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985，他们决定退学“自救”

这是粥左罗的第 5045 期分享

作者 l 乔悦  编辑 l 施晶晶、娜娜

来源 l 南风窗（ID：SouthReviews）

分享 l 粥左罗（ID：fangdushe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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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考上‘985’，22岁从‘985’理工科退学，24岁重新高考，25岁在普通本科读文学。”

孙涵把这段经历记录在网络上，不少人都觉得他“亏了”。

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放弃如此的大好机会，毕竟就业市场上，写在简历上的“985”有光环，而年轻也是求职的优势。

但他自己清楚，人生才刚刚开始，“外部的价值体系，无法提供任何真切的生命体验”。

事实上，像孙涵这样从“985”高校退学的人不在少数。博雅数据库整理的名校2017年休学率数据显示，部分“985”高校退学率超过10%。

世俗评价中，“985”高校自带光环，当他们决定从“985”学校退学时，其中的利弊权衡，必然经历了一番艰难的心理挣扎。

他们不惜舍弃光环，是想掌控人生的主动权。

分文理班时，孙涵所在的高中默认学生进理科班，想去文科班的，需要家长签字。

虽然孙涵从小喜欢写作、摄影，他的文科成绩也远高于理科，但当他拿着签字单找到父母时，他们却提出了反对。

父母觉得，学文科没意义，理科的就业市场更大，未来能选择的专业也更多，尽管现在理科成绩差，但是努努力，也一样能学好。

但孙涵认为学理科才没有意义。他不喜欢理科的思维逻辑。“我觉得没什么思考价值”，孙涵认为，穷尽努力探寻有且仅有一个的正确答案，“不过是让大脑熟练掌握一种已经存在并可以批量复制的技术”。

争执了几个月，直至暑假最后一晚，孙涵和父亲吵到凌晨两点，“但没什么用”。

他既无法改变父亲的决定，又不敢伪造签名，他知道，即便这样做了，家长也会直接来找学校或年级主任，他想的是：“老师不一定会支持我，高中实际上是对家长负责，而不是对学生负责的。”

那是一种“错过了一个很重大的事情”的感觉，但他无能为力。

最终，孙涵还是读了理科。分到理科班后的孙涵，仍旧无法从心底里接纳理科，因为“不管怎么做，正确答案就在那里”，他觉得那很荒诞。

直到高三，他才放平心态，“既然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不如好好学”。孙涵高考超常发挥，考了623分，达到了重庆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填报志愿时，孙涵本来想报创意性更强的建筑学，但分数不够，只能在土木学院大类下选择新开的“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为以后转专业做铺垫。

他认为，“新开的专业，调剂的学生会很多”，所以特意选择这个专业，这样一来，同学中不仅有理科生，还有文科生，“班级氛围会更好一些”。

可是专业的理科性质没有改变，他逼迫自己学习，尽可能赶上课程进度，但效果并不明显。

大一上学期他没有挂科，“但也只是过了而已”。到了下学期，他经常在写作业前，需要先坐在桌子前缓一两个小时，以此来克服心理上的排斥。“因为我觉得很荒诞，明明我不该做这些事情。”孙涵说。

后来，缓的时间越来越久，一坐就是一晚上，他觉得自己的意识正在抽离身体，即便饿了困了，也无法移动，只能待坐着，天亮之后才去睡觉。翘课，在他看来，“也是一种特别英勇的行为”。

大一那年，他的绩点只有2.8，达不到转专业要求的3.0。他试图继续读下去，但他越想跟上越跟不上，忍耐已是“强弩之末”。

孙涵上了三年大二，换了三次室友，陷入了挂科、留级的循环里……他还记得，在一节流体力学实验课上，他反复向同学询问操作流程和实验数据，虽然这不是他第一次看不懂，但那天感觉格外慌乱，“就像人群中的猴子”。

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复旦的金融专业是“精英预备役”。和室友见面第一天，一个上海本地女孩送给刘清一盒来自摩洛哥的沙子，那是她暑假旅游时带回来的。

刘清想了一下摩洛哥在哪儿，应该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刘清送给室友的是湘西老家的茶叶，有人客套感谢，有人冷漠接过，一瞬间，她觉得自己的礼物，似乎有些“拿不出手”。

这样的差距还有很多。同学随手一杯35元的奶茶，只比刘清身上的T恤少15元，也比她一天的生活费多5元。学姐请客吃的平价餐厅，价格和她的鞋子差不多。

“考上复旦就是一个意外。”数学一直是刘清的弱项，只有高考那次超常发挥，上了140分，“就像一场命运的玩笑”。

特别当她拿着倒数第十的成绩单时，曾经优等生的骄傲荡然无存。眼看同学手握各种竞赛奖项，刘清觉得自己成了“非常普通的一个人”。

玩手机，是刘清在复旦做得最多的事情。她知道自己成绩差，更要努力学习，但每次开始前，内心总有个声音说，“你学不会的”。她常常窝在宿舍或教室，学几分钟，就看一下手机，循环往复，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暂时麻痹自己。

某天晚上，刘清从图书馆复习出来，无意刷到宣传高中学姐的公众号推文，里面列满了她在大学取得的成就：绩点第一、学生会主席、国奖……突如其来的落差感，让她脊背发凉，她开始否定自己：“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2018年，毛雨保研入学到厦门大学的国际商务专业，但研究生的课程难度很大，不仅全英文授课，对数学要求也很高，毛雨学起来很吃力，第一学期就挂了一门课。

她只能花费大量时间补课，根本无暇兼顾实习或其他，时间久了，渐渐开始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头晕头痛，感觉自己像个行尸走肉”。

不止毛雨感到痛苦。当时她所在的经济学院是全校要求最高、也是学生出现抑郁情绪最多的地方，挂科率很高，她的室友也有两门没及格。毛雨曾想过，“先忍三年，把学历拿到手再说”。

促使退学的最后一根稻草，落在一场课间。当时她正在楼顶吹风，刚刚高强度的课程压得她喘不过气。站在天台上，毛雨整个人都是恍惚的，俯身向下看，“本能地想要跳下去”。

猛地反应过来，她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转念又想，“和生命相比，眼前的一切并不重要”。

怎么才能摆脱这份无法适应的痛苦？他们有了退学的念头。

退学是一个太过沉重的决定，他们额外承受着这个选择带来的压力。

退下天台的那一瞬间，毛雨就想通了，她要退学。

其实毛雨之前就跟父母透露过退学的想法，但他们很反对。这次下定决心后，她不想再理会父母的意见，“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她跟家人谎称，想休学去北京待一段时间，父母下意识以为她要去实习，便也同意了退学申请。学校要求，休学满一年不返校，就做退学处理。毛雨心里清楚，自己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直到去北京半个月，找到工作后，她才打电话告诉家人事实。

在之后的很多年间，父母一谈到这件事，还是很生气，“退学”这个话题，成了家里的禁忌。

今年春节，母亲在跟毛雨散步时，聊到希望她能像大多数人一样，尽快结婚成家，稳定下来。

但毛雨不喜欢那种生活，反驳了几句，母亲一下就生气了，还翻起了从前退学的旧账。母亲指责她，明明从前是个听话懂事的孩子，为什么现在叛逆了？

毛雨从小很注重父母的评价，过去如果母亲这样说，她会一个人哭很久。但现在，她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她告诉母亲，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就算所有人都走稳定的道路，她也有不选择的权利。

有了退学的念头后，孙涵先是跟朋友聊了聊，朋友建议短期内先从宿舍搬出去，因为换了三次宿舍后，他和室友很陌生，“都是典型的理工男，没有共同语言”。

那天晚上，孙涵在网吧坐了一宿，没有打游戏，而是反复思考退学后的出路：工作？复读？成人教育？但就是没想过不退学，因为他确定，退学是一个不会后悔的决定。

“我在那里已经快要活不下去了，即便留下我也不可能毕业的。”孙涵说。

孙涵这次提出退学时，父母没有再反对。因为大一下学期，孙涵确诊了抑郁症，他经常跟父母沟通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学习状态，父母也开始后悔当初执意逼他学理科。

即便没有对未来做出明确规划，孙涵却格外笃定，自己已经无法继续忍耐，他要重新获得主动选择的权利。

刘清仍然记得，自己拿着退学申请书去各个部门盖章的场景。

教务处老师原本以为，她是想复读考清北的大一新生，得知她已经大二后，用她看来有些嘲讽的口气说：“退了，就再也考不上我们学校了。”

老师的话，让刘清“如坠冰窟”，很想哭，不知道怎么辩解，只能轻声说：“没关系，请您给我盖个章。”

退学的盖章流程大概要跑八个部门，每个关卡她都要面对不同老师，反复揭开伤疤，那是她最煎熬的时候。“因为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在乎你退不退学，仿佛深陷泥潭，却没有人能来救我。”

退学流程走完了，刘清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校园里，心中因逃课、挂科而产生的愧疚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她在“自己救自己”。

刘清和孙涵退学后，都选择了复读。孙涵去了南京艺术学院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虽然新专业也很累，但“很有成就感”，不仅认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还学会了不少技能。

他觉得，现在就是“最好的状态”：创作的每一步都完全依靠自己，没有标准答案。虽然作品好坏也不确定，但终究是真实且真诚的。

他最近在忙着写独幕舞台剧的剧本。一天下午，他看了两部电影，骑车回宿舍的路上，他在脑海里构思剧本，突然灵光乍现，想出了解决方法。睡前根据构思，又去找参考电影来看。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些事情就像交响乐，处在合适的位置，协调地组合在一起”，作业不再是令他痛苦的事情。

另一边，刘清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人文科学试验班，第二次上大学，环境同样陌生，也会遇到各种困难，但这一次，刘清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像是迟来的成长”。

从今年2月份到5月份，刘清一直在进行着一项非正式实验。实验内容是做兼职，做很多“不符合身份”或者令人“身心俱疲”的兼职，其中包括了电话销售、超市分拣、端盘子、发传单、月嫂……她没有提及自己的学校，因为她想知道，当她剥除 “985”学历后，24岁的自己会是一个怎样的人？能否在社会上立足？

三个月的实验结束后，刘清累计赚了1200元。实验结论是，“原来自己的忍耐力超乎想象”。几乎每份工作，刘清都做得很煎熬，这让她更加了解“生活本身”，她逐渐有勇气接受自己的平庸，并对这种心理转变十分满意。

刘清说，到现在为止，她终于可以对自己说一句“我为你感到骄傲”了。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一试即中，立刻找到人生方向。

毛雨在探寻自我的道路上走了很久。

北漂的日子并不顺利。毛雨喜欢文字，先后去了两家小公司，从事内容工作。

工作四年，她逐渐看清工作的本质似乎就是“不快乐”。最近她回到老家四川，重新找工作，其间还做过几个月的烘焙店学徒，那也是她曾经想做的事情。

她28岁了，仍然年轻，还有时间可以明确自己的航向，只不过，眼下的毛雨也不免产生一个稚嫩的念头：要是所有事情都像做题一样简单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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