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是一种基础工具，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大、中学阶段，将逻辑作为一种必修的通识教育。但在中国，作为通识教育的逻辑课，已经缺席了数十年之久。
文︱谌旭彬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短史记”（ID：tengxun_lishi），转载已获授权，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图：1905年，严复翻译的逻辑学著作《穆勒名学》。该书一度成为京师大学堂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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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大、中学校多开设有逻辑必修课
“逻辑”一词，始于严复对“Logic”的音译。在近代史上，“Logic”还有过“辩学”、“名学”、“论理学”等意思更直白的译名。略言之，逻辑是一种基础工具，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表达。
科学研究对逻辑的倚重自不必说，人生随时随地之言（与人沟通交流）与行（思考、处理问题），都离不开逻辑。说话没逻辑，即不能有效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想法；做事没逻辑，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缺少逻辑常识，尤其容易沦为被他人愚弄的对象。
故此，自20世纪初，传统逻辑系统传入中国后，教育界即将逻辑学纳入到了正规课程之中。
晚清之际：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政科”三年须开设逻辑课（名学），每周两学时。1904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将逻辑课（辨学大意）列为“经学科”、“文学科”、“商科”的必修课；《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则把逻辑学列为公共课程，共一学年，每周3学时。
进入民国后：逻辑学成为很多大学、高等师范学校乃至中学的必修或通习课目。讲授的内容，也超出了传统逻辑，如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开课讲现代逻辑（数理逻辑）。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熊十力、胡适等学术名家，亦将逻辑学深入应用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
1930年代，苏联开启了对逻辑学的大批判，勒令大、中学校取消逻辑课。受其波及，一批受苏联影响极深的知识分子，也于1920年代末开始掀起对逻辑学的批判。艾思奇等人宣称要用“辩证法”来打倒逻辑学，甚至公开“宣布了形式伦理学的死刑”。
批判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末。这场“辩证法”针对逻辑学的大批判，虽然声势浩大，但因批判者的在野身份，结果并未能撼动逻辑学在大、中学校课程中的地位。张东荪、金岳霖等人，也尚有空间与叶青、艾思奇进行论战。1939年，蒋介石甚至还曾下达指示，欲聘请专家来讲授逻辑学，以改良公文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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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逻辑教学两次遭受重创
苏联于1946年11月作出《关于在中学校里讲授逻辑和心理学》的决议，结论认为：每一社会经济形态都有与自已相适应的逻辑，苏联必须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苏维埃的”逻辑。
1950年代中国大、中学校所教授的逻辑课内容，深受苏联影响。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逻辑学会理事宋文坚回忆：
“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逻辑，则是在我国已有逻辑研究和教学成果上的全面大倒退。受害最为严重的是我国大学的逻辑课程。这种课程是给非理工学科开设的，叫作普通逻辑课。最先引进的苏联逻辑教材是曹葆华翻译的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195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苏联1945年以前有段时期曾取消了大学的逻辑课程，理由为逻辑是形而上学哲学的产物。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是1946年开禁后出版的，仍带有对逻辑的高压态势，……其批判多是无中生有或者根本错误。在逻辑内容上则是讲授传统形式逻辑和培根、穆勒的古典归纳，大致是延续19世纪的逻辑教学体系，因而这是一本内容落后、观念陈旧的逻辑课本。
1951年出版的维诺哥拉道夫和库兹明合著的《逻辑学》的译本，为苏联高级中学所用，比较简明、讲述清楚、废话不多，但内容仍是陈旧落后的传统形式逻辑。
很显然，逻辑教研室的老师们对这样的逻辑课本是不欣赏的。但即使不欣赏、瞧不上，也仍得以苏联这两本教材为范本。……苏联不改，我们也不能改。……以苏联范本为模式在我国培养的一代逻辑教师，逻辑视野不宽，长期不知有数理逻辑。其中部分人刻板地固守着这类模式不放。影响较为深远。”
进入60年代，“十年动乱”中，逻辑学再遭重创。据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倪鼎夫回忆：
“逻辑科学是重灾区之一。逻辑研究机构和大学的逻辑教研室(组)被撤销了，学校里逻辑课取消了，专业队伍解散了。在各门基础课中，‘四人帮’不准老师讲理论推导和论证，污蔑这是‘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是‘脱离实际’、‘故弄玄虚’，是‘回潮’、‘复旧’。结果使学生只知道些现成的结论，不知道这些结论是从哪些前提推导出来的，只知道一些零散的感性的知识，不知道理论的论证。所有这些极大地影响了学生逻辑推理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他们把逻辑工作者看作专政对象，给有研究成果的老专家扣上‘反动权威’的帽子，强迫他们去打扫厕所……”
图：逻辑学家金岳霖及其50年代著作。金晚年对学生诸葛殷同说：“我当初就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书（指苏联的《逻辑》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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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至今，经短暂复苏后，逻辑课再度形同虚设
70年代末，逻辑课开始在大、中学校复苏。1978年，第一次全国逻辑学讨论会召开；1979年，中国逻辑学会成立。1981年，教育学家张志公撰文，呼吁“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张认为：
“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一些比较重视教学的高中和师范学校，专门开设过逻辑课，大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四十年代以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普通中等学校以及中等师范学校，不再专门开设逻辑课，就连一般的高等学校和高等师范院校也没有普遍地设置逻辑学课程。这样，使得一般受教育的人，渐渐对于逻辑愈来愈生疏。这是不妥当的。”
鉴于教材、师资匮乏的现实，张志公建议：“在中学普遍开设逻辑课显然是不可能的，……由语文学科明确地把逻辑训练和简要的逻辑知识的教学任务承担起来，是可取的。”
类似的呼吁很多。也有一些效果。比如，高中语文课本确实一度增入了一些与语言运用、思维表达相关的逻辑基础知识。但1988年，中学语文教材再次删除了有关逻辑学的教学内容，一些“专家学者”进而又提议取消师范院校课程中的逻辑学。进入90年代，情况变得更为恶劣。在很多大学，逻辑从必修课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选修课——最典型者，莫过于从1998年起，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文件，逻辑被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的专业基础课程中踢了出去。对于这种变化，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吴家国如此总结：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逻辑教学走入困境。……主要表现是：第一，部分学校、专业的逻辑课被别的课程取代，开课面大为减少；第二，保留逻辑课程的学校、专业，有的减少了教学时间，有的把必修改为选修；……第四，在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应考面相当大的几个专业(如中文、法律、行政管理等)，把原已考了多年的‘普通逻辑’给取消了……”
这种状况，时至今日，也未见改观。
逻辑课在大、中学校的这种命运，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高校市场化仅是其中之一。正如曾昭式所总结的那般：
“目前，许多学校的逻辑课被取消，或者逻辑的课时量被压缩。这既有一些高校领导的责任，也与一些高校没有逻辑教师有关，甚至政府有关部门也不支持逻辑的教学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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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常识教育缺席数十年，社会已呈现出思维病态
艰深的数理逻辑，自然不必人人修学。但作为通识教育的普通逻辑课缺席数十年，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情。这种缺席也必然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使社会呈现出一种思维上的病态。诉诸情感、诉诸传统、诉诸暴力……等背离逻辑的交流方式，在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很多公共话题的讨论，因参与者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常沦为无意义的互撕口水战，乃至发展成“用U型锁说话”。
较典型者，如讨论“中西医话题”时，大多数人浑然不觉“中医”与“西医”这两个概念的对立，在逻辑上并不成立——以“阴阳五行”和《黄帝内经》为核心标签的“中医”，实际上应该命名为“传统医学”（西方“传统医学”里也有类似“阴阳五行”，如恩培多克勒的四元素土、气、火、水相生相灭之说）。“西医”实际上指的是建立在多种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不存在任何的国家、民族属性。也就是说：“中医”与“西医”的概念对立，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在讨论时诉诸民族情感，在逻辑上更是错上加错。
在普及逻辑常识方面，殷海光的努力尤其值得一提。殷早年师从金岳霖，去台后任教于台湾大学。自1950年代起，即致力于向民间播撒“逻辑种子”、用逻辑揭破两蒋当局“用一切光明的字眼”包装起来的政场言论。据林毓生回忆：
“殷先生在他的（逻辑）课上，常常拿生活上的具体实例来说明逻辑的规则，有时也拿官方的政策、文告来说明其不通(不合逻辑)之处。这样的方式，使他的课程变成让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殷先生讲课时，非常有条理，庄严而小拘谨，隽语如珠，灵光闪闪，……生活在威权体制之下，大家都深感压抑。在这样的环境中，殷先生的课程，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深具魅力，非常吸引人。”
1957年，殷海光出版了一本以对话体写成的逻辑常识普及著作《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这本六十年前的小册子，对数十年未曾受过正规逻辑常识教育的国人而言，相信仍会极有助益。
图：殷海光。在殷看来，普及逻辑常识，对造就一个良性社会至关重要。比如，尊重并培护言论自由，必须做到“就事论事”。意即：“只问是非，不问是谁说的。…无论赞成或反对，应该完完全全以论题为范围，而不旁生枝节。这是言论自由必需的态度和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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