六篇，對兩宋近二十個商人家族的歷史作個案研究，其中重點是考述這些商人家族經商致富後，積極尋求提陞他們的社會地位，務求從富到貴的經過。第一篇為〈宋初開封酒商孫守彬事蹟考〉，第二篇為〈從茶商到外戚：宋真、仁宗朝開封茶商馬季良事蹟考述〉，第三篇為〈宋初秦州長道縣酒商李益與其子三司使李仕衡家族事蹟考〉，第四篇為〈從藥商到佞臣：宣和六賊之朱勔事蹟考〉，第五篇為〈新出土宋人墓誌地劵所見宋代商人傳記考述〉，第六篇為〈《麗水宋元墓誌集錄》收錄的宋代商人墓誌──從商入儒的松陽潘氏家族及青田潘氏和遂昌吳氏家族〉。
和以前研究宋代商人的著述不同，本書主要以傳記撰寫的方式，建構不同的宋代商人家族的興衰史，而非泛論宋代商人種種。本書考述的宋代商人家族個案，包括北宋初年開封(今河南開封市)大酒商孫守彬(923-995)的家族、秦州(今甘肅天水市)大酒商李益(?-987)和其子李仕衡(959-1032)家族、開封大茶商馬季良(?-1044後)家族、北宋末蘇州(今江蘇蘇州市)藥商朱沖(?-1123)和其子朱勔(1075-1126)家族、兩宋之際處州松陽(今浙江麗水市松陽縣)潘氏家族、以及聲名不顯的十餘家不同地方的小商人家族。前四篇分別論述孫、馬、李和朱氏四個家族，後兩篇則分別論述周峰和鄭嘉勵兩位收集的新出土商人墓誌，包括松陽潘氏和其他十餘家族。本書第二章和第四章所論馬季良家族和朱沖朱勔父子家族所佔篇幅最大，蓋前者不但重新考述章獻劉太后(969-1033，1022-1033攝政)掌權的史事，也牽涉北宋初年茶法之爭的重大事件，而後者則是從名列宣和六賊之朱勔的角度，審視徽宗(1082-1135，1100-1125在位)一朝的弊政。
眾所周知，宋代由始至終是文臣主政，科舉入仕是提陞社會地位的最佳途徑，自古以來士農工商四民的的排序並沒有改變，從中唐以來新興的武人階層，並沒有改變文臣主導的狀況。雖然宋代因工商業發達，大中城市的興起，新的貨幣出現，加上海外貿易的興旺，大批家財萬貫，富甲一方甚至富可敵國的大商賈出現；但商人的社會地位並未因其成為富民而有重大改變。西方學者所論及的資本主義萌芽並未在宋代出現，宋代出現的富民並未成為現代意義，能左右政治社會的資本家。商人要提高其地位，就要由商入儒，或由商入仕，途徑離不開數者：自己為子弟納粟入官，培植子弟從科舉入仕，或榜下擇登科士人為婿，或攀龍附鳳成為外戚。本書所考的個案，也循此三途：孫守彬和馬季良因緣際會成為外戚，獲授武職，惟孫氏之貴不及二世。馬季良雖貴為龍圖閣直學士，擠入文臣之列，但隨著劉太后之逝而垮台，其貴也不及二世。李益則培養其子李仕衡科舉入仕，雖然一度因李益所為不法被殺而致李仕衡被除籍，最後因李仕衡得以復官並官至三司使，而其子孫相繼從科舉入仕，使李氏成功從商入儒並富貴延至三四代。松陽潘氏第二代潘珂(?-1120)納粟為官，並成功培養第三代潘宗回(?-1132後)在政和二年(1112)登第，而以後各代均能從科舉入仕，成為南宋以後的儒門望族。至於朱沖、朱勔父子靠納粟入官，因緣際會獲權臣蔡京(1047-1126)及童貫(1054-1126)引薦於徽宗，以推動花石綱受寵，竟位至節度使高位，並進一步累積財富至富可敵國。但也種下禍根，最後被斥為宣和六賊而在欽宗(1100-1156，1126-1127在位)即位後抄家滅族。他們的經歷給人的深刻印象是他們成功之道，首先是團結家族，有機會便納粟為官，再培養子弟從科舉仕進，另廣交士人，和士族聯姻，擴大社會網絡，並在鄉里多行善事，博取令譽，最後從商入儒。這是最可靠提陞其社會地位的途徑。而依附權貴，博取成為外戚而貴，多半沒有好結果。考證史實，宋代商人的做法，其實為明清以降之商人所效法。
研究宋代商人家族歷史，不比明清有大量商人史料可依據，最大的困難是一手資料十分有限，《宋史》並沒有專門為商人立〈貨殖傳〉，(按：本書所考的馬季良和朱勔則收入〈外戚傳〉和〈佞臣傳〉)。傳世的商人的傳記資料則僅見於少數的文集所收的碑銘，以及出土的碑銘壙記地券。故要建構宋代商人的家族傳記，實非易事。而且這些商人墓誌，多成於士人之手，內容主要是歌頌他們之善行及教導子弟向學，他們營商致富的細節往往語焉不詳，更不會言及他們或有之不是，包括他們營商時勾結官府，欺壓良民之惡。
宋代商人的種種行為，包括他們與朝廷和鄉里的關係，近二十多年前，宋代經濟史名家林文勛教授領導雲南大學歷史系和中國經濟史研究所的團隊，在2008年出版了《中國古代「富民」階層研究》一書，就多所論及。其中關於宋代富民的共有五篇。按林書所稱的富民，其實大部份是在在鄉村既是擁有數量不少田地的富農地主，而同時經營各種商業致富的商人，他們可說是半農半商。故宋代史料所記的富民，其實多半就是經商致富的商賈，我們在閱讀史料時不宜忽略。今天宋史學界利用新出土墓誌研究宋代商人方興未艾，值得一提的是，臺灣年青學者、輔仁大學鄭銘德教授於2004年所撰的〈宋代的商賈墓志銘中所見士人觀念中的商賈形像典範〉一文，利用多篇由士人所撰寫的宋代商人墓誌，論述宋代商人的形像。該文的摘要，很精準地道出這些傳世的宋代商人墓誌銘反映的事實，特別是士人與商人的關係，那和本書的第五和第六章所考述的商人墓誌情況基本上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