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经典与解释”辑刊第65期。
本期论题是“奥古斯丁与罗马帝国”。
围绕奥古斯丁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与柏拉图、马基雅维利等人的思想关联，选译重要的学术论文，具体考察的问题包括：《上帝之城》中的张力，奥古斯丁的政治学思想，奥古斯丁对罗马传统思想的改造，奥古斯丁如何接受柏拉图主义的政治哲学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总体思考，以及马基雅维利与奥古斯丁的思想关联。
论题 奥古斯丁与罗马帝国
奥古斯丁对传统罗马国家-历史观的转变 / 珀尔曼
柏拉图主义者与《上帝之城》第八至十卷 / 富勒
奥古斯丁、“混合生活”和古典政治哲学 / 哈格蒂
基督徒与公民 / 多尔蒂
罪恶之城：奥古斯丁与马基雅维利的罗马再造 / 华纳 斯科特
古典作品研究
索福克勒斯《菲罗克忒忒斯》中的理性主义与虔敬 / 陈驰
论《阿卡奈人》 / 巴特莱特
迈蒙尼德《迷途指津》里的柏拉图 / 张缨
思想史发微
抒情诗中的交流观念：品达与策兰 / 佩恩
旧文新刊
齊詩鈐 / 邵瑞彭
毛詩大序疏證 / 邵瑞彭
评论
演说术：雅典民主的桥梁 / 李贺
如何恰当地阅读奥古斯丁 / 福廷
评卢斯的两部《马太福音》注疏 / 哈格纳
评卢斯的《〈马太福音〉的神学》 / 卡特
▲ 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
欲研究个体之为公民（citizen）与个体之为信徒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承认，基督教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异教公民神学（Civil Theology）的衰亡所引发的思想变化，具有至为根本的重要性。或许，关于这一变化最清晰的讨论莫过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试图指出公民神学之局限，并为一种关于个体正确取向的理解奠基。在奥古斯丁的文集中，我们寻不见任何一篇说教性、综合性的政治学论著，但是，通过《上帝之城》，我们或许可以最大程度地析解奥古斯丁的政治思考，以及对作为基督徒和作为公民的人而言，这些思考所具有的意义。奥古斯丁以古代城邦的消逝和罗马帝国的崩溃为起点，并因此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政治统治分裂成了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现代实体。这一点，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得奥古斯丁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至关重要，毕竟，他起码提纲挈领地思考了他所处时代的两件大事——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基督教渐居主导所引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境况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为了寻找一个答案，有必要再次转向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在理解人类处境的道路上，这部作品用现代人可以理解的表达方式，无畏地迈出了第一步。也许，通过认可奥古斯丁对不断变化的政治潮流和社会潮流的分析——正是这种变化导致了现代处境——我们可以反思并理解自己的境况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奥古斯丁从政治转变为超政治（trans-political），这一转变的基础，或许最早见于奥古斯丁对国家（state）或公民社会之目的的考量。在《上帝之城》第十九卷第14-15章，他处理了国家及其公民机构在人类生活领域的角色问题；国家之目的不再是为最好的人类生活创造条件，以图形塑人的灵魂，使之趋向最高美德，而仅仅是中和人最基本的欲望和本能，以求为尘世的和平打下基础。国家目的的降格，反映了奥古斯丁对人类境况，对今时今日人还能靠自己的努力做些什么的理解。奥古斯丁认为，人类身处堕落状态，并因此承受政治统治。然而，我们从《创世记》得知，当人仍处于“自然”状态时，这种统治并不存在，因为人们可以在政治秩序中发现的那种专制统治，在那时并非必要：［神］不希望按他的形像创造的理性生物统治一切，而仅仅是统治非理性的东西；不是人对人的统治，而是人对牲口的统治。
当人处于“自然”状态时，唯一存在的统治，是社会权威的统治，父亲作为“一家之长”（pater familias）的统治；这种统治涵盖了自然服从的各种形式，比如妻对夫、子对父，但不包括强迫和征服。人天生是社会动物，因此社会规则有必要；但人并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因此，公民社会这种强制性的统治权威是不自然的。家人和家庭是天然的联合体，而必须在其框架中内置强制手段的政府架构，则是罪的产物。在另一部讨论神意作用的著作中，奥古斯丁指出：
［神］首先使万物臣服于他，随后使肉体服从精神，使非理性服从理性，地上的服从天上的，女人服从男人，弱的服从强的，贫穷的服从富有的。
奥古斯丁没有说神意使奴隶服从主人或使公民服从城邦。人被授意统治非理性动物，而不是统治他人，所以任何政治统治都是非自然的；这并不是说政治统治不必要，事实上，出于控制原罪的影响的考量，政治统治目前是必要的。
政治权威、强制权力及其配套设置，使社会转变成一个国家。社会……起源于自然秩序；国家是一种根植于罪的制度。
人们可以注意到对待这些关系的不同方式：前面的似乎都由教会制定秩序，而王权作为一个事实，要求特殊对待。类似地，追溯原祖，公民与公民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都有一种联结；国王并没有被说成是因教会事业而与臣民联结。但这并不是说，公民机构本身必然会败坏，因为实际情况可能是，一个源于罪的机构，在实践领域不一定是罪恶的；我们只需比照奴隶制的存在——奥古斯丁斩钉截铁地声称，奴隶制是罪导致的一种状况，但同时也是“控制自然秩序之维持的法则所规定的”。事实上，“一家之长”本人的统治，也可能不得不包括对家庭成员行使强制手段……
刘小枫，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分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古典学专业委员会首任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西古典学、古典政治哲学、政治史学研究。早年以《诗化哲学》（1986）、《拯救与逍遥》（1988）蜚声学坛，迄今出版以《设计共和》《共和与经纶》《施特劳斯的路标》《海德格尔与中国》《以美为鉴》《巫阳招魂》《拥彗先驱》等为核心的学术专著（文集）30余种，编修教材《凯若斯：古希腊文读本》《凯若斯：古希腊语文学述要（附〈述要笺释〉）》等，选编并组译译文集近百种，创设并主持大型古典学术译丛“经典与解释”、CSSCI中文来源辑刊《经典与解释》和期刊《古典学研究》，已出品750余种，影响被及文学、哲学、法学、史学等多个领域。
娄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和中国古典作品研究，翻译有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朗佩特《尼采的教诲》、汉密尔顿《幽暗的诱惑》等，著有《必歌九德——品达第八首皮托凯歌释义》《向明而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