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动力学的视野出发，现代政党重构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 - 社会关系，以至国家、政党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政治系统运转的核心动力，而其政治过程则进一步对政治变迁产生重大影响。本文认为政治过程意义上的政党-民众关系会对结构意义上的政党-社会关系甚至国家-政党-社会关系产生重大反作用。 [1] 在不同的文化土壤、历史时空及政治框架下，政党-民众关系会因其“限定意涵” [2] 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特征，从而使其反作用之大小、优劣和重要性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借助比较分析来发现不同种类政党-民众关系的特征，从而更准确地反映政党联系民众的程度（紧密-梳理）与状态（民强党弱-平等互助-党强民弱）。基于对既有研究的批判性认识，本文尝试建构“结构-过程”分析维度来对国外若干代表性政党联系民众的经验事实进行分类讨论，以期在丰富国内学界对政党-民众关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共产党党群关系的科学建构提供理论参考。

1 对既有研究的批判性认识：“结构-过程”分析维度的建构

总体来看，国外理论界常将宏观的“政党-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学术自觉或是分析视野融合到政党研究之中，但专门以微观的“政党-民众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性研究成果尚待充实。在值得关注的著述中，“政党组织-公民社团关系”是研究的主要方面，如较早的罗伯茨（ Geoffrey K. Roberts ）于1970年出版的《英国的政党与压力集团》和夏布斯梅尔（ Edward L. Schapsmeier ）于1981年出版的专著《政党与公民行动组织》 ^[1] 。此外，较有参考价值的是由卡茨和克罗蒂（ Richard Katz and WilliamJ. Crotty ）主编的《政党政治手册》，其中波格特克（ Thomas Poguntke ）根据独立性程度将社会组织划分为独立型、合作关联型、依附型与隶属型，从而反映出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2] 目前，国内也有专著对国外政党与公民社会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3]

这些成果都有其精辟独到之处，但也尚存不足。比如，与传统的从政党类型学角度分析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进路不同，波格特克从分析社会组织类型的进路来研究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分类简明易懂且具有一定特色。但疑问在于，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究竟是由社会组织主动构建的，还是由政体结构决定的？实际上，政党的社会性决定了，政党无论强弱都离不开社会支持，因而政党政治同时也是塑造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但弱社会则与强社会完全不同，社会弱则社会组织孱弱，于是需要依附政党来向国家传达诉求，争取利益；社会强则社会组织能力强，民众可以通过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完成利益表达，政党的地位作用就有可能被弱化。可见，就分析策略而言，从社会组织类型的进路观察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出现缺失，若从政党组织的进路认识政党-民众关系或许会更恰当。这里的政党组织进路主要考察政党组织结构、政党组织运作的机制（以与联系民众相关的机制为主）、政党组织行为偏好等。又如，仅就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地区模式分类而言，一些研究尽管已做出总体性区分，但：一方面，以某国某个政党与公民社团之间的关系来代表某国的政党-民众关系是不科学的，毕竟一国内部政党政治的情况复杂多变，更不要说整个地区；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是通过梳理特定地区（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来完成分类的，分类依据较为含混，没能提炼出基于明确测量维度而得出的分类标准。为更好地反映政党联系民众的实际程度与状态，本文尝试基于“结构-过程”维度建立关于政党-民众关系的分类标准，具体阐释如下：

第一，“结构维度”，主要考察政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性质，即它们之间是常态化的制度性关系还是非常态化的事件性关系。制度性关系是指，由历史文化传统产生的路径依赖或因现实需要进行的政治建构，政党与民众在制度规制下存在常态化联系。事件性关系是指，同样出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的原因，政党与民众之间只是在特殊事件发生时产生临时性的联系。进一步地，结构维度具体考察政党的组织结构，包括科层型、扁平型和松散型。科层型以等级化、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为主要特征，组织权力往往集中在领导机构和上级组织，呈现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扁平型是指以平行的基层组织为基础、形成“片状”组织网络，组织权力集中在基层，决策过程自下而上，上级机构为办事机构。松散型是指整个组织是一个松散的架构，缺乏凝聚力，党的中央组织与地方组织之间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党的各级组织没有明确的指挥体系。一般而言，这三种类型的组织结构反映出政党不同的行动模式与执行力，科层型政党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格的规章制度、宽泛的机制安排，强调政党有规律、按步骤地运作。扁平型政党有广泛铺展的组织网络和基层自主权，政党活动不要求整齐划一，存在一定的即兴活动空间。松散型政党基本不存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党活动，但在周期性的选举活动中会使出“浑身解数”、服务竞选。相应地，三种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党-民众关系的制度化程度。

需特别注意的是，无论是制度性关系还是事件性关系，它们都可以被理解为广义的合作互利关系，因为联系行为说到底是以合作为形式的互利行为，其内涵都包括民众是否为政党提供扩大社会影响、赢得选票、筹集经费甚至政策纲领制定等帮助，而作为回馈，政党是否能满足民众的利益诉求，为社会带来承诺性福利。但与此同时，两种关系也具有不同特征。从一般意义上看，一种双主体间常态化制度性的关系意味着连续性的互联行为，尽管双方可能目的相同、目标一致，但由于组织建设、成员素质和突发事件后期影响等因素，政党与公民社团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主从关系。从政体结构意义上看，只有政党与国家之间同时存在某种程度的有效联系，或者说是在政体框架的决定下，政党有机会、渠道和能力影响资源分配过程，才有可能形成政党与公民社团之间常态化的制度性关系。相比之下，事件性合作关系意味着政党在常态政治生活中并不活跃，这实际反映了在政体结构中，政党未能成为国家与社会联系的关键结构，而公民社团则起了主导作用。对结构要素进行三级区分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不仅仅触及政党-民众关系的关键特征，更重要的是它指向政党在政体结构中所处位置的问题。

第二，“过程维度”，主要考察常态政治社会生活中的联系机制，包括政党（常设组织、基层组织及党员干部个人）与民众（公民会议、公民社团常设机构及民众个人）之间的信息互通机制、公共协商机制、经费捐赠机制、政策吸纳机制和监督机制等。当然，运用于经验观察的标准是开放的，因此，可根据现实情况对该基本测量维度做出适当调整。在常态政治生活中，信息互通机制、公共协商机制、经费捐赠机制、政策吸纳机制和监督机制是政党与民众的核心联系机制。尽管这些机制之间本身没有过多的性质差异，但是它们在特定场域中存在与否和存缺组合的状态则可以反映性质区分 [3] ，笔者将联系机制与政党类型联系起来考虑，试图以此来对过程维度做出有性质区分的描述。

不同于传统的组织学路径，斯特罗姆（ Kaare Strom ）从行为主义路径对政党进行了分类，他认为政党竞争行为可根据特定目的分为选民、公职和政策三种取向，政党在竞争过程中会稳定地倾向于其中某种取向，因此，可相应地将政党分为选民追求型政党（ the vote-seekingparty ）、公职追求型政党( the office-seeking party )和政策追求型政党( thepolicy-seeking party )。 ^[4] 沃林茨（ Steven B. Wolinetz ）在肯定斯特罗姆政党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四项考察指标：党内会议中的政策辩论、政策立场的一贯性、选举过程中的政策重点和政策支持的基础。他认为，政策追求型政党在党内会议的政策辩论环节投入资源多、党员参与度高、议题集中、涉及面广，所提出政策的连续性强，政策在选举过程中作用显著、战略抉择从属于政策、较少运用新选举技术，存在相对活跃的政策研究机构。选民追求型政党不会将资源“浪费”在党内政策辩论上，而是在选举过程中通过政策变化来迎合选民，同时注重运用新的选举技术吸引选民，它追求最大限度的选民支持。公职追求型政党相对而言最难定位，它的四项指标与选民追求型政党类似，但在选举过程中偏好低风险策略。 ^[5] 然而，沃林茨提出的四项指标显然没能成功区分这三类政党，而且欠缺经验分析的可操作性。从政党竞争行为偏好的三个取向来区分政党类型是可取的，但应适当调整其内涵并改造“四项指标”，对此，笔者提出三项区分这三类政党的指标，即政策连贯性、政策覆盖面和机制全面性，它们实际上依次反映了政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稳定性、联系广泛性和联系有效性，如下表：

第三，整合结构-过程维度，结合政治实践，尝试性地提出四种政党-民众关系分类。基于结构-过程维度，从政治实践中往往可得出以下四种要素组合：科层-公职、扁平-公职、扁平-政策、松散-选民，相应形成的政党-民众关系分别是制度性-互助型关系、制度性-主从型关系、制度性-运动型关系和事件性-工具型关系，其中科层-公职可能会产生互助关系或主从关系两种情况。

2 国外政党与民众关系的四种分类

2.1 制度性-互助型关系与制度性-主从型关系

科层（扁平）-公职型政党往往是一些传统政党，尤其是在历史上长期执政或者有足够执政能力的政党，它们以执掌政权为目的，在建立之初往往确立了明确的党章党纲党纪，有着稳定的社会基础和一贯的政策理念。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它们会根据社会基础变化的需要，在保证政策理念稳定的同时通过适当调整政策内容来获取民众支持以确保执政地位。在科层制特点和公职追求偏好的影响下，这类政党在日常政治中保持着整体行动力，它们通过较为全面的机制与公民社团及民众个人保持联系，及时吸纳社会诉求以充实本党的政策纲领，避免因不能尽量涵盖社会利益而败选下台。这类政党的代表有欧洲传统的左右翼政党，东亚日本的自民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等。

欧洲传统的左右翼政党，以英国工党、保守党，德国社民党，法国社会党为代表。从组织结构来看，英国工党、保守党采用科层型的组织结构，党的最高权力集中于党魁，决策过程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无论哪一层级的组织及干部，都必须严守党纪，以党的意志为行动依据，尤其是议会内投票。年会是党的全国最高权力机构，通过的政策决议只送呈党魁参考，而无约束党魁的效力。对应到国家机构当中，结合英国的议会制特点，议会党团实际上是英国政党的权力中心与决策中心。德国社民党组织划分为地方协会、区和专区(在起补充作用的专区章程中可以规定不同的组织名称)，组织的基础是专区, 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根据政治的和经济的需要划分，在这种组织结构中自下而上地实现党的政治意志塑造。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构，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联邦仲裁委员会。党的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党，是党的常设最高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主席团，是党的真正决策机构。 ^[6] 在地方党组织（ Abteilung ）层面，社民党的组织机构跟德国的地方管理机构类似，它跟选区是一致的。政党作为一个整体按照“强制性团结”的规则运行。从地方直至联邦州（省），社民党党组织活动范围相当广泛，通常它们坚定地扎根于地方。 ^[7] 法国社会党的组织模式与南欧国家的社会党接近，更像一个“干部型政党”，主要由活跃分子组成，党员人数不多。2012年法国社会党约22万党员，但在国家、大区、省、市议会中有3.5万个不同层级的议员(全法国各级议员50万左右)，在各级议会有影响力很强的议会党团；按照法国市政来划分，法国社会党基层组织的设置，属于“市政型基层党组织”。 ^[8] 与英国两大政党的科层制和垂直的权力过程相比，德国社民党和法国社会党都更加重视基层组织的作用，强调横向的权力过程，在结构上倾向于扁平型。总体上看，上述政党在百年政治过程中各自都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组织变迁，它们重视组织建设，倚靠政党的整体力量与对手角逐政权，表现为制度化的政党行为。

从政治过程来看，一方面，公职追求型政党强调在赢取公职的过程中可采用保守的政策调整策略，即它们在保留原有政策有效成分（确保留住既有的选民支持）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政策调整以赢得更多选民。比如英国工党在“新工党、新英国”口号背后进行的政党调适，取消党章中有关公有制的条款，经济上倡导减少政府干预，严控公共开支等。德国社民党根据德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坚持在政策上“立足中间、兼顾两头”，通过“团结与开放”政策吸纳新中间阶层势力，容纳所有党派和人士，同时调整组织结构，力求通过党内的组织和机构设置反映社会结构变化。法国社会党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阐释“社会主义”，突出其伦理价值，淡化其制度目标，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只是一种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这样社会主义的目标开始出现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人的解放和自治管理等限定词。同时，社会党力求淡化政策的政治色彩，逐渐形成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的造血型福利政策，建立起提高就业能力取代就业保障为核心的福利体制，以迎合各个利益团体和社会阶层的要求。 ^[9] 另一方面，科层（扁平）-公职型政党因其制度性运作和执掌政权的组织偏好而具有相对健全的民众联系机制。上述政党能够在政策制定上及时做出调整，迎合选民，意味着它们对信息互通机制、公共协商机制和政策吸纳机制都十分重视，英国两党通过与支持它们的公民社团之间保持紧密联系，工党议员被要求投身社区服务，同时，他们还利用互联网、电话等手段全天候为选民服务，发挥政党的社会服务功能。德国社民党通过倡导建立“网络党”，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搭建党内、党外的互通交流平台；倡导各级党组织开展各种论坛，允许党员、非党员参与论坛共商公共问题，比如设在柏林的“勃兰特之家”；尝试设立“项目党员制”，吸引非党员参与感兴趣的项目；此外，社民党还建立和赞助了许多“外围组织”，这些组织包括长期致力于增进工人福利的组织和与政党保持密切关系的政治基金会，他们为社民党更好地了解社会发展、应对社会变革的挑战以及与社会各个阶层进行沟通提供了各种很好的机会 ^[7] 。法国社会党党章规定，非党人士可以参加党的会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享有一定的发言权和投票权； ^[10] 同时也同样借助信息技术强化党内外的信息互通，比如利用本党官方网站全程转播党代会实况，及时上传领导人讲话和会议主要文件，以使民众能及时了解政党的思想和主张。

笔者将英国两大党、德国社民党和法国社会党这种由科层（扁平）-公职型政党所建构的政党-民众关系称为制度性-互助型关系。与之不同，日本自民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同样是科层-公职型政党，但由它们建构的政党-民众关系则是制度性-主从型关系，根本原因在于这两个政党在政治过程中处于明显的主导地位。

日本“五五年体制”实质上形成了自民党长期执政的“一党居优制”。自民党的组织体系有其独特性，它对政党基层组织十分重视，强调把党的基层组织扩大到各经济团体、产业机构中去，甚至打入工会内部。在领导体制上，总裁为党的最高负责人，当自民党是执政党时，其总裁就是当然的内阁总理大臣，掌握着党政的最高权力。 ^[11] 1993年自民党下台，“五五年体制”结束，在之后的政党制度转型和政党政治竞争中，自民党和社会党等政党均完成了政党制度化的过程，形成了从党首到普通干部再到下级党员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 ^[12] 新加坡实行由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一党独大制，党组织只分为中央和地方支部两级，其中央执行委员会控制政府，党的管理呈自上而下的方式，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党的各级干部，并领导其外围组织——人民行动党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等，也直接领导基层组织，地方或基层组织较健全，它们在选区和城市社区与当地的社会基层组织相协调，发挥重要的选举与管理职能。 ^[13]

实际上，一党独大制之下的日本自民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国家都形成了极为紧密的关系，甚至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还出现了“党高官低”的现象 ^[14] 。自1994年日本国会通过“政治改革相关四法案”，新法案限制了政治捐款的数量并导入政党交付金制度，促使政党主要以政府公共财政为经费的主要来源。政党在接受公共财政支持后不可避免受公共权力的侵蚀，政党的性质、地位、功能都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这恰恰可能导致政党卡特尔化。另一方面，1896年，日本民法典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国家干预公民社会的传统，政府对公民社团的成立、发展有合法的规制作用，消除了公民社团在全国层面公开活动的可能。而不需要注册的小型社团虽然构成了日本地方社会中紧密联结的社会网络，但这些小型公民社团与地方政府存在共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准政府组织。 ^[3]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同样反映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民众的关系上。人民行动党大力发展基层组织建设，相继成立了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管理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实现党对基层民众生活的主导。“在这种国家合作式的政治框架内，社团组织的领导人不是向其成员负责，而是向政府负责。各组织在其社会领域中自主活动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 ^[15]

总体上看，制度性-互助型关系和制度性-主从型关系的共同特征是：①政党同时重视政策的时效性与覆盖面，与民众之间的联系同时具备稳定性和广泛性；②出于此类政党对组织建设的重视，它们的行动有制度化特征，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机制也较为健全。二者的区别在于，因政党与国家关系的传统或现状不同，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所处的位置不尽相同，于是在政治过程中出现了政党与民众之间的互助或主从关系，这种关系的差异可能不会对政党与民众联系的表面效果产生明显影响，但却隐含一些值得思考的深层次问题，比如长期政党主导式的联系模式可能导致“社会惰性”、难以实现“社区赋权” [4] ，政党可能难以获取真正的民众信息等。

2.2 制度性-运动型关系

扁平-政策型政党因具体政策问题而生，适应政策推行而发展，它坚持的政策理念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这类政党以欧洲新左翼政党为主要代表，它们以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与民权运动等社会运动为基础，其中以生态主义运动为基础的绿党是新左翼政党中最具影响力的政党。 ^[16]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一场以市民为主体，以保护生态平衡，保障妇女正当权益，反对战争和核军备，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政治运动，这就是被西方政治家和学者称之为具有“十二级飓风”能量的“绿色政治运动”。 ^[11] 后来，随着绿色运动的勃兴，逐渐形成了具有稳定组织形态的“绿党”。绿党有意挑战着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因而，它在组织结构上强调扁平化的基层组织网络，“以不可分割的基层民主和分散化概念为基础的结构” ^[17] ，强调党内分权和基层民主，但它也随着现实政治参与中的竞争态势逐渐进行组织调适。弗兰克兰德（ E. Gene Frankland ）在其16个政党案例的比较分析中指出：除了荷兰绿党、奥地利绿党、英国人民党(绿党前身)以及爱尔兰绿党，其他绿党在成立之初都非常接近于“业余活动家”组织类型，而在日后的演进过程中，大部分绿党都远离了这一组织架构，而偏离程度越高的绿党也就是那些体制化程度越高的政党(比如德国、比利时、芬兰、瑞典等国的绿党)。他同时强调，尽管绿党组织有更加专业化的趋势，但它没有变成职业的选举党。 ^[18] 里克豪斯（ Benoît Rihoux ）认为，相比于没有执政经历的绿党，西欧6个参与执政的绿党在进入政府之前都有不同程度的组织调整，而进入政府以后虽然都“被迫”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的组织变革，朝着大众性政党的方向发展，但它们依然保留了“新政治党”的某些典型特征，并没有完全与传统政党趋同。 ^[18]

绿党的这种组织结构特征实际上有利于它展开社会动员、推行相关政策。扁平型的组织结构相较于科层型组织结构更具灵活性，再加上绿党扎根基层的特性，它能够轻易地运用运动式的动员方式，因此也被称为“运动型政党”（ movement party ）。该概念来源于基茨凯尔特（ Herbert Kitschelt ），他在《政党形成的逻辑》一书中首次提出此概念，并主要以生态主义政党为例对运动型政党与传统政党的特征进行了比较。 ^[19] 首先，他区分了社会运动、利益集团和政党在利益表达上的特点。一方面，出于组织结构特性的不同，社会运动相比利益集团和政党能更快地进行社会动员；另一方面，社会运动仅关注单一问题或少数议题，简化了社会选择问题，而政党则相反。之后，他总结了运动型政党的三大特征，一是组织结构方面仍不完备，强调克里斯马型领袖；二是关注议题有限，社会利益整合能力不足；三是参与选举的形式不同于传统政党，运动型政党往往采取体制内选举参与和体制外运动参与并行的双轨战略。 ^[20]

由此可以得出，以绿党为代表的扁平-政策型政党在与民众关系方面表现为制度性-运动型关系，一方面，尽管组织结构上的扁平偏好在某种意义上有“去组织化”的意味，但它们仍然依赖平行基层组织构建关系网络，相比于不参与选举政治的纯粹的社会运动，它们仍然表现为制度性的组织运作；另一方面，由于对单一问题或数个议题领域的执着，它们在政策上保持着高度连贯性，实现政策的使命性冲动与组织结构特性的结合使它们习惯于运动式的社会动员。由这种政党类型而演化出来的政党-民众关系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①由于政策连贯性强，与特定民众之间有稳定的联系；②由于政策覆盖面有限，所联系民众的广泛度有限；③因组织结构扁平，党员地位和功能模糊，政党与民众联系集中在社会运动过程中，而缺乏稳定规律性的联系，日常政治中的机制建设不够全面；④联系方式除了政党组织动员民众个体以外，还有政党组织与公民社团之间的互动，比如德国绿党就与环境团体保持紧密联系，同时还组建大量的政策研究小组，借以吸纳来自环境团体和议会党团以外的专家的意见。

2.3 事件性-工具型关系

松散-选民型政党可谓精彩阐释了政党作为选举工具的经典意义。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是选举的工具，它们围绕如何赢得选民支持来建构组织结构，不强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政党有意志的时刻运作，只重视周期性的选举。首先，两大政党的中央组织，比如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每四年选举总统之前召开，执行两项任务，一项是确定该党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的候选人，另一项则是确定该党未来四年的“执政纲领”。然而，党代会实际是形同虚设的，自1972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开始采用通过预选的方式选出候选人以来，总统候选人不再在党代会上产生，而是在当年年初和年中预选中获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中产生，党代会对候选人的正式确定从此成为“走过场”。至于制定该党未来四年的“执政纲领”，实际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党内各派对“执政纲领”的文字和精神的表述上面，比如1996年共和党的党代会上，党内不同派别就堕胎的论述意见产生了很大冲突。中央委员会也是在大选之年最活跃，之后除了中期选举以外，很少作为。其次，由于两大党的地方组织直接关系到联系选民，能为赢得选举创造重要条件，因此它们要比党的中央组织强大，比如州委员会维持全州党组织的健全，协调各方意见，提出各种候选人，积极辅助选举。选区和县的党组织负责选举国会议员、州议员、县行政长官，肩负着重要的选举任务。可见，美国两大政党的党组织无明确的指挥体系，基本都是围绕选举规则设置的，活跃于选举期间，目的在于追求选民，赢得选举。如庞顿和吉尔的描述：“像美国这样一个广阔而具有异质性的社会，其整个历史几乎一直维持着只有两党的局面，这表明其利益的集中恰到好处，但必须记住这些利益实际上只不过是每四年进行一次集中，这段时间足够让这些政党挑选其总统候选人并为赢得选举奋斗。其余时间里政党基本上只是党派自主的松散组合。” ^[21] 美国两大政党的工具性特征还表现在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尽管参加大选、议会选举及地方选举的候选人均来自政党，但在选举过程中胜选的候选人更多是因为个人魅力而胜选，赢取公职之后，他们自身的国家色彩重于党派色彩，这也显示出美国国家组织相比于政党组织而具有的绝对优势地位。

美国两大政党的工具性特征决定了它们与民众之间的联系也集中于选举过程。尽管美国的公民社会相对繁荣，公民社团也足够强大，但它们还是“力图通过一个党或两党来进行活动” ^[22] ，同样，政党也需要利益集团提供竞选经费，因此双方往往形成紧密联合。此外，在选举期间，候选人常常会在本选区通过各种造势活动向民众宣传自己，甚至依赖某些利益集团，为自己赢取选票。但美国的这种政党-民众关系因为政党行为的不稳定性而具有变动性，正如杜鲁门的判断：“全国性政党在特定时刻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更多地是由临时性的个人组成的联盟，而不是持续的制度化关系。这意味着政党和其他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变化的。因此，政党能否作为集团接近政府的适当工具，不仅取决于该集团，而且也取决于特定的时刻、地点以及有关政权的层次上的特征。” ^[23]

美国两大政党在整个西方政党生态中可谓最具独特性，其特征的形成离不开美国独特的政治环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政党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要低于主要欧洲国家和东亚国家，政党的一些基本功能为强大的公民社会所替代。美国两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表现为事件性-工具型关系，其特征主要是：①追求选民型政党可以为了赢得选民支持而牺牲政策的连贯性，但却不能够保证对民众的承诺能够如期实现，因而实际上影响了政党与民众联系的稳定性；②为了追求足够多的选民，这类政党提出的政策往往有较广的覆盖面，表面上整合了广泛的社会利益，但由于政党的选举工具性，政党与民众的联系仅集中在选举过程中，而且缺乏深入的联系；③由于只重视选举而缺乏日常政治生活的互动，政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机制也只集中在选举过程中发挥作用，并无法证明二者联系的长期有效性。

3 对科学建构中国共产党党群关系的基本启示

总体而言，政党-民众关系的比较分析能更准确地反映政党联系民众的紧密 - 疏离程度与实力对比状态，为思考如何构建科学的政党-民众关系提供基本性的理论启示。

在中国的党情国情社情下，中国共产党党群关系有其特殊性。从历史政治过程来看，出于革命年代的生存需求和使命型政党的天然属性，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与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与西方的“国家建构政党”不同，中国是“共产党建构新中国”，这首先从政体框架意义上奠定了中共的领导核心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过程中，中共的全面领导“主要通过政党自身的组织体系和领导制度来完成，纵向领导社会与民众，横向领导国家权力与制度运行，伴随着党的组织对社会的全面布局，党的领导体系也就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了与国家体系一起共同组织社会、治理社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 ^[24] 体制形态。由此，党群关系在中国的特殊性与重要性便不言而喻。尽管中外政党-民众关系因文化土壤、历史时空及政治框架的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但其基于政党“社会性”而衍化出来的政党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永恒的，因而仍然可以从国外政党与民众关系的比较分析中获得基本启示。

首先，科学建构党群关系应进一步强化党与群众之间的制度性联系。在既定的政体框架之下，要实现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常态化联系得靠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从前文关于英国工党、保守党，德国社民党，法国社会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分析可以看出，优化的科层制和扁平制组织结构能够确保组织权力按照既定路径运作，实现政党行为的统一性；而具体的制度章程，比如党内规范条款中关于党组织、党员要在何时、何地与民众进行联系的明确规定，能够实现对政党-民众关系的刚性塑造。在中共“五位一体”的党建布局中，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是其重要组成，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这两大建设需要抓小抓细，不断深化。

其次，科学建构党群关系应进一步优化联系机制的有效性。如何实现党联系群众的有效性，这是比加强党群关系紧密性更深层次、也更重要的时代命题。在信息化时代，虽然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能够促进党与群众之间的紧密互联，但 这种纵横交错的信息互通格局可能会放大民众原本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 [5] ，因而“联系紧密就等于联系有效”这一判断就值得反思了。由于夹杂着人性本能、社会秩序和科技革新等众多因素，要彻底解决党与群众联系过程中的信息获取真实性问题，需要长时段的系统性努力，但就目前而言，政党仍然能够通过优化联系机制来尽可能强化联系有效性。比如巧借互联网和新媒体提升信息互通机制的效率、凭借党内法规的有效实施确保监督机制落到实处等。

最后，科学建构党群关系必须在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框架下进行。在前文论及的范围内，无论欧美政党还是东亚政党，其政党-民众关系都内嵌于整个国家的法律框架之中，法治是对政党-民众关系科学化的最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并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其中，突出强调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战略目标。因此，要进一步推进党群关系科学化，必须加强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完善关于巡视、党纪、问责、监督等在内的制度机制群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