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开过一位盲人的脑袋，我没有让他来得及思考或做出任何反应，我就真的开了他的头，当时我扶着他的肩膀一起向前走，但我没估算好彼此之间的距离，就这么害他撞到了一扇门上，害得他额头缝了5针。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真是世上最差的老师，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道歉。幸好，EI Pulga是个宽宏大量的人。直到现在，他都说我是他职业生涯中留下了最重要印记的教练。
事实上，自我开始在这个盲人机构工作以来，遇到很多让我惊讶的事。很多他们所做的事，我至今都难以想象。他们会游泳、运动、玩牌，他们一起喝酒，还帮彼此斟酒，并且过程中不会伤害到自己。
当我看见他们在踢足球，那实在太让人惊讶了，他们有满是泥土的场地、锈蚀的门柱及破掉的门网。盲人机构的人都会在这里进行活动，就像我在我家旁边的运动场运动一样，但是他们却能在看不见的情况下运动。
他们依据球的声音去判断位置，在对手的球门后有一个指引，让他们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进攻；他们戴上眼罩进行比赛，因为有一些人并不是全盲，还可以看到一点东西，所以戴上眼罩，让比赛能公平的进行。
当我与他们更加熟识后，我也要了一个眼罩，我戴上眼罩，也想一起踢球。我一生都在踢球，但在这里，我2秒后就完全搞不清方向了。因为热爱高水平竞技，我曾钻研体能教育。某种机缘下，我开始在这机构工作，我的另一份工作是在阿根廷国家赛艇队，我感觉那才是我的本职。
在这里，做什么都加倍困难，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带队热身的情况，我让他们在我面前站成一排，就像我在赛艇队那样。我对他们说：“每个人像我这样弯下腰。”然后我抬起头来，看见两个人坐在地上，另外3个人躺着，而剩下的全部人都蹲着。
我要怎么在这里执行赛艇队的带队方式？这花了我一些时间，我开始找寻一些方法，从他们身上学习，从其他老师的身上学习，我发现我不能像普通教练一样利用黑板解释，但我可以用一些塑胶盘跟瓶盖，这样他们可以通过触碰来跟随我；我也发现我可以拉着绳子引导他们，让他们跟随我的轨迹移动；所以我开始寻找志工，协助我一起带着他们跑。
我很享受这些过程，并且找到了做这些事的目的及意义，起初非常困难且不适应，但我决定去克服这些不适，而这段时光，成为了我人生中最着迷的一段时间。
我在思考着：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一支高水平的队伍？当然，我忘了一点：我必须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才是故事的主角。在球场上3小时的足球训练，是完全不足的，我们必须换一种训练方法，我开始用比较严格的训练，成效非常好，他们都要求要更多训练，我了解到，他们也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没办法达到更高水平。
当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就去敲响了CENARD的门，CENARD是国家高水平竞技中心，位于阿根廷，要让他们理解我们的意思很困难，但要让那里运动员考虑我们所提出的平等权利，又比我们设想的难度要大很多。只有当没人使用场地时，他们才允许我们使用场地，而且我们被他们称作“盲人们”。
并非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在那里做什么，2006年的世界锦标赛是球队历史的转折点，这是第一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比赛，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向人们展现我们一直以来的努力。
我们晋级到了决赛，我们成长为一个团结的队伍，决赛是我们对抗巴西，他们是锦标赛内最强的队伍，他们压倒性地击败其他队伍，除了我们之外。几乎没人相信我们能够取胜，在赛前会议中、更衣室里，每个人还在热身，就散发出了胜利的气息，我相信那种气息真的存在，我曾经在队伍中闻到过几次。
但令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决赛的前一天，阿根廷足球协会为我们开了一扇门，我们当时在足球协会里进行了训练，那里也是贝隆、伊瓜因和梅西平时训练的地方，那是第一次，我感觉我们像是一支国家代表队。
比赛前一天晚上7点半，我们坐在休息室讨论战术，一位小孩敲了我的门，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邀请我们去教堂，我试着摆脱他，告诉他现在时机不适当，我们改天再去比较好，他很坚持，求我让他带球员们去教堂，因为那天，一位能创造奇迹的牧师在那边。
我有些胆怯，不太敢问他是哪种奇迹。他一派轻松地说：“教练，让我带队伍去教堂吧，而我保证，当我们回来的时候，会有一半的人重见光明。”一些队员笑了，可以想象得到，作为一个盲人，却有人说能让你恢复视力的感觉，我无言以对，我保持沉默。
尴尬的气氛弥漫着，我不想让他感觉难堪，因为他真的相信奇迹会发生，一位球员化解了这危机，他站起来自信地说：“Juan（是那个孩子的名字），Gonza已经告诉你现在不适合去教堂！还有，让我说清楚一点：如果我们去了教堂，回来后视力还是没恢复，那我会狠狠扁你一顿，这样我明天也不能比赛了。”
Juan离开以后，笑声也消失了，我们继续赛前讨论，那晚我躺在床上，我开始想象明天比赛的情况，想象可能发生的事，以及我们如何应对，我就是在那时闻到胜利的气息。
我刚刚提到过，就是因为那个瞬间，我想：如果其他球员也是一样渴望胜利，能像Diego那样怀有激情的进入比赛，那么我们不可能会输，第二天将会是非常精彩的。我们早上9点起床，而比赛在晚上7点，我们早已迫不及待。
我们离开足球协会，巴士上插满了人们祝贺的旗帜，我们当时正在讨论比赛，而我们能听到人们的尖叫及欢呼，“上吧，Murciélagos!就是今天！最后的挑战！”一些队员问我：“他们认识我们吗？知道我们是踢足球的吗？”一些人跟着巴士来到了运动中心。
从更衣室到比赛场地的走廊上，我当时跟Silvio一起走，这样他才能抓着我的肩膀，让我引导他们。幸好，一路上没有任何门，当我们抵达会场，他要我告诉他球场里的一切，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小细节。
他说：“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告诉我谁在打鼓。”我尽可能地告诉他场内发生的细节，我跟他说：“场内人潮水泄不通了，很多人挤不进来，蓝色跟白色的气球充斥在场内，一大面阿根廷的旗帜覆盖在看台上。”他突然打断我，说道：“你看见一面写着San Perdro的旗帜吗？”那是他居住的城市。
我开始搜寻看台，然后我注意到了一面小白旗，用黑色喷漆写着：“Silvio，你家人和整个家乡都来了。”我告诉他，他回答道：“那是我妈，告诉我她在哪个方向，我想跟她挥手。”我向它指出了旗帜的位置，然后我看见她将手臂举向那个方向，朝着那边用力挥手。大约有20-30个人站起来为他喝彩。
看到这一幕，我看见他的表情变化，他是多么的感动，而这一幕也感动了我。2秒后，我感到哽咽，这种感觉很古怪，我又激昂但有很苦恼气愤他看不到眼前的一切。几天后当我告诉他我当时的感觉，他试着安抚我，说到：“Ginza，别难过，我看得到他们，虽然形式不一样，但我保证我看得到他们。”
比赛开始了，我们绝不能输，这是决赛了。观众们屏息，就像现在这演讲厅一样安静，因为这是盲人足球比赛，观众必须保持安静，球员们才能听得到球的声音。
他们只有在比赛结束时才能欢呼，当比赛只剩8分钟，观众们把前32分钟压抑的欢呼声释放出来。那时Silvio用脚背击球，将球送入球门死角，观众们发自内心的欢呼，难以置信。
今日，如果你们走进CENARD，你们会看见门上的大海报。上面有我们队伍的名字：Los Murciélagos。他们是一支标准的国家队，在CENARD内的所有人都认识他们，之后他们拿下了两届世界冠军及两届的帕拉林匹克冠军（残奥会），没有人会再质疑他们不是高水平运动员。我有幸能当他们的教练长达10年，起初我只是个训练师，后来成了教练，我感觉他们给予我的多于我给予他们的。
去年，他们邀请我去另一支国家代表队当教练，国家力量队。这是一支由坐在轮椅上的年轻人组成的足球队，他们用操纵杆来控制电动轮椅，因为他们的手臂没有足够力量去推动传统轮椅，他们安装了减震器在轮椅上，为的是在踢球时保护他们的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