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3｜周斌：《日本汉文纪传体史书综论》

周斌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本文所谓“日本汉文纪传体史书”是指江户（1603—1867）、明治（1868—1911）时期的日本人运用汉语文言文、使用中国纪传体记载日本历史的著作。

笔者所见的日本汉文纪传体史书有八种，这些书籍，国内史学界大多没有介绍过，只有《大日本史》一书，周一良先生曾撰《〈大日本史〉之史学》一文，详加研究。

首先，对这八部日本汉文纪传体史书的书名、作者、版本、记事时间上下限等作一简要介绍。

《大日本史》397卷，源光（1628—1700）编，源齐昭（1800—1860）补。常见版本是明治39年—40年（1906—1907）东京德川总子刻本。本纪始于神武天皇（前660—前585在位），终于后小松天皇（1383—1412在位）。按，此书明三年（1657）至正德五年（1715）完成纪传部分的编纂，宽政十一年（1799）至明治三十年（1897）完成志表的编纂。

《吉水实录》14卷，卷首1卷，珂然（1669—1745）编，常见版本是元禄10年（1697）刻本。本纪记载吉水上人一生。吉水上人，“讳源空，字法然；圆光，其谥号也”。

《续日本史》100卷，卷首1卷，一色重熙著，常见版本是明治14—15年（1881—1882）东京甫喜山景雄铅排本。本纪始于称光天皇（1412—1428在位），终于后阳成天皇（1586—1611在位）。

《野史》291卷，饭田忠彦（1798—1860）著，常见版本是明治14—15年（1881—1882）东京国文社铅排本。本纪始于后小松天皇（1383—1412在位）‚终于仁孝天皇（1817—1846在位）。按，《仁孝天皇本纪》标明“阙”，有目无书，实际记事下限在光格天皇（1779—1817在位）。

《南山史》30卷，成岛让俭（1803—1854）撰，常见版本是明治14年（1881年）东京铅排本。本纪记载后醍醐（1318—1339在位）、后村上（1339—1368在位）、后龟山（1383—1392在位）三代天皇，长庆天皇（1368—1383在位）缺记。

《鎌倉史》50卷，小川弘（1877—？）著，常见版本是明治16—17年（1883—1884）东京府立志塾刻本。本纪始于镰仓幕府将军源赖朝（1192—1199执政），终于守邦亲王（1308—1333执政），起止年代即是镰仓幕府的兴亡年代（1192—1333）。

《日本史记下篇》49卷，近藤瓶城（1832—1901）编，常见版本是明治17年（1884）大阪铅排本。本纪始于正亲町天皇（1557—1586在位），终于明治天皇（1866—1912在位）。按，此书的上篇与中篇有目无书。

《日本外史前编》5卷，保冈正太郎编，常见版本是明治14年（1881）东京刻本。本纪始于神武天皇，终于近卫天皇（1141—1155在位）。

从上述诸书的作者生卒年可以看出，日本的汉文纪传体史书直到江户时期（1603—1867）才出现。《吉水实录》成书于1697年，为最早的日本纪传体史书《大日本史》的编纂虽早于《吉水实录》，但其纪传部分的成书年代就晚于后者，更不要说表志部分了。至明治时期（1868—1911），日本的纪传体史书数量激增，达到极盛。因此，相对于中国及朝鲜来说，日本的纪传体史书出现较晚。众所周知，中国的纪传体史书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朝鲜的纪传体史书出现也比较早，已经佚亡的姑且不论，按现存最早的金富轼《三国史记》来说，也是高丽仁宗二十三年（1145）奉命撰修的。

中国古代的国史有两种体裁：一是纪传体，如东汉的《东观汉记》，宋朝的《三朝国史》、《两朝国史》等即是，后代修前朝正史一般以前朝的国史为蓝本；二是编年体，如北魏邓渊所著《代记》、崔浩等所著《国书》（一名《国记》）即是。中国古代的国史虽有纪传、编年二体，但以纪传体为主。而东亚汉文化圈国家对国史作了不同的选择，朝鲜选择了纪传体（如《三国史记》、《高丽史》等），日本、琉球（《球阳》）、越南（《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等）则选择了编年体。按，纲目体在目录学著作中一般归入编年体，如《四库全书总目》即是如此，而实录从广义上说也是一种特殊的编年体。

日本的编年体国史即所谓的六国史：《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 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其中最早的《日本书纪》完成于养老四年（720），最晚的《日本三代实录》完成于延喜元年（901），此后，政府编纂国史的传统就中断了。因此可以知道，日本的纪传体史书出现较晚，与日本编纂国史选择的是编年体并持续了近200年是有密切关系的。选择编年体修纂国史的原因，日本学者坂本太郎作了如下的分析：“编者们考虑了编年体与纪传体的长处与短处，认为写成纯粹的纪传体，材料少且能力不足，而选择了编年体。”这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个人认为，这个分析也适用于越南与琉球。

为了多角度地了解日本汉文纪传体史书，下面以不同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分类简析。

如果按本纪以谁为记载中心作为标准，可以分成以下三类：以天皇为记载中心，以幕府将军为记载中心，以高僧为记载中心。

以高僧为记载中心者是《吉水实录》。按，此书仿中国的佛教史籍《释门正统》（宋释宗鉴撰）及 《佛祖统纪》（宋释志磐撰）而修撰，“二书皆仿正史体有本纪、世家、表、志、载记等名目”。《吉水实录》因仅记载日本佛教史，可以存而不论。

《鎌倉史》是以鎌倉幕府诸将军为中心写作本纪。其它以幕府将军为中心写成的史书，如安积觉（澹泊）著《烈祖成绩》、中井竹山（积善）著《逸史》、盐谷世弘（宕阴）编《昭代记》、吉川久劲（松浦）著《府朝事略》、青山延光编《野史纂略》等书，均是传记体或杂史体，而未采用纪传体。在幕府时代，将军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天皇虽然尚有一定的号召力，但已成为傀儡。天皇是公家，幕府将军是武家，天皇与幕府将军之争称为公武之争。

上述八部日本汉文纪传体史书除了《吉水实录》与《鎌倉史》之外，均是以天皇为中心来写作本纪。很明显，以天皇为中心及以幕府将军为中心写作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实际上是公武之争在史学领域的表现。

需要说明的是，《鎌倉史》虽然是以鎌倉幕府诸将军为中心写作本纪，但仍用天皇年号纪年。这与日本的历史特殊性有关，幕府将军虽是政治上的实际主导者，但将军必须承认天皇，将军也没有年号，而且必须有天皇封授的“征夷大将军”称号以后才为外界认可（按，所谓“征夷”之“夷”，是指日本史书中屡屡出现的东夷、虾夷，即现今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如果要用幕府将军纪年，虽然没有年号，也是可以做到的，即用将军的在位年数系年，类似于中国年号出现以前的帝王纪年法‚但《鎌倉史》并未这样处理。这种情况与中国大不相同，中国的史书如果不用某一政权的年号或最高统治者来纪年，即表明此书对这个政权的不承认，如《三藩纪事本末》以清朝年号记南明史事，即表明对南明政权的不承认；又如《清史稿》遇有辛亥革命以后的人或事，则用干支纪年，表明其对中华民国的不承认。但《鎌倉史》用天皇年号纪年，并非是对鎌倉幕府将军的不承认，相反，以其为本纪的记载中心，是对其实际最高统治者地位的认可，更是在名分上将其与天皇等同的做法，只不过因为“本纪”改“纪”为“记”，对天皇与将军略微作了一下区分而已。

报国寺

如果说《鎌倉史》与中国的纪传体史书有相同之处，或者说是模仿中国的纪传体史书，我们可以拿《史记》来作一对比。《史记》中的《秦本纪》、《项羽本纪》与《吕后本纪》，一般认为是将非帝王的诸侯国或个人写入本纪，原因是三者虽非最高统治者，但却是当时政治的主导者或实际统治者。三者之中，又有所区别，因为《秦本纪》以秦国的王来纪年，而《项羽本纪》与《吕后本纪》却并非以项羽和吕后纪年。《项羽本纪》以秦二世及汉来纪年，《吕后本纪》以汉高祖及汉惠帝来纪年。可以说，在这点上，《鎌倉史》与《史记》的《项羽本纪》和《吕后本纪》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以纪传体史书的内部史体结构为标准，即除本纪、列传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史体来分类，则可以分为两类。除本纪而外，《大日本史》、《续日本史》与《鎌倉史》有志、表《吉水实录》有世家、志《日本史记下篇》有载记‚而《野史》、《南山史》、《日本外史前编》三书只有本纪和列传。可以发现，中国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列传、世家、表、志、载记诸史体，在日本的汉文纪传体史书中都有了。日本的八部汉文纪传体史书中有将近一半无表或志，这个比例略高于中国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中只有八部即三分之一无表或志。表与志在中国都是素称写作难度极高的，日本人用汉文写作表、志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以有无论赞为标准来分类，则有论赞的是《南山史》、《日本史记下篇》、《日本外史前编》、《续日本史》、《吉水实录》，无论赞的是《大日本史》、《野史》、《鎌倉史》。《大日本史》原本是写了论赞的，但后来修订增补刊刻本却作了删削，将其单刻别行，即现存的《大日本史赞薮》5卷，安积觉著 ，常见版本有明治2年（1869）京都平乐寺、拥万堂刻本。而《野史》是以续《大日本史》为写作目的，所以《野史》没有论赞也是模仿《大日本史》。日本的六部编年体国史即不设论赞，坂本太郎认为“也许是因为不好评头品足的国民性吧。或许在日本不像中国那样，感到有批判君主得失的自由和必要。或者因为模仿编年体史书的典范《春秋》，重秉笔直书事实，而不设论赞的缘故。”。《大日本史》于“光圀在世时没有写论赞。论赞是光圀死后纲条命安积澹泊写的。澹泊对每篇纪传都写了论赞，并附于纪传之后。”但享和三年（1803）和文化六年（1809）两次讨论时，大多数人都主张删除论赞，理由有四点：“像中国那样王朝变更的国家尚可议论前代的得失，然在日本这样百王一姓的国家，臣子议论祖宗的得失是不妥当的；论赞有以个人私见定天下公论之嫌……；光圀未对论赞下达专门指示，因此无法得知这些论赞是否都体现了光圀的想法，所以不应将其收入光圀所撰的书中……；纪传已经重新修订，其旨趣与旧稿大有不同，不应再以论赞旧稿加在新的纪传中”。因而最后决定删除论赞。

如果以编撰性质为标准来分类，则可以分为官撰与私撰。上述八部纪传体史书，没有一部是奉天皇之命编写的《大日本史》是水户藩主主持编写的，具有官撰的性质，其它几部均为私撰，或者私撰以后献给天皇或幕府的藩主、将军。尽管《大日本史》在日本史学领域的地位极高，相当于中国的《史记》，但因为不是奉天皇之命撰修，也不是国史，因此，其政治上的地位远不及编年体的六部国史。简言之，日本的正史是编年体的六部国史，与中国的正史是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