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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圣祖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享年六十九岁，共有三十五位儿子，二十位女儿。这一朝，皇子们因九子夺嫡备受瞩目，那公主们呢？
康熙皇帝一生共育有二十位女儿，加上恭亲王常宁的长女抚养于宫中并受封为公主，因此可以说共有二十一位公主，几乎占到了清代公主总数的五分之一。
康熙帝亲生的二十位女儿中，孩子出生时母亲位分在嫔位以下的有十二人，母亲为嫔的有一人，母亲为妃的有五人，母亲为贵妃的有一人。只有皇八女出生时母亲佟佳氏已为皇贵妃，彼时孝昭皇后钮祜禄氏已故，后位空悬，这位皇贵妃就是康熙后宫中位分最高的女子。
小公主出生时，康熙帝正奉祖母于塞外避暑，时任内务府总管图巴特别以红纸缮折，向康熙帝报喜。可惜世事无常，很快，襁褓中的小公主就开始生病，药石无效，未及满月而卒。图巴等人依据一年前德妃所生皇七女两月而卒时，康熙帝“幼童盖不制棺”“用单被裹出，送一净地火化，勿敛勿埋，自然了之”的指示，拟定了皇八女后事的处理方案，康熙帝深表赞同，并表示：
“因系尚未满月之乳儿，朕并无思恋之处。朕在此亦不露声色，不令人知道。”
爱妃的小公主殇逝于襁褓之中，康熙皇帝究竟是否真的“并无思恋”，还是只是“不露声色”，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上引奏折结尾署名中，不仅有理应负责此事的内务府主管官员图巴、海喇逊，还有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或可侧面说明朝廷对皇贵妃之女夭折的重视。
皇八女的悲剧并非个例，康熙一朝虽然公主众多，但实际上，这二十一位女孩子里有十二位都没有活到受封下嫁。她们之中，有十人未满十岁而殇，另有德妃乌雅氏所生皇十二女十二岁殇，庶妃（未有封号的低位后妃）王氏所生皇十六女十三岁殇。公主的存活率与母亲的地位并无明显关联，无论母亲是尊贵的皇贵妃，还是庶妃、贵人，她们都一样未及盛放便已夭折，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
中国古代婴幼儿死亡率很高，即便宫廷之内也是如此。不过综合来看，清朝皇子们的成活率和平均寿命，都要超过公主。例如康熙皇帝有35位儿子，15位早夭，而他的20位女儿中则有12位早夭。有学者认为，清代公主的夭折率远高于皇子，其原因之一是对公主的重视和照顾程度逊于皇子。如儿童时期皇子俸银高于公主，给皇子配备的太监人数也多于公主。
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康熙帝传谕皇子女的乳母们“各宜切实经心，不许怠慢”，并以十一公主的乳母“一家俱行充发，乳母之夫现锁禁慎刑司”为例，警告粗率怠慢之人，“嗣后若不小心伺候，即照此例”。十一公主即皇十六女，此时已12岁。她究竟受到了乳母怎样的怠慢，使得一向以宽仁著称的康熙皇帝如此严肃处理，以儆效尤，我们已无从考证。不过这次怕是的确事态严重，毕竟次年四月，十一公主即去世，当时康熙帝正在第六次“南巡”途中，没有见到这个女儿最后一面。
作为金枝玉叶，公主们自然享受到了皇家优越的生活待遇，不过，活下来的她们也被作为政治资源，投入清代政治和边疆的稳固之中。
确如大家熟悉的电视剧《甄嬛传》中所言，清代入主中原的满族与生活在草原的蒙古族保持了三个世纪的通婚，建立了世代姻亲关系，这对中国北方地区长期安定、维护清廷统治、民族融合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学者杜家骥在《清朝的满蒙联姻》中统计，清朝入关前后满蒙联姻达586次，其中满族皇家嫁至蒙古的女子（包括皇女公主及其他宗女格格）多达430名。清前期公主多嫁与蒙古王公，皇太极的14位公主中有12位嫁到蒙古，康熙帝长成的9位公主中也有7位嫁到蒙古。
康熙二十七年（1688），漠北喀尔喀蒙古被准噶尔部噶尔丹击溃后，大举南迁，归附清廷。清廷暂时将其安置于长城以北漠南蒙古一带，并按漠南蒙古之例分编旗队。为进一步团结蒙古王公，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月，时年20岁的大公主被封为和硕纯禧公主，下嫁漠南蒙古科尔沁台吉（清代蒙古贵族封爵之一）博尔济吉特氏班第。这位大公主正是上文提到的恭亲王常宁的长女，她出生后不久即被抱养于宫中，又因为年长于她的康熙帝的两个亲生女儿全部夭折，所以她就成了大公主。
大公主下嫁同年，噶尔丹领兵南下，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左路军出古北口。而领右路军出喜峰口的，就是大公主的亲生父亲，被封为安北大将军的恭亲王常宁。这一仗清廷大胜，并于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举行多伦会盟，正式将漠北蒙古纳入清廷的统辖范围，并按照漠南蒙古制度，将其各部领主贵族封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等清朝皇室爵号，将其子弟封为台吉，并将各领主部众编旗、设札萨克，实行盟旗制度。
同年六月，康熙帝又将自己时年19岁的二公主，荣妃马佳氏所生皇三女封为和硕荣宪公主，下嫁漠南蒙古巴林部鄂齐尔郡王之子，博尔济吉特氏乌尔衮（或称乌尔滚、吴尔衮等）。这一次联姻属于亲上加亲，因为鄂齐尔郡王的母亲就是孝庄皇后的爱女淑慧长公主。从此，巴林部又有了一位“额驸”（清代对公主下嫁之夫的称呼），与清廷的关系自然更加亲密。
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月，时年19岁的三公主（皇五女）被封为和硕端静公主，下嫁漠南蒙古喀喇沁杜棱郡王札什之子，乌梁罕氏噶尔臧，从地理位置来看，这是康熙帝外嫁的公主中，婆家距离京城最近的一位。同年，康熙帝为大公主、二公主、三公主和淑慧长公主分别以贝勒品级设立护卫，为额驸乌尔衮、噶尔臧也各自设立三等护卫六人，进一步提高了公主、额驸的地位和待遇，这也成了清代后续的一项定制。
至于战败后的噶尔丹，他们依然不愿诚心归顺清廷，双方战事不断。期间清廷曾多次征调漠南蒙古兵参战，荣宪公主额驸乌尔衮等人也曾应征出战。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兵败自杀，战事结束，清廷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为了巩固这场胜利，康熙帝将她19岁的四公主（皇六女）封为和硕公主，下嫁喀尔喀郡王博尔济吉特氏敦多布多尔济，成了康熙帝的女儿中第一位远嫁喀尔喀蒙古的公主。
康熙四十五年（1706），时年22岁的六公主（皇十女）和20岁的八公主（皇十三女）先后下嫁。这年五月，六公主下嫁喀尔喀台吉博尔济吉特氏策棱；七月，八公主下嫁翁牛特部杜棱郡王博尔济吉特氏仓津。
康熙帝选的这两位额驸同样与清廷有所关联：策棱少时随祖母投奔京师后，即“入内廷教养”，接受过宫廷教育，可能就是康熙帝看着长大的孩子，对清皇室感情深厚。而仓津之名即为康熙帝所赐，他的祖母是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的第四女，康熙十四年（1675）被封为郡主，此时已经身故。八公主下嫁后不久，即随额驸返归翁牛特。八月，正在巡幸塞外的康熙帝来到翁牛特属地，并在八公主府邸中住了两日，也体现出康熙对这位女儿的爱护。十二月，六公主被封为和硕纯慤（què）公主，六额驸策棱也被封为和硕额驸，不久又被赐予贝子品级，携妻同归喀尔喀。
两年后，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二月，时年18岁的十公主被封为和硕敦恪公主，下嫁科尔沁台吉博尔济吉特氏多尔济，是康熙帝最后一位出嫁的女儿。她的母亲为敏妃章佳氏，哥哥是在雍正时期颇为受宠的怡亲王允祥。可惜，在她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而她自己也没有活到哥哥封亲王的那一天。
满族公主下嫁蒙古王公，必须面对的就是满蒙之间生活习惯的差异，为此，清廷也给予了公主们一定的帮助，如丰厚的陪嫁、定时发放的俸禄，以及和紫禁城一样砖瓦结构的公主府邸。但实际上，对于久居宫闱的公主们而言，一旦远嫁，山高水长，陌生的生活环境，陌生的部族人民，陌生的枕边人，都是需要独自面对的挑战。而且早在顺治时期即有规定：
“固伦公主、亲王以下，县君、公以上，或以朝贡，或以嫁娶及探亲等事来京师者，皆报院请旨，不得私来。”
也就是说，下嫁外藩的公主回京需要通过理藩院请旨，得到批准后方可回京省亲。康熙一朝的公主们还可以时常回京小住，或者在康熙帝亲征或巡幸塞外时在府邸招待父亲。而雍正以后，清廷对已出嫁公主的留京期限、返京前提等都做了更为详尽与苛刻的规定。于是，很多公主、格格远嫁之时就是与父母亲人的永别之时。
下嫁的公主们有相当一部分在婚后数年即因故离世，康熙帝的六公主、八公主和十公主均是如此。康熙四十八年（1709）六月，正在热河避暑的康熙帝接到了不幸的消息：八公主在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后，立刻不省人事，经救治无效，已经去世。这是康熙帝的皇女中唯一可见难产而死的，去世时年仅23岁。尽管康熙帝在朱批里回复说“公主是嫁出去的女儿，又能为她怎样呢”（由满语而来），但我们仍然可以依稀感觉到一位父亲对世事无常的无可奈何。
然而，命运没有就此放过这些女孩。同年十二月，刚刚成亲一年的十公主也在返京省亲时去世，年仅19岁。次年三月，十公主归葬科尔沁，康熙帝命两位郡王、两位散秩大臣和一位侍郎护送灵柩，阵容十分强大，似乎也透露出康熙帝对这位小女儿的怜爱。而就在同一个月，与八公主同年下嫁的六公主也去世了，年仅26岁。许是因为额驸久居京师的缘故，六公主的灵柩也葬于京郊，没有像她的姐妹们一样葬在蒙古草原。在她死后四十年，一生忠于清廷的“超勇”亲王六额驸策棱去世，遗言请与六公主合葬。
除了上述七位，康熙帝还有两位公主没有直接参与到满蒙联姻之中。康熙三十九年（1700）九月，时年18岁的五公主（皇九女）受封为和硕温宪公主，下嫁当朝国戚舜安颜。五公主的生母为德妃乌雅氏，哥哥就是后来继承大统的雍正皇帝胤禛，不过她自幼养在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孝惠章皇后）膝下，与皇太后祖孙感情甚好。五额驸舜安颜系国舅佟国维的长孙。佟国维则是康熙帝生母佟佳氏的弟弟，他的两个女儿也嫁与了康熙帝，长女就是前文中提及的皇贵妃，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病故，去世前被封为皇后；幼女则在温宪公主下嫁前后被封为贵妃，成为当时康熙帝后宫之首。康熙帝对自己的这位舅舅、岳父兼太姻翁（亲家之父），一度十分信任和倚重，将女儿嫁给她自己的表哥，大概也是希望她能在相对熟悉的环境中平安度日。
可惜天不遂人愿，康熙四十一年（1702）六月，下嫁不到两年的五公主即在随父离京避暑途中急病亡故，年仅20岁。闻知此事，自幼抚养五公主的皇太后“伤悼弗胜，膳尚未进”，康熙帝也是在看着嫡母吃过东西后，自己才进食。
另一位嫁与当朝重臣之后的是贵人袁氏所出九公主（皇十四女）。康熙四十五年（1706），时年18岁的她被封为和硕慤靖公主，下嫁散秩大臣、一等男孙承运。许是因为公主生母可能是汉人，康熙帝为这个女儿挑选了汉军正白旗的额驸。孙承运的父亲就是平定三藩之乱期间，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的“河西三大将”之一孙思克。康熙帝此举一方面是在表示对功臣、老臣的优恤与慰藉，另一方面也是团结汉军旗的一种策略。
以公主们为纽带，清廷与蒙古王公和汉族勋臣的关系更进一步。
综上可知，康熙朝长成出嫁的公主中，仅有五位活到了三十岁（大公主、二公主、三公主、四公主和九公主）以上。其中，下嫁孙承运的九公主虽不必像远嫁的姐妹们一般面对茫茫草原，但她的丈夫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就英年早逝，此后九公主又孀居17年，是姐妹们中孀居时间最长的一位，卒于乾隆元年（1736），年48岁。
清代公主们作为皇家女儿，下嫁之后仍然在家庭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例如清廷会在公主下嫁前为其修建（或改建）府邸，公主不必与公婆同居，有时甚至额驸也另府别居。在公主去世后，公主府及其陪嫁铺面、地产、使唤人等，作为“婚前财产”也应由清廷收回，塞外的公主府有时会被改为公主园寝，如八公主难产而死后，公主府即改为园寝，而八额驸仓津的王府则在四十多里外；京城的公主府有时也会酌情留下一部分给额驸及其子孙居住，如同治五年（1866）寿禧公主去世后，额驸被恩准暂时留住公主府。
又如《清会典事例》中记载寿安固伦公主下嫁时，道光皇帝对以往公主与夫家之间的礼仪做了一些修改：
向来固伦公主、和硕公主下嫁，额驸及额驸之父母俱给公主屈膝请安，如有赏项，亦必磕头。此等礼节，殊属不合体制。本年十月初三日寿安固伦公主下嫁后，固伦额驸德木楚克扎布见公主时，著站立向公主请安，公主亦站立问好。额驸之父鼐曼王阿宛都洼第扎布与其福晋及额驸之生母见公主时，俱著站立给公主请安，公主亦站立向其请安。如遇公主送给额驸及额驸之父母什物等事，亦俱著站立向公主说磕头，不必屈膝，以重伦理。各宜钦遵，著为令。
由此可见，在道光年间改制之前，额驸及其父母见到公主都要屈膝请安，公主有所赏赐时还要磕头。这固然是为了强调君臣之分，但在长幼有序、男尊女卑的中国古代，这种与普通家庭相反的礼仪规范恐怕不会对公主家庭的“和谐”有所裨益。
康熙帝的公主们之中，相对长寿的就是大公主、二公主和四公主。
大公主的丈夫班第颇受重用，先后担任过内大臣、蒙古镶白旗副都统、蒙古镶黄旗都统、满洲正蓝旗都统等职务，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退休，雍正四年（1726）去世。他与大公主维续了36年的夫妻关系，是康熙朝九对公主额驸中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一对。班第去世后，雍正帝将姐姐接回京师居住。乾隆六年（1741），大公主病重，请求还旗。同年十二月，乾隆帝派人速去这位姑母处探视，并着手安排后事。考虑到“公主并无子孙”，乾隆帝命喀尔喀部王公罗卜藏衮布、诺门额尔和图等“率领班第侄辈办理”公主后事。是月，大公主去世，享年71岁，是康熙朝所有公主中最长寿的一位。大公主虽是养女，又孀居多年，没有子嗣，但年过古稀，又得弟弟和侄子恩养15载，未尝不可称为幸运。
而嫁给表哥乌尔衮的二公主则是康熙朝唯一一位在康熙帝在世时被封为固伦公主的女儿。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一废太子后，身心交瘁，“圣躬违和”。二公主专程从巴林部赶来，在父皇病中小心服侍。因而次年康熙帝病愈后，将其封为固伦公主，乌尔衮为固伦额驸。这对父女的关系一直维持得很好，康熙帝巡视塞外途中，曾多次驾临二公主在巴林的府邸，又命内务府多次为公主调换在京府邸，务必选择一处上佳住所供二公主在京居留。对待二额驸乌尔衮，康熙帝同样委以重任。康熙四十三年（1704），乌尔衮袭封巴林郡王，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二月随军西征，是康熙帝当时健在的四个女婿中唯一参加西征的额驸。康熙六十年（1721），乌尔衮卒于军中。雍正六年（1728）四月，二公主去世，享年56岁。
关于远嫁喀尔喀蒙古的四公主，此前已有文章详细描写过她的一生（原文链接在上文），此处不再赘述。她参与到地方治理之中，被称为“海蚌公主”，至今黄河老牛湾边还存有四公主德政碑。
综合来看，康熙朝的二十一位公主中，有十二位没有活到成年出嫁，四位在成婚五年内去世，一位青年丧夫，一位大概率婚姻不幸，只有三位公主度过了相对平顺的一生。无论是施行德政、参与地方事务，还是照拂亲人、维护家庭和谐，她们都尽己所能，在女子很难决定自身命运的古代，努力发挥自身职责，为边疆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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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年。
[6]杜家骥：《清初满蒙关系的建立对清代历史的重大影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满学论丛【第四辑】》，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年。
[7]定宜庄：《关于清代满族妇女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1-7页。
[8]陈思涵：《和硕端静公主考述》，《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23期，第131-132页。
[9]毛立平，沈欣：《壶政：清代宫廷女性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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