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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东 王英妮 杜莉华 |《翻越巴颜喀拉的牧区教师》《武济文:文武兼济,鈲子传人》《乡村班车两条线》

西北角Corner  · 公众号  · 大学校园  · 2017-06-14 22:18

正文

翻越巴颜喀拉的牧区教师

14级新闻1班 李贵东


去偏远地区支教可能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或是愿望理想,近几年来,有一类公益项目发展很快,即以在校大学生为志愿者、农村中小学生为受助对象的短期互动型公益项目。以大学生短期支教为代表,也包括乡村冬夏令营、乡村学校或社区寒暑假读书会等其他形式,在全国范围内似乎掀起了一场热浪。有些大学生去到从未去过的地方,去熟悉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饮食。支教显然已经成了新时代大学生接触社会的第一步。大多人在称赞他们的义务之举和投入年轻的生命的同时可能不到一半的会想起那些一年四季刮风下雪都奋战在偏远地区的乡村教师们。


新春到了,他也回来了,又是一天一夜的长途汽车,又是不管春秋冬夏都穿着的大棉衣和皮靴,包依旧很重却都是些旧衣物和许久未洗的床单被套。“我要的特产呢,哥。”似乎每次见面我都以这种形式跟他聊天。每次不论冬夏见他都是一身像极了刚从北极回来的装束。“就算西宁是夏都,也不用穿成北极熊吧,夏天你不热吗”然后每次都是翻个白眼嘲笑他。“你去海拔5000以上的地方穿两个月半袖试试。”这可能是我最初对他所处环境的认识,小时候不懂就知道他那里很冷还有特别可怕的电视里才能看到的狼,感觉哪里像极了原始冰川还想经常有野兽出没。他,就是我的表哥李福邦,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民族中学的一名普通老师。


“在那遥远的地方”


1939年王洛宾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揭开了青海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而玉树作为青海南大门,东连四川阿坝,左邻可可西里和三江源头,地理位置十分偏远。“每次去学校就像去西天取经,20个小时的卧铺汽车,夜间翻过海拔高于5000的巴颜喀拉山,跨过通天扎曲(即澜沧江)。”每次出发之前他似乎都是这样向我抱怨,玉树州政府结古镇距省会西宁约807公里,平均地势在4200米以上,由于海拔过高导致的交通运输极其不便利,只有陆路交通前几年才开通了机场,但使用量并不是很大。所以他告诉我来回旅途对他来说是一种煎熬,他等待着有朝一日玉树地区也能通一条铁路,一条通往三江之源的天路。


他只比我大十岁1985年出生,2007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大学英语师范专业,到如今执教生涯已经过10年了。当提及他的大学生活时,他总说自己贪玩英语专业才勉勉强强过了四级,毕业后一年后他参加了“青海青南志愿者计划”义务支教了一年,08年9月通过青海省特殊岗位考试考入玉树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其实工作找得还算顺利,但地区真的太过偏远,记得第一次下车时眼前的景象就犹如穿越回了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说是城市就只能达到县级单位的水平,那会真的都有坐着返程车回来的冲动。”他这样说。


“我的十年支教”


他刚到那里时听不懂藏语,不熟悉当地风俗,甚至连饮食都无法习惯。在纯牧区地带除青稞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农作物的生长。他所在的这所学校面积不大,去年刚刚翻新的操场也不过才千余平方,学生宿舍边是一大块荒地,由于严寒早就变的贫瘠不堪,一排低矮的平房是老师宿舍,也是去年才投入使用。三层高的教学楼里仅有6个班级,一个年级一个班,校长和老师的办公室都在同一栋楼里。这所建于1995年的学校在07年共有学生160多人,老师20个。他已在这样的环境里呆了近10年,但他却显得非常得意和满足,每次回来在不停地对我说,农村地区的学校当然没法和城里的学校比。刚开始的语言障碍,气候等影响似乎已经化为泡影。他还经常去牧区家中进行家访长时间与家长和学生进行交流接触学习藏族文化,甚至亲自在牧场帮助牧民的生产活动。


玉树州于2007年才经过国家两基检察,而其他地区如今才刚开始起步阶段。在那里藏区人民普遍都认为学习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大多学生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制度而学习,九年义务完成后就为家庭开始了放牧种植活动,外出打工过这都甚至很少。一座高达5000多米大山似乎割断了这里与外界的联系,他们的思想,生活生产方式似乎都在大山的背风破无法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一般。有些人甚至一辈子没有翻过那座大山来到省会。在他的执教生涯中他慢慢发现,造成这一影响的不仅是地理因素,还有其历史必然性即社会因素,当地由于长期落后在建国后直接由原始农奴社会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过度对于人民社会来说的幅度非常大的。因而如今的教育跟不上也在情理之中。


在学生的学习中,他也没有进行过分苛刻的要求,他用他的耐心一点点从ABCD开始到简单的单词词组,一步步教授孩子们知识。渐渐地他便适应了这样的教学和生活节奏。因为当时老师宿舍还未建成,他的吃饭睡觉都和孩子们呆在一起,享受着快乐时光,课余时间,很多孩子便会缠着他,听他讲大学的故事和外面的世界。我过问他这样一个问题:在执教生涯中最令你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他用一位牧民的这样一句话回答了我。有一次他在家访中走到一位家庭经济及其困难的孩子家中,正值严冬,高原上的寒冷是可想而知的,家中还有病人,冷如寒天的家里几乎没有了取暖的粮草,孩子正在一旁看着书烧着热水,他走进房间家人倒了酥油茶与他寒暄。他询问家里近年来的养殖和收入情况,家里人没有说太多。在问到孩子学习时,孩子的父亲,一位普通的藏族这样说:“就算家里没有了窗户没有了屋顶,全家人砸锅卖铁也要让他读点书。”一句简单朴实的话感动了屋内的所有人,“一点”表现了父亲出于家庭条件的无奈,但他知道自己能为孩子做点什么他这样告诉我:在这样一个地方,他只是所有牧民中的一员,但却体现了一种让教育走进更多人让知识改变孩子的命运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孩子们都很淳朴,非常刻苦懂事。”他说,这里的孩子全部是藏区和外地农民工和留守儿童,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家庭环境虽然和城里甚至县里的孩子没法比,但他们都有一颗好学上进的心,都有着自己的理想,他们想翻过巴颜喀拉山来到省会,来到更远的地方。


“玉树不倒,青海长青”


那是个清晨,4月高原还没来到春天,他一如既往的拿着粉笔在黑板上教着新单词,突然一阵从未感觉到的大地颤动打乱了课堂,头顶上的灯开始摇摇欲坠.....


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6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发生在7点49分,地震震中位于县城附近。和汶川地震一样,学校再次成为伤亡惨重之地,除了职业学校,玉树第三小学等多个学校,宿舍教学楼楼严重倒塌。100多公里的治多县虽距震源地较远,但也同样伤亡惨重。


他当时正在与学生们上早自习,突然一声石破天惊的震动声打乱了课堂,学生们都对地震没有过多了解原来也没有任何预防和演练的活动,只是以为外面什么东西爆炸了都往窗外伸出头。这时他突然意识到地震,赶忙让学生躲在桌子下面不要慌乱,好在当地的震级比震源中心结古镇小很多,但教学楼墙壁天花板已经出现裂缝,灯管也几乎要摇摇欲坠,他躲在教师的左边墙角上指挥着学生,十几秒过后一切恢复了平静,他赶忙指挥学生向教室外避散。“老师老师你快走,我们是小孩,跑也跑得比你快,你先走。”学生扎西大声对他喊。但当时小索南的脚掉落的灯管划伤已经没法走路了,他等到自己班里所有学生安全到达室外后背着索南从危险中走了出来。好在班里没有任何大的伤亡,但学校里却因为地震后的慌乱逃窜在楼道内造成了踩踏事件,许多学生伤亡遇难。记得那天我听到地震消着连忙给他打了电话让他回来,他接后话语哽咽只说了一句:“我没事,这里也是我的家。”


短短的十几秒,让原本平静的三江源头成了一片狼藉火海。治多县的伤亡较州政府结古镇要小很多,几天后国家捐助的各类衣食帐篷都相继到达,学校临时组成了帐篷学校,让学生和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继续读书学习。他在广播中听到结古镇的伤亡消息,立即向校长申请去前线后方帮助孩子们的学习。校长同意后他坐着一辆仅有的班车,沿着因地震破坏不堪的路到了目的地。他告诉我当他下车看到当时状况似乎绝望到了世界末日,由于经济原因这里大多数房子都是原始的土房子,面对威力如此之大的震动就像被摔坏了的玩具。


县上房子几乎全部倒塌,道路也变得的支离破碎,头顶飞过的不再是回家的飞鸟而是一架架物资飞机。他来到学生们的临时帐篷里,有些在看书奋战两月后的高考,有些则在一旁拿着笔眼角泛着泪花。第二天他就开始重新开始给学生们上课,不管是英语还是历史政治他都尽自己所能。一日中午他和孩子们正在听广播时,广播里全国人民一致对这个美丽的巴颜喀拉山以西南的地方鼓励高呼:“玉树不倒,青海长青。”,在场听到的每一个人都都忍不住流下眼泪。他告诉孩子们这里是他的家。


地震过后七年过去了,每次回家他都调侃说那都快赶上第二个省会了,灾后重建不论人力人口还是经济都快速发展,土房子换成了钢筋混凝土,泥泞的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一颗茁壮成长的玉树正在向参天大树生长繁衍下去。


有一次我问他教育教师到底怎样才算做到称职,他这样说:“教育不是一代人或者几代人就能改变的,教育知识却能够改变命运改变一个时代,作为政府教育部门就应该相互协作贯彻好民族教育政策,让教育深入偏远牧区,让孩子公平而自由的接受教育,作为教师就应该端正自己的师德,为学生无私奉献,尽自己所能,将自己会的一代代留给他们。”

他在微信上给我留言“下次给你带虫草回来,又要翻那座5266米的大山了,山的这边是我家,山以西南也是我的家。”我想他又该提着大包,穿着大棉衣皮靴上车走了。   

专访日期:2017年1月17日

地点:西宁市城西区







武济文:文武兼济,鈲子传人

15级新闻1班 王英妮

正月十五“闹红火”的道上,人头攒动,水泄不通。人们踮起脚,眼睛直溜溜地看从西门外缓缓走来的表演队伍。文水鈲子表演队也在其中。手持鈲子的年轻后生,黝黑的皮肤上显现着黄土高原沟沟壑壑的痕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嗒嗒嗒”,模拟风、雨、雷、电的鈲子声伴随着后生们震耳欲聋的呼喊声,响彻天际,好不热闹。


文水鈲子起源于古代的山西省文水县岳村的祈雨仪式,在发展过程中与民俗融合。在浪潮汹涌的现代中国历史中,这样一种古老独特的艺术历久弥新,离不开一位为之奔走大半生的老人——武济文。

与岳村鈲子结缘的幼年

 

武济文有两位父亲,两位母亲。生于西旧村,长于岳村。


他生于西旧村的一户富农家庭。亲生父亲是富农,因此被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在最困难的时期,家庭难以为继,生父母便将他给了堡子村武姓家族。


新家庭给了他最初的启蒙教育。


在新家庭里,父亲武元祥经商,母亲王翠玉纺花织布,能耕会种,算是当时农耕治家的能手。武济文幼年时,文峪河经常泛滥,淹没堡子村,最终举家搬至岳村。


“养我长大的父亲是文化人。像算盘,他嗒嗒嗒地用手拨拉,比计算机快多了,几个指头几下子就算出来了;像毛笔字,一点一撇一捺练出来,当时都是十几岁时父亲教我的;像吹拉弹唱、练武都是十几岁学得的。”


武济文幼年生活的年代,没有电视,但每个村都有一个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我当时就拉上二胡呀,吹上笛子呀,敲上锣鼓儿呀来表演二人转、二人台、三句半呀,每年我就上去自编自演,把文水的土特产那些都编到里边去,比如夸岳村,就把岳村的先进人物的典故呀,都编进去。除了这些,也有鈲子队表演节目,很爱看。我也在私下里跟他们学表演鈲子的技法。”


他经常抽空读古书,在干活的间歇也不停地学习,“从汉朝的书、隋唐的书看到明代的,看了不少。白天干活,晚上读书。”


十四岁那年,正值他读书的好时期,考上县城重点高中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回村务农。同年,父亲得病半身不遂,卧病在床。


他挑起家庭的重担,四年在田间干活。因为他的勤劳、对文艺的热爱和较于其他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十八岁那年,他被选为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同时被委派担负传承振兴岳村鈲子的任务。


他与鈲子的缘分就此开启。

振兴鈲子:“鈲遍天下无不知”


进入岳村,走过牌楼朝后看,写着“振兴岳村”四个大字。


武济文已做了岳村三十多年的村支部书记。


武济文家的院子里,有两间正房。


第一间里摆放着玻璃柜,上面放置着许多书籍。除了一本“老年长寿保健兵法”略为崭新之外,其他的书都已泛黄,有点破烂,版式设计打上了七八十年代的烙印。里面的书有《农村工作手册》《多种经营实用技术》《汽车驾驶员教材》。


第二间里摆放着一张一平米左右的折叠桌,这张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沓一沓的纸张,上面记了满满当当的数据,一本较薄的空白本等待着书写,白本旁边是一个在按钮上贴了白胶布的计算机,虽是白胶布,但却因为长时期的使用,成了灰黑色,上面用笔画了数字符号,胶布边轻轻卷起,显示出岁月与操劳的痕迹。


为了让鈲子有所发展,但当时村里资金不够,他便摸索着赚钱的办法。


文革快要结束的那时候,不敢搞多种经营,他就偷偷地做一点买卖,这儿买下那儿卖,赚差价。之后又买了两辆汽车自己经营赚钱。


七五年在他当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还搞了养殖场,岳村直冲县里面的富裕村,存了不少钱。八零年以后,改革开放,他就把岳村的养殖能手、种田能手用两辆大客车拉到全省的先进养殖场、塑料大棚,让人们来参观。


“哪一户想要种树,就提供树苗,哪一户要买塑料大棚,村委会给你买,哪一户要养殖,我就给你订牛犊儿,给你抓鸡娃儿,让村民们发展。在道上开发搞工厂的、租赁门市的工商业一条街,一亩地二百块钱卖给村民。种植业、养殖业多种经营、工商业一条街就把岳村搞活了。”


岳村经济搞活后,武济文便忙活着利用赚来的钱请老师专门在岳村讲授鈲子的表演技法,派鈲子队到各地演出。


“1980年我把著名的山西锣鼓大王王宝灿和文水文化馆的徐步成请到村里蹲了两个多月挖掘整理,抢救岳村鈲子。让老艺人演老鈲人,年轻人学鈲子,省群艺馆编写鈲子剧本,濒危失传的岳村鈲子慢慢恢复。”


每年的元宵节,岳村的鈲子队开始到离石、孝义、汾阳、文水县城里演出。


“在深圳、香港、澳门演了11年,在八路军总部演了3年,在昆明演了3年,在上海演了3年,在北京‘天下第一城’演了3年,二十多年不回来……”


岳村三十年,从振兴岳村到振兴鈲子。鈲子在参加全国大赛的过程中,走出了文水岳村,被誉为“三晋锣鼓中的一绝”。


文水鈲子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他家的第三间屋子里也摆上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水鈲子”的证书。


“谁家鼓乐真神奇,鈲遍天下无不知。华夏一绝撼大地,则天麻姑最恋迷。”这是他在癸巳年中秋节给文水鈲子题的诗,记录着他对文水鈲子的痴情。


现在,武济文并没有因为年龄大而停住自己的脚步,他被特聘为晋中学院的教授,给学生们讲关于鈲子的艺术价值、历史渊源,还有他与鈲子的故事。

 

冬日里,武济文家宽敞的院子里,有很大一片土地,里面空无一物,但呈现着翻耕后坑洼不平的样子。来年,等闹完红火的岳村,祈雨的鈲子奏响,这块土地也将孕育着新生命的萌芽与生长。

 





乡村班车两条线

15级新闻1班 杜莉华


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南边有个小镇子叫霍城,东西南北各一条大道,稀稀拉拉地散落着十几家商铺。在道路交叉的地方,就是人们等班车的地方。


小镇子往北就是山丹县。山丹县有个小小的客运站,立在老城的东边。这个车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造型,小到不分入口和出口,两者共用一个安检门。

 

并行的线路


从山丹到霍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坐向南直达的车,行车48公里,经过一个半小时车程抵达;另一种是坐向南到东山的车行程60公里,再向北折返,行程3公里到达霍城。 山丹县城汽车站每天有95辆班车开往四面八方,其中52辆车沿着16条线开往乡村地区。开往霍城镇的班车最多,一共18辆,几乎占去了车辆数量的三分之一。


这18辆车,每辆班车都配有一位司机,霍城人陶立新就是其中的一位。如果算上开往霍城镇东山村的车,那么杜文序也算是一位。


从地图上看,这两条线是一个人字形,从山丹到李桥河湾村共享一段大道,之后就各分东西两路,中间隔一列山。其中,西去的班车总是比东去的班车繁忙。

 

生活的同与不同


当杜庄村还沉睡在冬日清晨的昏暗中,杜文序和往常一样,趁着熹微的天光最先起了床。他起床后,不着急洗漱,先冒着寒风发动35座的大客车进行预热,然后回到家里打一盆热水洗脸。


杜文序今年50岁,人称“杜爷”。高高壮壮,声如洪钟。国字型的大脸盘上,五官也大:一双大眼,被乡人戏称为“牛眼”;一张大嘴,能说会道,时不时来几句俏皮话。


七点半,杜文序准时发车,依次经过东山、周庄、上寨、下寨、河湾五个村,开往山丹县。上车后年长的乡人照例要和杜爷寒暄几句才坐下。在他们眼中,这个司机掌握着他们出行的交通“大权”。


沿途的乡亲如果要给城里的亲戚捎东西,只要嘱托给杜爷,他绝不收半分钱。捎的东西大多是土特产品——土豆、粉条、农家面等。有时候,捎带东西的乡人总是千叮咛万嘱咐,不过也有人把东西放在车上一声不吭就走了,十几年了,杜爷的人品他们信得过。


下午四点半,杜文序再返回杜庄。第二天开始同样的生活,一样的程序,一样的路程,就像对昨天的复制。    


十几年下来,沿途村子里的人包括街面上所有人家,他都认得门儿清。乡村班车没有站点,下车时,常有人让他把车停到谁谁谁家门口,不用人指他就能停好。


当年的小杜如今变成了杜爷,日子一天天往后推,这条线上的故事16年来周而复始。


这样的生活,也被另一条线路上的陶立新演绎着。与杜文序不同的是,他所在的线路一共有18位司机。


陶立新从2000年开始承包霍城到山丹线路上的一个班次,也已经开了16年的城乡客车。


陶立新所在的线路,客流量要比东山的大,这条线路每隔35分钟发一趟车,18辆车严阵以待。每位司机经过1个小时20分钟左右的车程,在沿途站点停留半个小时拉客,再跑一趟,当日的工作就算完成。


18个司机轮番上阵,各人有各人的风格。陶立新算是比较沉闷的那一类型。


这个47岁的男人,留着方方正正的小平头,压得额角和印堂也方方正正。两条大粗眉之间一个隐约的“川”字,脸上很少露出笑容。说话慢条斯理,讲起什么来都是“举个例子”或“比方说”,好像没有什么能够让他着急。


18辆车实行轮班制,从山丹往霍城,最早的六点半,最迟的七点四十。每天一班一班往上推,推到最后一班发从山丹到霍城的车,来不及回来,就得住站,住在霍城。陶立新通常五天一住站。


西北的冬天,零下几摄氏度是常有的事。一月十号,零下四摄氏度,轮到他九点半的班。九点半发车,陶立新九点提前到站候车。上车的人他大多不认识,只一个熟识的老汉顺势坐到了副驾驶和他寒暄。其余的时间,他都沉默得像尊雕塑。


一路上他只顾专心开车,只有看到对面来的班车的时候才表情一动。用尽全力在一瞥的瞬间内估摸对方坐了多少人。


到了霍城,要停半个小时候乘客。车内冰冷,陶立新下了车,去远处的移动营业厅交话费。沿路的商铺老板和陶立新都是熟识。


到点的时候,陶立新上了车,和认识的人寒暄几句,仍是雕塑一般开自己的车。


在隔了一座山的线路上,杜文序早已完成自己从东山发往山丹的早班车。


两人的发家史


客车让陶立新起了家,在陶立新跑班车之前,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初中一年级辍学,在家务农三四年后,他想另谋出路。“那个年代,年轻人要想有个好出路,有家庭条件的,就去学驾照。”他这样回忆说:“也是怀着对于改变生活的一种理想。”


他学成驾照后,先在石棉矿开货车,后来觉得客车更加有利可图,就开起了客车。


在2000年,经济拮据的情况下,通过东拼西凑筹款,他有了自己的第一辆客车。这辆客车是一辆二手车,原车主将线路以及车都卖给了陶立新,出价九万八。陶立新自己出了三万,其余的都是向亲戚借债和银行贷款。   


买到第一辆车的喜悦之情是短暂的,陶立新马上被债务的烦恼困扰。开车的时候,心情好与坏都取决于乘客的多少。刚开始他自己售票,如果少收了一毛两毛,心情都不好。


“开车这么多年,和人拌嘴也是有的。”陶立新说,“那几年人们的生活水平不行,坐车也要和人讨价还价。”还有醉汉,嫌他车开得慢,和他争执,有时甚至会打起来。这时候“我大不了不让他坐了。”陶立新解释道:客车就要压着跑,跑的太快,前面的车刚把人拉完,跟在后面,一个也拉不到。走的太慢,肯定是要被后面的车骂的。


他语气平缓地叙述着自己路上遇到的无礼行径,像是在叙述别人无关痛痒的事情,开车这么多年,车早已磨平了他的棱角。


靠着这辆车,他起了家。“给娃娃们供学,让娃娃们成家立业买房子,全凭了这辆车。”说到这,他嘴角难掩笑意。陶立新是一个严肃的人,平时不怎么爱笑。


和陶立新一样,杜文序也通过东山线路攒了钱。


他曾因为一天连续两次没赶上班车而不得不自己走几十公里山路回家,从而有了开客车的念头,又因为觉得“开车师傅坐在窗窗后面带个墨镜的样子很牛气”而更加笃定了这个想法。


1987年杜文序高中毕业之后买了个卡车练手,1989年学执照,终于在1990年运输队招聘的时候吃上了公家的饭,自打这年,开了三年公家的车上。


后来他想承包线路,但是掏不出5000块钱,只好回家去种地。地没种多长时间,有次偶然的机会,杜文序被一个兰州的司机看上,受雇开山丹至兰州的夜班车,当司机的副手,从1994年算起跑了五年半。这段时间他积累了一定的积蓄,2000年的时候开始买车跑东山线。


“那个时候,超员查的还不严,乡里住的人还多,赚的还是挺多的。” 东山线上他一跑就是十七年,在这条路线上,他报废了两辆车,现在手上用的是第三辆。


现在陶立新和杜文序两个人在小县城里都有了自己的房子,再不以种地为生。


车对他们而言


两个人都从2000年开车,到现在都是17年的驾龄。可以说,他们大半辈子都和车打交道。车对于陶立新来说,是“庄稼人的老黄牛”。陶立新虽然早已不再种地,但是,乡土的词汇常常挂在嘴边,“开车的人要用车,就要保养车,这样才能更好地使用它。”


他靠车发家,车也改变了他的性子。开货车出身的他,后来才慢慢体悟到开货车和开客车的不同。“开货车不用顾忌太多,开客车你要时时注意路边有没有招手的,有没有下车的。”他说到这里有点兴奋,“开客车要慢下来,这样才能拉到人,我现在是个慢性子。”


按照陶立新的说法,他之前是个急性子的人,因为他找人测试过血型,他说A型血的人就该是一种急性子,言出必行的那种。


杜文序也称车是“庄稼人的牲口”。他讲了他和他的三辆车的故事。


第一辆车报废后,车辆运管所没有规定怎么处理,他就停在院子里,等烂得不能再烂的时候,拿去卖了废铁。


第二辆车是他最心疼的,那是一辆还很新的河南少林客车。当时运管所出台相关规定,车辆到了一定的年限就必须报废,无论新旧。到了期限后,他把车开到了张掖市报废车辆的地方,还没等他下车,“那些报废车辆的家伙就拿着锤子来砸车”。他当时感觉心痛,想“你们倒是等我走了再动手啊!”


山丹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规定员工60岁之前退休,杜文序还有10年。他没想过退休之后怎么办。但他一个姐夫也是班车司机,“退休后就不能看班车,一看见就流眼泪”。

 

两条线路的交集


陶立新每天8点起床,9点钟准时到达客运站。在车上等候买票进站的乘客。在这里,一切法则和大城市的相同却又不相同。


9点10分了,车里只稀稀拉拉地坐了几个人,陶立新有点着急,挠了挠头发,跳下车到售票大厅去找妻子,看看情况。在这个小城镇,跑班车线的大部分是夫妻档。一个开车,一个售票。


在售票大厅,陶立新的妻子正在卖力地招徕乘客。他一边跟别人寒暄着,一边眼睛不停地往安检门瞟,一看到有拎包裹进站的人,就立马凑上前去询问。


我上了陶立新的车,车里座位只空了几个,他今天心情不错,说道“今天效益不错了。”这一天的下午,像往常一样,杜文序呆在山丹县汽车站的车上等候发车。看到我买票上了车,他说:“这车还指不定发不发呢,不发的话我去给你退票。”


16点10分,车上一共坐了三个人,离发车还有20分钟。快到16点20分的时候,只来了几位老人,其中一位看到车内人少,半开玩笑地说:“这车不会像那天一样不发了吧”。


杜文序也坐不住了,跳下车向候车室走去,这时又来了几个回家的学生。这班车最后坐了十四个人,其中一半乘客在三分之一的路程处就下了车;剩余的乘客都是中段村庄的村民。


班车沿着河湾,下寨,上寨的线路,过了上寨,一个老爷爷下车后,车里除了我和司机,就剩下一个人了。


剩下的小伙子提着一捆菜,是给老母亲买的。他不好意思地跟司机说:“杜师傅,要不你就把我放这儿吧,剩下的路我跑过去就行了。这么大的车,就坐我一个人。”


杜文序说:“这么冷的天,我有车呢,把你送下我就回。”


班车又走了十分钟,停在了一座桥头。小伙子下了车。


小伙子下车后,杜师傅说:“那个小伙子三十岁了,还是个光棍。我们回吧,今天城里正好有个新春安全总结会,本来还有半个小时就到杜庄了,但是前面都没人了,我和你把车放到河湾,明早我再过来开。”


杜文序的车是一辆35座的大客车,上个月才赚了六七百块钱,这个月稍稍好了一点。他告诉我,从去年开始,东山线路上的人就减得厉害,这条线路夏天甚至没开。杜文序在回去的路上每经过一个村子,就要跟我说那个村子以前有多少户,现在只剩下几户。


而另一条线上的陶立新也好不到哪儿去,每天也为了骤减的乘车人数发愁,但是还不至于像东山线这样明显。他仔细跟我剖析人数减少的原因:一是私家车的盛行;二是城乡融合,乡下人越来越少。


现在,陶立新打算抛售手中另一条霍城山丹线路。而杜文序正有购买的意图,虽然两条线路人数都在骤减,但是48公里的线路还有利可图。


两人作为同事,相识已经很长时间。但正儿八经的沟通这还是第一次。假如收购成功,杜文序将放弃东山线路,到时候东山线的乡民出行将是一个问题。


以上文章为我院“新春采风万里行”活动“春催桃李”系列三等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