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个世界的地缘基本形式来说，无非是两大类型：大陆和海洋。前者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严重依赖土地本身的产出（如农产品，各种自然资源）；后者的繁荣则依靠贸易所带来的利差。当然，一切都只是相对的。一个被定义为大陆属性的国家，也会希望有机会补足自己在海洋上的短板；一个严重依赖海洋贸易的政权，如果有直接控制商品产地的机会，也同样不会放过。
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在印度文明影响力退却以后，代表印度洋势力的阿拉伯商人，以及代表太平洋势力的中国移民，将是竞争南洋地缘舞台主导权的两大势力。在穆斯林已经在苏门答腊岛北部，成功取得地缘政治突破的情况下（巴塞苏丹国），以复兴三佛齐为名的中国人，看起来是很有机会在位置更好的南部地区扳回一局。毕竟人口是中国的一大优势，而阿拉伯人并没有大规模迁入马来地区的基础。
不过正如刚才所说的那样，实际情况总是更为复杂的。愿意渡海南迁的中国人，本身就是这个族群中最适应海洋的人。因此在三佛齐的旧地，两股渡海谋生的华人力量，在取向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控制旧港的陈祖义部，更青睐三佛齐立国的原始优势。这名后来被中国认定为“海盗”的华人社团领导者，招募了一支人数过万、战舰过百的舰队，通过控制来往于马六甲海峡、爪哇岛的航路以获利；相比之下，以占碑立足的梁道明部，走的更像是传统的以人口、农业为基础的立国之路。有记录表明，仅仅十年时间就有数万来自广东沿海的民众举家来投。
中国人几乎是世界上最不愿意主动迁徙的民族。历史上为了充实新征服的边缘地区，往往需要动用国家强制力才能够做到。能够吸引深深依恋土地的中国人，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迁徙至南洋，除了中国南部沿海地区长久以来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以及本属热带气候环境所缩减的心理障碍（离开故土）。显然还有苏门答腊那些尚未得到开发的土地的功劳。
如果说中国势力的渗透，核心目的和手段在于“居”的话，那么阿拉伯人则是“商”了。从他们在陆地上扩张影响力的经验来看，“伊斯兰教”的传播才是地缘渗透的利器。将因政治征服而引发的宗教传播形容为“硬传教”的话，依靠商业影响力进行传播的方式，就属于“软传教”了。南洋的伊斯兰化，就是典型的“软传教”。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用商业利益及看起来更“文明”的生活方式，吸引贸易合作地区的上层人士加入；二是向下传播；三是以伊斯兰教法立国。
就第一阶段来说，身份认同所能减少的贸易信用成本，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解读过了。比较要关注的是后一点。所谓“文明”其实并不仅仅是通过那些高大建筑、技术成就来体现的，更多是通过一个群体的日常生活行为而表现出来的。虽然在进入工业时代后，伊斯兰世界因一些保守的做法，生活方式看起来已经不那么“潮流”了，但在中世纪却并非如此。尤其在与甚至不提倡洗澡的中世纪做对比天主教世界的情况下。
对于一直接受外来文明影响的马来族群来说，南洋诸岛聚居的穆斯林社区及华人社区，在生活起居细节上都体现出了一定的吸引力。二者相比的话，伊斯兰教义那些对生活细致入微的约束性规定，尤其将卫生要求赋予宗教意义的做法，又使得整个穆斯林群体的行为方式看起来要更有仪式感，进而产生更大的吸引力（穆斯林需要每日需礼拜五次，并于事前做身体清洁工作）
千万不要小看了“仪式感”所产生的吸引力。对于任何意识形态的传播来说，能够让受众明确感受到身份认同、提升的仪式非常重要。比如加入某一宗教组织或者党派时，以洗礼、宣誓等手段，就是比较常见的“仪式”帮助完成身份转变的方式。通过仪式，可以使受众在心理上开始融入自己的新身份，以及和过去划清界线。
在一些邪教传播、传销活动中，从心理上绑架受众的极端性“仪式”，更是花样百出。比如最近网络上热传的所谓“尼姑结婚”视频，实则是一个名为“五行币”的非法传销组织所搞的活动。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另类的现象，是因为这个非法组织要求骨干，无论男女都得剃光头（重点在于女性）。对于一个受蛊惑的女性来说，当她的满头青丝被组织中的其他成员剃去时，也就意味着从心理上跨入了一个很难挣脱的陷阱。
回到伊斯兰教“软传教”的话题上来。被传播地区的上层人士接受伊斯兰教后，传教者第二步会做的，就是帮助这些上层人士向治下的民众传播教义了。不过需要注意的事，这种传播并不一定代表彻底的“伊斯兰化”，还会或多或少的保留以前的信仰痕迹。这一点，在今天的马来地区依然可以感受到。比如很多人通过早期香港电影所了解到的，流行于南洋的“降头术”，就是原始宗教的遗存。
仅仅作为一种信仰存在宗教场所中，并不符合伊斯兰的原始教义。将教法融于整个政治、法律系统，实现政教合一，才是先知穆罕默德创教的本意。依《古兰经》指导而建立的教法实施体系，又被称之为“沙里亚法”。在这一体系之下，精研教义的阿訇，同时又会兼有法官的职责。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依靠一个体系，完成了意识形态和法律管理的统一。如果说在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一定程度的集权能够有利于个体的竞争力。那么 “沙里亚法”的确能够帮助一个族群做到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组织松散且处在文明边缘的阿拉伯人，在得到伊斯兰教助力后能够迅速崛起的原因所在。
当然，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所有先进性都是比较当时的竞争对手而言的。时至今日，无论是“沙里亚法”还是东西方的其它文明的类似做法，在工业时代都已经不适用了。比如在工业时代，人类可以依靠对能源的运用，极大降低自身的体力付出，男性在体力上的天然优势，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大大降低。换句话说，女性在现代社会所能发挥的经济影响力，将远甚于古代。在这种情况下，再将女性依教法束缚在家庭和头巾之下，对自身的竞争力影响将是致命的。
另一个可供借鉴的对比，是中国与日本在关于解决女性工作问题上，迥然不同的做法，以及所导致的深远影响。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中国，老龄化问题其实并没有邻国日本那么悲观，即使未来发展到日本的经济程度和人均寿命阶段。能做到这点，与当年中国社会的革命性转型有着直接关系。尽管当时的做法，整体上有些矫枉过正（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但最起码在这点上，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好了，现在我们明白。不管伊斯兰教的教义，以及沙里亚法在今天是否有重新适应环境的需要，但对于当时的马来社会的整合来说，却是有着正向作用的。在14世纪末，阿拉伯商人在南洋很多港口城市，其实已经做到了第一步，即吸引部分马来本土的上层人才接受信仰。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在强大的满者伯夷眼皮底下进入第二阶段，直至进入第三阶段：复制出更多的“巴塞苏丹国”。
三佛齐被满者伯夷攻灭所引发的动荡，在战略上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不过人口占优的中国人，已经及时填补了苏门答腊东南部的政治空间。如果试图抓住机会的阿拉伯商团还希望有所作为的话，需要另寻机会。在政治上衰弱的“三佛齐”将是一个很好的政治资源。这个纵横南洋数百年的强大海上帝国，留下的地缘政治遗产不会那么快消失。
自称“三佛齐国王”的中国人们，已经看到了三佛齐地缘政治遗产的价值所在。至于阿拉伯人的做法，则是在三佛齐王室中寻找一个愿意皈依伊斯兰教的合作人，并依靠其在马来人中的影响力构筑政治版图。不过仅仅做到这点还是不够的，毕竟三佛齐旧地的政治空间已经被中国人填充。在中国移民源源不断的输入，以及不明了中国新王朝态度的情况下，与这些中国人展开竞争并非明智之举。阿拉伯商团和他们的合作者，需要另外寻找一片土地，完成政治目标。
这片用来复制“巴塞苏丹国”模式的土地，应当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应该在原三佛齐的势力范围内的马来地区，如此才有地缘遗产可说；二是在重要航路之上，这样才符合阿拉伯商人的利益。如果有这样一片合适的土地建港、建国，那么阿拉伯商人就可以将商船源源不断的引入这个新“伊斯兰/三佛齐”城邦停泊，并使之成为南洋海上贸易中心。反过来，有了贸易垄断所带来的巨大收益，这个新国家也将为阿拉伯人的利益提供有力保护。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块土地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马来半岛之南，与马六甲海峡相接那条海岸线，将是最合适的选择。这条海岸线今为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所有，其中位于海峡入口的新加坡，位置看起来尤为重要。至于最终的选择是哪里，又面临什么样的地缘政治挑战，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