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拾贝 听他们讲述另一种“协和”

来源：健康界 作者：郭玉卿

日前，由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健康界传媒、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联合主办的2017年健康界峰会如期而至。恰逢北京协和医学院（下称协和）百年，曾毕业于该校的老中青三代齐聚“大师话”分论坛，共述协和往事。

拾贝：有一种精神叫“协和精神”

铅华洗尽，精神犹存。

精神，本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离开了本体，它只能称作“空想”。但协和精神，流传百年仍不衰退，靠的是古往今来一代代协和人平凡而伟大的“不辍劳作”。毕业于协和临床八年制的常青博士，将这种“劳作”概括为另一种协和精神——自省、专注和慈悲，但这种精神不只是耳熟能详的几位协和名医的专属，“协和人”也不是少数人的专有名词。

“它不但包括所有有着类似气质的医者，还包括从其他学校考入协和进而工作的人，以及许多辅助科室的平凡协和人。 ” 深受协和文化熏陶的常青，在以笔名“讴歌”撰写《协和医事》前，又寻访接触了大量的协和人、事、物，对协和精神的感触不言而喻。

讲述者：《协和医事》作者 常青

协和精神不光体现在协和医者身上，在协和接受教育但后来离开的人，身上依然可以寻觅到协和精神的一丝半影。常青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10年前，身居管理要职，忙碌之余依然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写完《协和医事》，甚至为了找到一手资料，亲自跑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位于纽约市近郊的Tarrytown，一个环境优美的小城镇，每日乘火车奔波于小镇和纽约市，毫无怨言，这本身或许就是协和精神的一种体现。

但在常青看来，这更像是一场“自我救赎之旅”。在这场跨越时空的旅程中，沿途所作《大河深处》道出了彼时常青最真实的感受，也更加坚定了她完成《协和医事》的决心。

传承：过的是医圣时代 存的是良医余韵

有人生来伟大，有人追求伟大，有人被称作伟大。作为“协和系”院所之一，北京协和医院（下称协和医院）的伟大，来自其人的伟大。“伟大并不是轰轰烈烈，平凡事坚持做，做到极致，也就成了伟大。”今年80多岁的协和医院呼吸科老专家朱元珏，对协和的伟大有另一种感触。

讲述者：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老专家朱元珏（左）

“做远远比说重要！” 朱元珏老人一语道破协和人的做事风格。的确，在属于林巧稚、张孝骞、朱贵卿、吴阶平等一代医圣的时代，即使饱受肌肤折磨之痛，他们依旧不忘初心。

“‘南吴北朱’中的‘朱’就是恩师朱贵卿教授，他是我国泰斗级的呼吸内科学和结核病学专家，历经上世纪中期各种运动之后，不幸患了结肠癌。即便这样，朱教授依旧亲率科室所有成员，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完成了我国第一本呼吸科专著——《呼吸内科学》，为当时的呼吸疾病的诊治提供了规范。” 朱元珏教授回忆起和恩师工作的点滴，忍不住感慨。

而这仅是协和众多医圣中很小的一部分，协和还有许多并不看重声誉的普通医者，他们坚守在看似普通的岗位，却获得了协和人的认可。协和医院检验科已故的王澎医生就是一个典型。

王澎不是教授，也鲜有SCI文章，但在临床微生物检验岗位上，一坚持就是十几年。她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工作中，发现了很多未曾听说过的致病菌，解决了很多临床难题。王澎生前很喜欢的一句话：为病人义务劳动是我愿意做的事情！直到去世前一天，她的最后一张PPT里还有这句话。

这种做事风格在协和已经成为习惯。在他们看来，“做得多”远远比“说得多”重要。这样的一群人聚在一起，或许就是“认知共同体”的传承，而这种传承却难再复制和模仿。

寻味：近乎苛刻的理想主义 近乎顽固的坚持

众所周知，受助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协和，办校标准从一开始就很高，前后酝酿10年到1924年却只有3人成为第一届毕业生。如此高投入低产出，放在今日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但协和仍然坚持了下来。虽然至今在数量和质量上仍存争议，但协和的办学标准从未改变。

有些标准在今天看来，似乎无用，甚至是无用功，但或许就是因为这些“无用之用”，沉淀出了百年协和的品牌。这个品牌必将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历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就连该基金会档案馆馆长常提的两个词，其中一个便是PUMC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拒绝平庸，拒绝二流，永远做最高标准’是对协和文化的通俗解读。在这种氛围之下，‘想不进步都很困难’，这也正是协和的魅力所在。”

协和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梁乃新，一个毕业于协和临床八年制，在协和学习工作已超20年的外科医生，对自己最现实的要求是“成为会动手术刀的内科大夫”。 他将协和人做事较真的态度归结为“共情”——跟病人共情、跟病人家属共情，跟要治的病共情，作为老师，他同样将这种态度传递给了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