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乐天与抵制“日货”有何不同？

过去 “抵制日货”闹得凶的时候，我曾经写过好几篇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竭力解释“抵制某某”的愚蠢和无效，并因此和许多人展开激烈的辩论和对骂。记得最热闹的时候，曾经遭到两千多人在评论中的大骂——对，两千多，我仔细数了。所以，后来再有人在网上骂我，我根本不当回事。

不过，这次抵制韩国乐天，我却没怎么 “反抵制”，甚至都没发太多言。因为我认为，问题的框架有所不同。

讨论问题是有框架的。这种框架也可以说是某种现实感，也就是人们对问题所处情境的一种认知。比如，某人在社交场合夸张地用吸烟动作开个玩笑，另一个人赶紧去严肃甚至严厉地和他辩论吸烟的危害。在场的其他人会感到颇为尴尬。尴尬的原因就在于，后者虽然观点正确，但他搞错了情境。

抵制日货的时候，中日之间其实并无严重的国际问题，只是有一些关于历史观点的分歧，还有一些表面上的意气之争。这时候，抵制日货是莫名其妙的。因为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不知道要达到什么目标。如果说目标是想要削弱日本经济什么的，经济学知识就会告诉人们，这个目的达不到。真正受害的只是中国国内的经营者。

但这次抵制乐天，有所不同。

首先，在中国韩国之间，目前确实存在棘手的政治问题。萨德的部署，详细分析起来挺复杂，但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国家的安全利益确实因此受到了影响。当然，有人会说，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没有更好地处理邻国问题。就算这种说法是对的，但仍然无法改变中韩之间存在棘手问题这个事实。

重要的是，在讨论国际关系时，一方面要尽量秉持正派、讲道理、互利的原则，但另一方面，国家的自私自利也必不可少。要么，自己的国家吃亏；要么，别的国家吃亏。如果一定要让我在这两个之间二选一，那就让别的国家去吃亏郁闷吧。就算理亏一些，就算不那么光明正大，也就这么着吧。当然，凡事皆有限度。我也绝不主张我国任意欺凌、压迫弱小国家。

因此，虽然我对韩国的处境颇为同情，对夹在两个政府之间的乐天更是倍加同情，但我也认为，中国政府面对这个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严肃地表态并采取某些行动，很有必要。注意：这里所说的采取行动，包括在某些方面的 “不行动”，比如不严厉压制民间的情绪。并且，不管中国政府做或者不做，都会被视为一种表态。真正意义上的“什么都不做”并不存在。

这是问题框架变化的第一个方面。

变化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即使只是相比几年以前，中国国民的政治成熟度已经增加了不少。民间非理性的暴烈行为虽然还有，但肯定不多，更不是主流。政府对民间行为保持着足够的控制力。而且，中韩两国关系的基础并没有真正动摇。事实上，我甚至感觉到，双方之间存在某种默契。韩国必须部署萨德，中国也必须强烈表达不满，并给韩国制造一些损失。但这样也就差不多了。事态不会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失控。

在这些不同以往的现实条件下，我认为对抵制乐天不必太过紧张。我因此也没有多大兴趣去 “反抵制”。在这里像当年抵制日货时那样继续分析“抵制”的种种利弊得失，我觉得甚至有些故作矫情。用民粹主义去形容目前的事态，言重了，且现实感有点不足。

总之，没什么大不了的。看看热闹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