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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and Arts集锦
陈丹青说自己不会管人，也没当过领导。之所以成为木心美术馆的馆长，一是为木心；二是为乌镇。
2006年，木心回国，陈丹青口中的“乌镇老总”陈向宏跟木心说想给他盖个美术馆。木心听了很吃惊，还有点排斥，觉得盖一座美术馆是蛮大的一件事。直到2011年，尽管那时还没人知道木心会在那一年的年底离开，但大家都还是想再确认一下：“人走了，东西怎么办？”
“这些文字、作品、物件，搁在哪？怎么搁？谁来搁？”
留存艺术家的遗作很难，承继艺术家的遗志更难
。
因为，“谁来搁”比“搁在哪”和“怎么搁”更重要。
对于陈丹青来说，成为木心美术馆的馆长是两个下午的事。
第一个下午发生在夏秋交替之际。那时，木心病重，陈丹青和陈向宏扶着木心去看美术馆的选址，当时那里还是一片果园，旁边有一团东西正在建，据说未来会是一座大剧院。木心觉得地点不错，问陈向宏何时起建，然后谈到馆长人选，两人同时转头看向陈丹青说：
“丹青，这个馆长，你不能推辞”
“他们好像知道我要推辞一样。”
陈丹青当时只想撮合美术馆的建成，完全没想到会把自己给“撮合”进去。“老木心那样看着我，他那么老，又是快走的人，我没办法说我不当。但是答应他的那一瞬，我没想到后来会出版《文学回忆录》，没想到会将木心美术馆的每一间房子都填满，也没想到他会死。”
第二个下午在秋天，木心昏迷前的两个月。
经老友刘丹引荐，陈丹青请来贝聿铭的弟子、纽约OLI事务所的建筑师冈本博、林兵主持设计木心美术馆，大家赶在木心重病前谈了一个下午。
陈丹青在《文学回忆录》的后记里记下了那天下午木心说的一句话：
“贝先生一生的各个阶段，都是对的；
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陈丹青在这句话后跟着写下
“这不是反讽，而是实话；
因为实话，有甚于反讽。
”
大众认识木心，大概是从《从前慢》里的那句“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开始的。但，只用一首诗去了解木心的一生是不够的。除了爱，木心的一生里有太多的颠、沛、流、离，在《论命运》一诗中，木心用“不急”二字淡淡写下他对命运的反抗：
半个世纪以来，
我急，命运不急
这
是命运的脾气
而今，眼看命运急了
我，不急
这是我的脾气
从“急”到“不急”是自嘲也是无奈。
在木心美术馆二层，一间灯光昏暗的铁质围合式展台里，平铺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木心被关押在积水防空洞时写下的《狱中手稿》。
这些手稿约六十五万字、计六十六张纸、共一百三十二页，包罗了木心以记忆中的知识展开的对绘画、音乐、世界文学以及哲学的讨论。
那字迹密密麻麻，实难辨认，观者驻足，唯见苦难。
艺术史学家巫鸿在《豹迹》终章写下一篇《木心的记忆》：
“在我看来，只有一个真正作家的自我责任感才能解释这些文字的创作，因为除了可能给他带来更加严厉的惩罚之外，这些文字没有任何用处。
”
采访当天，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当美术馆馆长和当艺术家有什么不一样？”。陈丹青的回答与他在大众心中的惯常印象一样，三分愤世嫉俗、四分横眉冷对：
美术馆馆长需要干什么活呢？
检票？
打扫？
挂画？
还是坐在办公室里看书、写字、抽烟？
特别是对于陈丹青这样的“明星”馆长来说，有什么活需要他高抬贵手亲自干的呢？
或者说，陈丹青的名气是否能比“干活”发挥更多的作用呢？
其实陈丹青的“干活儿”，是实话。八年来，木心美术馆的海报、展场、墙面，装置，全是他与助手王威涛全程设计，一处处布置，一件件摆好。他说，他喜欢布展。
但是，陈丹青的名气大概无法让他成为一位安心干活的馆长。我们在馆里拍摄时，一位观众一路跟着我们狂奔，即使上气不接下气也要语无伦次地追问：“这是陈丹青老师吗？我最喜欢看他在网上的视频！我第一次来木心美术馆！我今天带一个残疾画家来，我说我照顾他，结果把他扔在那里。” 我们正不知该如何拒绝来自观众的热情，却见陈丹青老师直接表示：不拍照！不签名。
男观众圆圆一笑为自己解围：“陈老师比较低调哈。”最终，陈老师拗不过他的执着，和这位“幸运观众”握了握手。
幸运观众很感动，随即对此次握手发表了讲话：“陈老师握手很有力，还年轻！”陈丹青接口说：“还活着。”
幸运观众大笑，带着这份难得的谈资满意离场，而陈丹青的脸上却难掩无奈。
事后采访时，陈丹青坦率地告诉我们：“他们说喜欢我，我一点都不相信。跟我合影是为了转发，趁我不注意偷拍，立刻放到网上，起码的尊重都做不到，还说喜欢，我能相信吗？”
陈丹青说年轻时遇见留法回来的老前辈，比如吴作人、吴冠中等，他从来没想过合影，更不用说拿着照片去跟人炫耀，甚至在木心死后，他也只找到两张合影。
那段时间，人们关于他在上海骑共享单车被罚款的围观还未完全散去，陈丹青的脸上还留着对不堪其扰的厌倦：“太无聊了，这是个时代病！十九世纪照相术刚发明时，波德莱尔就写过，‘我们这可憎的社会急不可待凝视自己微不足道的形象，就像那珂索斯一样……陷入非同寻常的狂热。’”
采访当天，一位穿黄衣服的小姑娘一直默默跟在我们身边，她说她来自哈尔滨，是第一次一个人出门，也是第一次来乌镇，她说她很喜欢陈丹青，我们愿意相信，因为她说她从小喜欢画画，但却做了别的。她没有上去索要合影，只是想看看陈丹青，看看乌镇，看看木心美术馆。
Hito Steyerl曾经提出“美术馆是工厂？”的疑问——如果美术馆是一个生产艺术的特殊工厂，那无法得知艺术生产线全貌的观众，也就无法以解读者的方式参与艺术的生产，随即成为被迫观看所谓“艺术”的工人。
比起观看，用阅读一词形容木心美术馆的观展体验似乎更为贴切。因为画作只占了木心美术馆展品中的一小部分，展出大量的手稿和物件或许会使木心美术馆的展陈方式与人物纪念馆类似，但木心美术馆要做的远不止“纪念”，在常设展区外，木心美术馆定期以《文学回忆录》为蓝本举办主题特展，从尼采到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再到巴尔扎克、鲁迅、托尔斯泰与列宾，《文学回忆录》里出现过的这些人，其手稿、原作、真迹都有可能出现在木心美术馆的展厅里。
陈丹青说自己不能想象木心美术馆每年没有一个特展，“《文学回忆录》上市以后，真的得到了很多文学青年读者的喜爱。木心用一种个人的方式叙述了他们，而读者能在我们的美术馆里看到其中某些人的真迹。” 陈丹青说全国有那么多学文学的孩子，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指望自己能见到书里那些大作家的真东西，陈丹青觉得能看见真东西是木心美术馆能吸引人的一个原因。
特展“列宾笔下的托尔斯泰“展厅中，托尔斯泰和列宾的亲笔信与画作、照片、明信片
陈丹青对美术馆的定义是“提供文化常识，储存历史记忆的场所”。
我们或许无法定义什么是常识，什么是记忆，因此美术馆需要通过展示真东西去让观众形成自己的常识和记忆。
世纪之初，陈丹青尚未成为美术馆馆长，彼时他认为“中国绘画界一大绝症是没有美术馆”。过去20年间，我们建设出了如此之多的美术馆，然而，艺术界的绝症痊愈了吗？
采访进行到一半，工作人员提醒陈丹青该贴墙了，陈丹青转头告诉我们：“贴墙很重要。”于是我们跟着他进入还在布展中的展厅，展厅很小，但很精致，连台阶上也印着“小心台阶”的提醒。一位工作人员正在贴木心说过的一句话：“艺术品分三类：一，有现实意义，没有永久意义。二，有永久意义，没有现实意义。三，有现实意义，有永久意义。”木心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当属第三类：“历史过去了，永久意义仍在，甚至更强。”
美术馆或许也分三类：一，有房子，没内容。二，有内容，没房子。三，有房子，有内容。过去20年间，中国有太多的美术馆只有房子而没内容，更不幸的是，还有很多有内容的美术馆没房子。木心美术馆有房子，也有内容，在中国当代艺术机构中，算是较为幸运的特例之一。房子来自乌镇，内容来自木心。木心美术馆规模很小，办公的就五个人，副馆长是徐泊，挡下了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坐在馆长的位置上，陈丹青几乎不太会被行政所累。木心美术馆是乌镇造的，也是乌镇养的。乌镇不仅养着木心美术馆的水、电、安保，也接管了一部分的行政工作，让美术馆不用太操心有没有观众来的问题。
“因为进了景区，大家没地方去，就会来美术馆，蹭个冷气歇一会儿，拍个照什么的。”陈丹青告诉我们疫情以后的观众甚至多过疫情前，“本来大家想着能恢复到疫情前那样就已经很不错了，结果没想到客流量翻倍。因为乌镇大家都玩熟了，很喜欢，也愿意再来，但从前来，都不太在乎美术馆。”
如何吸引更多人进馆，是木心美术馆在幸运之后的课题。
“今天的青年愿意了解列宾与托尔斯泰吗？”陈丹青如此发问。托尔斯泰和列宾，是两个陈丹青在十几岁时就爱上的人。布展过程中，陈丹青将一张托尔斯泰写予列宾的信件捧进展柜：“很奇怪，每到这种时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如果在十几岁时有人告诉陈丹青，有一天他能够亲手拿到他们的手写信，那他大概会高兴得晕过去。但是现在，在见过那么多好东西和真东西之后，陈丹青自己的大脑在那一瞬间一片空白。这种空白不是麻木，陈丹青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目瞪口呆，无话可说。” 对他来说，
如果一千个人里有那么三、四、五、六、七、八个人能从西栅景区的喧闹中走进木心美术馆的展厅，能在某一件木心或托尔斯泰的展品面前大脑空白30秒，那一切就都没有白做。
世纪之初，陈丹青尚未成为馆长，那时他觉得“美术馆顶顶要紧的，是它的文化形象，是它的社会角色，是它的教育功能，是它在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中活生生的作用，美术馆，是一本活的大百科全书，因为美术馆的对象不仅仅是艺术家，而是所有人。”
陈丹青说自己不喜欢聊那些“所谓”的公共性、美、教育……因为他对人群没有要求，“凭什么要求人群呢？” 他问我们，也问自己。
如今，陈丹青只关心两件事：“第一、能不能拿出有趣的展览。第二、大门向南开，希望有人来。”
尽管陈丹青、木心、乌镇已经给木心美术馆提供了超于行业可能的潜在观众，但是陈丹青很清楚，真正进入过木心美术馆的当地居民还是很少很少。乌镇居民与木心美术馆的关系倒让人想起木心的一首可爱的小诗：
德国猪脚著名全球
几位德国朋友都说
他们半年也不吃一次
这是很好的哲学命题
让乌镇居民走进木心美术馆，大概和让德国人多吃猪脚一样，是一个深奥的哲学问题。木心美术馆不被当地人关注，对陈丹青来说很正常：“就像北京人其实自己不去长城，都是外地人去。北京人也很少去故宫，但是故宫一天到晚在那。所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本地的和尚都不带来的。”
陈丹青非常关注木心美术馆公众号上的留言，每次新展开幕，陈丹青看见评论区有人因为托尔斯泰要来了或者鲁迅要来了而欢呼，就会为自己还能提供一点兴奋而感到高兴。“如果哪天留言没了，或者我打开门没人来了，那就关门吧，因为没有意义了。”
提或不提，这个问题都萦绕在木心美术馆内外：如果陈丹青卸任，谁将是下一任馆长？外界说起陈丹青，总觉得他“正当年”，而忽略他实际上已经抵达古人所说的“古稀之年”。木心美术馆原是为留存木心的遗作而建，那陈丹青的遗作又该搁在哪？怎么搁？谁来搁呢？讨论木心美术馆的未来或许也是在探寻一个可持续的美术馆制度。
“现在想进木心美术馆的人挺多，但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一个有美术馆管理经验、有理想、同时很喜欢木心的人。因为这个馆的核心就是木心这个人，所以即便再有美术馆经验，如果对木心没有感觉，那（馆长这个工作）就成了一个差事。”
“也许哪一天，这个人就突然出现了。我相信会有这样的年轻人，我希望是年轻人。我很惊讶现在的80后甚至90后也非常理解木心”
陈丹青相信年轻人，我们也该相信未来，而在未来到来之前，陈丹青还是会守在木心美术馆，贴墙、布展、抽烟、看书，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去附近的田野边走一走。陈丹青说他在木心美术馆最喜欢的两个瞬间，一个是走回住处，这是他当知青时走田埂留下的习惯，也是他从木心美术馆施工时保留下来的习惯。另一个是，太阳再次升起时，他会再次穿过田野，从安渡坊过桥，向木心美术馆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