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百年风云变幻，检察之路始终曲折向前，尤其是近十年来不断走入改革深水区，分分合合、兜兜转转，未来图景渐趋清晰。
检察向何处去？应该有一个答案了。
张军检察长提出检察工作的产品观，不仅是一个比喻，更是用一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检察工作。
话语体系的调整是为了跳出惯性思维，用更加理性的视角来探寻司法的内在规律和底层逻辑。
从供给侧提供更加优质的法治产品和检察产品，首先是从需求侧出发考量供给。
说是产品观，首先是用户观，是一个用户至上的观念。
需要提高的不仅是服务意识，需要提供的也不仅是更加质优价廉的产品和全方位的服务。
更是有针对性的、精准的检察服务。
因此，要更加了解用户的需求，更接底气，更加务实高效。
公开透明、人权保障、精准打击、民生民利，以此调整检察工作的战略和方向，以及检察工作的动作和姿态。
所谓了解用户需求，又不是简单的市场调研、检务公开，而是要从用户的深层需求出发。
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我最初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会告诉我‘要一匹更快的马’”。
我们需要结合时代的精神去把握刑事政策，比如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边界，刑事犯罪和民事纠纷的边界。不仅是对个体的回应，更是对国家和人民长远发展需求的回应。
这种深邃和长远的思虑，并据此作出的决定就是我们创造的价值。
我们的检察产品就是要为用户创造长远的法治价值。
说到产品，它一定是一个具象的概念。
是一份掷地有声的法律文书，也是一席慷慨激昂的公诉意见，
不一定看得见、摸得着，但一定能感受得到。
它可以有硬件、软件之分，但绝不虚无缥缈。
产品的概念，就意味着它有边界、有功能、有分类，
它是具体而微的检察行为，是完整有型的存在，是检察与公众接触的触角，
是一个个可以娓娓道来的检察案例。
既然是产品，就要有自己的产品策略，就是要结合自身特色打造拳头产品。
不是四面出击，不是包打天下，要做爆款。
乔布斯重出江湖给管理层上了一堂课，他在黑板画了一个十字，四个方格、四个领域，一个领域一个产品，做到极致，四个产品也足以改变世界。
追求极致，利用有限的资源做到最好，也是小米、华为等优秀企业的产品观。
重需求、做减法、求品质，就是新时代的法治产品理念。
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生产更多、更好的检察产品，首先需要明确一个资源分配的问题。
资源分配在经济学上的最优选择就是让市场发挥调节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可以进行宏观指导。
对于检察工作来说就是根据司法规律配置检察资源。
符合司法规律就是优化配置，背离司法规律就要降低产量、降低质量，甚至生产出负面产品，从而产生关停并转的风险。
司法规律的第一条就是资源要与效益相匹配，向核心职能倾斜，否则怎么打造爆款。要明确核心职能，判断的标准就是比较优势，独有的、不可替代的、有刚性需求的产品才具有核心产品的潜质；要给核心产品赋能，增加附加值，提升核心产品的竞争力；要根据需求领域分化对产品进行细分，就像乔布斯的四个格子；要对非核心产品进行大刀阔斧的精简。
司法规律的第二条就是竞争将无处不在。外部来说，不同的司法机关在公信力和满意度上就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这个竞争关系比的是实力，对此检察机关要重自强，怎么重，就是每个人都重自强，每个人都要争自强，哪个检察产品搞得好，哪个检察官搞得好，就要给哪个资源，就像腾讯孵化出微信一样。员额制虽然有非精英化的一面，但优秀的员额，一定是最宝贵的资源，而且他们到哪里都是最宝贵的资源，在这个问题上检察机关与其他行业也处于竞争之中。这不是简单的一个内部公平、用人唯贤的问题，这是一个检察机关自身如何自强的问题。为什么战争年代干部成长得快啊，有实践锻炼的问题，也有不得不打破论资排辈的问题，因为这涉及的不是公平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司法规律的第三条就是重视人的创造性作用。一方面要进一步实现扁平化，要全面、彻底地将司法办案责任制落到实处，要更加彻底的放权，发挥检察官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因为司法是具体而微的，需要司法官的创造性劳动，管理主要在宏观层面；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去行政化，最大限度的削减行政管理的机构和职能，以自主的司法化管理代替人为的行政化管理，为司法官减压松绑解套。
司法工作要讲成本，目的是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正义的最大化，这就是检察工作的效益观。
不能说不惜一切代价办好一件案件或者说做好一项职能，那其他案件、其他职能怎么办，效益是不是最大的，需要进行权衡。
案多人少一方面反映的是资源不够用的问题，另一方面反映的是资源没用好的问题，优化配置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从派驻转变为巡回制就是基于成本的考虑，通过节约成本做好同样的工作，就意味着省出了一些资源来做核心检察职能，同样的检察资源就能够更好的发挥检察效能，实现更大的法治效益。
节约成本也不是光是眼睛向内，要从整个法治供应链上着手。
检察机关位居法治供应链的枢纽地位，既能控制质量，又能控制成本。
内部的衔接顺畅必然会形成整体而明确的法治信号，引导上游产业链调整产业布局、提高质量标准，最终提升整体的是整个法治产品的质量。
质量可靠，其实是最大成本节约，因为可以避免返工召回。
而且最重要的是满足了用户的终极需求，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法治期待。
这种期待的满足就是最大的法治效益。
中国的检察之路与中国的很多改革一样，都是一条实践理性之路。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引入正是这种理性思维的体现，既要立足普遍的检察规律，又要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法治本土资源，具体而微地体味中国的司法规律，这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艺术。
就让我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以人民的名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