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制造区都有相对完备的产业结构，涉及大行业多则15种（小行业49种），少则14种（小行业26种），产业门类都较为齐全。正如马歇尔指出的，制造区首先形成于“大量从事同一行业的厂商集聚”。自19世纪80年代之后，尤其是20世纪前30年，发展最快、分布最广和数量最多的是纺织业和饮食品制造业两个行业的工厂。在这一时期，纺织厂和饮食品制造工厂从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和大连等东部工业都市扩散到周边县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从上海扩散至周边县市最早的也是最多的工厂是棉纺厂，其次是棉织厂、缫丝厂和丝织业；在珠三角地区，从广州扩散到周边县市最多的是缫丝厂，其次为丝织厂和棉织厂；在胶济铁路沿线制造区，从青岛扩散到周边县市最多的是卷烟厂；在河北段北宁铁路沿线制造区，从天津扩散至周边县市最多的是棉织厂,其次是棉纺厂；在辽东半岛制造区，从大连扩散最多的是榨油厂，其次是卷烟厂和碾米厂。
20世纪前30年推动两个行业工厂扩散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和大连等工业都市与周边县市之间形成了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和通讯网络；二是这些工业都市为周边县市设立纺织厂和饮食品制造工厂提供了丰富低廉的资本、机器设备、劳动力和各种行业资讯；三是这些工业都市既是制造中心，也是面向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的产品销售中心，这些工业都市为周边县市的纺织业和饮食品业提供了便捷的市场准入条件。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因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受阻，东部纺织业的很多产品通过这些城市转销到国内市场。至1933年，全国共有998家纺织厂和681家饮食品制造工厂，其中有909家纺织厂和520家饮食品制造工厂集中在上述五大制造区，其产值分别占全国两个行业总产值的85%和90%。其中，在长三角、河北段北宁铁路沿线和珠三角三个制造区的产业结构中，纺织业产值所占比重最大；而胶济铁路沿线制造区和辽东半岛制造区产值比重最大的则是饮食品制造业。
纺织和饮食品两大制造业的区域化发展又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两大行业的上游产业包括机械和水电等行业，属于制造业的基础行业。陈振汉曾对当时这两种行业对于基础工业的带动作用做过精辟的概括：早在19世纪下半叶机器厂“以修理沿海及内河船只为主要业务，势须设在港口”；20世纪以来纺织与饮食品两大行业在沿海省份的集聚化发展带动了当地机械制造业的发展，“它们主要的出品是引擎及纺织，碾米面粉厂用机件，所以它们的市场也就是以纺织工业、面粉工业的所在中心”。同时，水电厂的分布“与机器工业一样，是与其他工业的发展相互因果的”，支撑纺织业和饮食品制造业的发展。一般而言，饮食品制造业没有相应的下游产业，而纺织业的下游产业则是服用品制造业，后者也表现出区域集聚发展的趋势。1933年全国共有193家服用品制造厂，其中有170家集中在上述五个制造区，其产值分别占全国两个行业总产值的90%左右。
此外，以上这些产业的集中也吸引了其他没有直接关联的各类工厂落户当地，正如刘大钧概括的，“在工业繁盛之区，人口与购买力俱有增加，造成有扩大性之市场，此固为一般工业所最大欢迎者。至运输便利、商业组织与金融机构，在此种都市中，亦远较他处为完备”。1933年，除纺织、饮食品、服装、机械和水电等行业之外，五大制造区还集中了1098家各行业的工厂。
可以说，20世纪前30年，六个东部省份的纺织业和饮食品制造业发挥了主导产业的功能。首先是这两个行业从东部工业都市顺利扩散到周边县市；同时实现产业联动，有效地带动上下游产业以及没有直接关联的其他产业的发展；最终在空间上形成多种行业工厂围绕工业都市而连片集中于周边县市的制造区。东部省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产业扩散和联动发展的现象，说到底是当地的制造工厂身处便捷的交通运输系统、国内国际两大市场的庞大需求，以及共享的资本、机器设备、劳动力和行业资讯的规模经济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之中。以至于陈振汉提出，战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轻工业布局“乍看似不合理，实际却并不背于区位经济的原则”。而东部省区出现的上述有利于制造区形成的社会经济环境，则是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结果。
1933年中国沿海五大制造区与19世纪欧洲各国的制造区一样，也属于以纺织或饮食品等轻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根据欧洲工业先行国的经验，以轻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有力支撑。如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形成的制造区——兰开夏，纺织业与钢铁、机械等重工业都得以较大发展,而且机械制造业已经具备进行批量生产各种机器的能力。据估计，19世纪中叶兰开夏制造区的产业结构中，钢铁和机械两个行业的比重共计10%，单就机械制造业的比重，也达到了5%。欧洲大陆最早传入蒸汽机的国家——比利时，在19世纪80年代形成的制造区——埃诺、瓦隆布拉邦和列日三个省，最初依托当地丰富的铁矿和煤矿资源，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钢铁和机械工业，在当地产业结构的比重几乎接近一半，为当地纺织业和饮食品等轻工业的快速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机器。
中国与欧洲各国的重工业在各自制造区的比重与地位具有很大差异。在20世纪前30年，中国东部制造区的机器制造业已从最初的修理和零件生产发展到整机制造，像碾米机、切面机、轧花机等机器都可以进行批量生产，年产量可达几百到上千部。尽管如此，除辽东半岛之外，1933年其他四个制造区大多数机械制造厂“尽属规模狭小”，机械制造业在各自产业结构的比重仅为1%左右，很大程度上在于机械制造厂供应链的问题。当时作为机械厂的上游产业——钢铁工厂有90%集中于东北地区，内地只有4家产量很小的钢铁厂，而且只有1家在上海，因此这些制造区机械制造业的原材料主要是靠进口欧美国家和日本的钢铁，原材料供应成本过高，导致大多数机械制造厂无法扩大生产规模、实现集团化发展，严重制约了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东北自从1931年被日本侵占之后，制造业发展与内地逐渐走上不同道路。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北榨油、面粉等饮食品制造业快速发展。但是日本侵占东北之后，利用当地丰富的铁矿、煤矿和油页岩资源，大力发展钢铁、机械和军工等产业。因此，1933年的辽东半岛制造区尽管仍是一个以饮食品制造厂为主导产业的制造区，但是机械行业比其他四个制造区要发达，其在整个产业结构的比重已达到2.5%；如果计入钢铁工业，比重则高达5.5%。之所以东部制造区的重工业也如此薄弱，除山东、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煤铁资源都很贫乏”之外，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扶持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1931年之前，南京国民政府急于救助那些在国内已有发展基础但日渐萧条的消费和出口工业，并不重视钢铁、机器制造等重工业的建设。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丧失绝大部分的钢铁工业，许多机械制造业和军工产业，不得不重启重工业建设计划，计划实施区域是中西部地区，而非东部。1931—1937年，在东部制造区内仅建立1家化学品制造业工厂、2家机器制造业工厂和1家交通运输业工厂，并不足以解决东部制造区重工业偏弱的问题。
总之，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数以千计的制造工厂连片集中于东部省区，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五大制造区将发端于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带入了集中发展的重要阶段。然而，当时弱小的重工业和畸形的产业结构严重延缓了各个制造区的转型升级。一方面导致它们的主要产业——纺织业和饮食品制造业的机械化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另一方面制约了制造区的产业结构从纺织业和饮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车辆制造、化学和电器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更为重要的，即便是钢铁和机器工业得以发展的东北地区，也是处于被日本占领之后获得的“依附性发展”，服务于日本侵华战争的需求，服务于日本国内市场和东北市场的需求，无法为沿海地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二）“散点分布”的中西部制造业
在20世纪前30年，随着近代交通体系向中西部省份的延伸，各种制造业从沿海省份扩散到中西部省份，因此在交通便利的中西部城市，集聚了越来越多的制造厂。据统计，除五大制造区之外，1933年有1036家工厂分布于沿海省份和中西部地区的326个县市。这拥有制造工厂的326个县市散点式分布于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沿海省份。从各个县市内部工厂集中的程度来看，这326个县市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时人所指的“工业都市”，有武汉（武昌、汉口和汉阳的合称）、烟台、滨江（今为哈尔滨）、长春、长沙、重庆、郑县、太原8个城市，每个县市的工厂产值都在1000万元左右，它们一般集中了10个以上的行业，工厂数量少则几十个，多则上百个；除了太原的机械制造业比重较大之外，其他城市与东部制造区一样，形成了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工业和出口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比如，武汉、长沙和郑县产值最大的是棉纺业，重庆产值最大的是棉织业。第二种类型是指已经形成特色产业的县市，大约有18个，工厂总值多在500万元左右。这些县并不像工业都市那样具有多元的产业结构，但是它们往往利用当地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了在全国有相当影响力的特色产业，其产品除了销售于本省之外，还远销其他省区和国际市场。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开封和蚌埠是当时中部地区的面粉生产基地，都拥有产值规模百万元以上的面粉厂，但两个城市兴办面粉厂的动因则各不相同。前者地处中原产麦区，直接利用当地丰富廉价的小麦兴办面粉厂；而后者的面粉厂则依托淮河收购各地小麦，再借助津浦铁路，开通短程铁路进厂，具有便利廉价的陆上运输体系。九江是中部地区重要的火柴制造区，拥有江西唯一一家火柴制造公司，产品供给于江西、湖南、湖北等多个中部省份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具有特色产业的县市基本上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中部省区，西部省区只有昆明。当时的昆明主要是利用“云南的印刷业并不发达”的市场空缺，由当地军阀创办了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印刷厂，产值占全国同行总产值的1.4%，使印刷业成为昆明的特色产业。除了上述两类城市之外，那些制造工厂刚刚起步的属于第三种类型的县市，一般只有一两个产业和数家工厂，广泛分布于广西、云南、贵州、陕西以及甘肃等西部省份，约占中西部县市总数的80%。
可以说，20世纪前30年中西部县市中发展最快、产值规模最大的是棉纺、火柴和面粉等制造业。然而，这些产业在中西部县市中都没有像沿海制造区的主导产业那样，发挥强大的产业联动功能，将制造工厂扩散到周边县市从而形成制造区。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沿海各省既多铁路，河流又通航运，故工业亦特多，内地缺乏此种便利之处，新式工业遂亦寥若晨星”；其次，在中西部县市办这些行业的工厂，“其所需机器、材料、燃料等，均须由沿海商埠运往，故其成本自较沿海商埠诸厂为高”；同时，中西部的这些工厂还要受到来自进口洋货和沿海制造业的激烈竞争；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前30年，内地较沿海省区受到军阀混战的影响更为显著，“内战延绵结果，人民负税增高，运输不定，棉产区域减小，以及战区市场闭塞”，“处此情形之下，新厂之设立寥寥无几”。上述各种原因严重阻碍了中西部县市的制造工厂向周边的扩散。
这些行业自身发展有限，也没能带动其上下游相关产业工厂的联动发展。比如，中西部县市的纺织、面粉等行业“需用各种机器甚少，至机械制造业亦终未发展”。当时的机器制造业仍以修理和生产零件为主，各制造厂的“机器多自国外或沪汉等地买来”。据统计，1933年大部分中西部省份的机械制造业产值占全省制造业总产值约0.5%，只有东部制造区的一半。中西部省份的发电业也“远不及江浙两省”。据统计，1933年的中西部各省区少则一两家发电厂，多则十几家，而且平均电价要比东部地区至少贵一倍以上。再如服装业，由于作为其上游产业的纺织工厂产值不高，因此当地服装业一般购买沿海制造区纺织品做原材料，“成本较高”，难以与沿海制造区的服装业竞争，以致于中西部省份要么服装制造厂“均受打击”，难以发展；要么仅停留于手工业阶段，没有兴办服装制造工厂。
此外，由于中西部地区这些发展较快的产业工厂数量少且分布零散，也没能形成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的规模经济，一方面没能形成“扩大性之市场”；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交通、通讯、商业组织和金融机构等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很小，正所谓中西部省区“幅员辽阔，交通梗阻，边区各地，道路崎岖，音讯传递，尤属迟滞”，“工商业素称落后，金融事业亦未发达”，也就很难吸引更多产业的工厂落户当地。
总之，20世纪前30年，广大中西部县市并不具备制造区形成的交通运输、市场需求和规模经济等方面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中西部发展工业化的区位优势和劣势，孙中山早有深刻的认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伊始发表的《实业计划》中就提出推进中西部工业化的一系列宏伟构想：首先通过建设铁路、公路、运河、电报、电话和无线电等交通通讯系统，将中西部与东部，中西部内地各地区联通起来，充分依托中西部丰富廉价的农矿资源，重点发展钢铁、水泥、冶炼和农产品加工等产业，最后依据铁路线构建中西部的城市工业区。然而，20世纪前30年掌控中西部省份的各军阀政府，出于巩固军阀割据的需要，仅在少数县市重点扶持军工以及相关重工业的发展。据统计，中西部军阀政府在太原、南宁、昆明等县市共兴办14家兵工厂、12家机械制造厂和27家电厂。其中，山西省政府凭借丰富的铁矿和煤矿资源，在太原投资的兵工厂规模最大，并且以兵工厂为核心，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重工业体系，所造机器“除销本省外，并销往陕西、绥远、四川、甘肃等省”。1933年太原共有2家机械厂工人规模在千人以上，其总产值与整个辽东半岛制造区的机械制造业相当，占当时全国行业产值比重的21%。1933年阎锡山甚至还提出以太原为中心建设工业区域的构想。
1927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一直未能干预中西部各省军阀推行的地方工业化。九一八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为在内地建立以军工为中心的完整产业体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西部省区的重要战略价值。根据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调查，湖北、湖南和江西等中部省份藏有丰富的煤矿与铁矿。为此，南京国民政府在武汉、长沙、株洲等地积极筹建一批钢铁厂、机械厂、化工厂和兵工厂，有意在华中打造一个由国家经营的重工业和矿产业构成的新制造区，终因缺乏足够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相应的基础设施而未能在抗战前夕取得建设的显著成效。据统计，1931—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共在中西部省区建立9家重化工厂。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1933年中国共产党虽然遭到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兴办了第一批公营工厂，主要投资在军工、纺织服装、铸币、印刷等行业，这些工厂为革命武装斗争以及革命根据地百姓的生活改善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民国以来，内地长期饱受军阀割据与混战之苦。无论是地方军阀，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充裕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面改造中西部省份社会经济结构，实现制造业的全面扩散与快速发展。因此，至抗战爆发，中西部省份的制造工厂一直处于点状散布的态势。孙中山、南京国民政府在中西部打造新制造区的构想只能是一纸空文。
余论：后发大国工业化的空间及
规模质量演化进程的特点及启示
自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连续完成两次工业革命的欧洲各工业化先行国一般都经历了从空间演化到规模质量提升的工业化发展路径。各国的工业化最初都发端于该国某一地区的特定产业；随后由这些主导产业的工业化推动形成连片发展的制造区；再由这些制造区向其他地区和其他产业进行扩散与联动发展，实现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使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与此同时，某个制造区通过持续的技术和组织创新引领本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简言之，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30年代，欧洲工业化先行国大致走了一条从区域工业化到国家工业化再到跻身世界工业强国的道路。
中国从19世纪中叶之后开始引入西方的工业化。连续受欧美两次工业革命的影响，20世纪前30年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承载中国先进工业生产力的制造工厂不仅从沿海的工业都市扩散至周边县市，而且还推广至广大中西部县市，从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形成制造工厂的两大区域分布态势。这两种态势形成的背景、动因、过程、运作特点以及局限，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作为后发大国，在20世纪上半叶工业化的空间扩散和规模质量提升等方面所固有的大国优势、面临的各种困境，以及对中国后续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历史启示。
（一）中国尽管被动地卷入欧美工业先行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但是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对本国工业化进程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对1933年中国工业做过详细调查的刘大钧将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之于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影响精辟地概括为四点：一是最早接触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的通商口岸首先兴起各种制造厂，因此这些口岸城市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工业都市”；二是国际贸易促进了进口替代型制造厂的发展，“造成一种新式工业产品之需要……引致吾人之消费。此后国人既习用此种物品，乃渐自开办工厂，从事制造”；三是国际市场的开辟“可以使工业品销售于海外”，促进出口导向型工厂的发展；四是伴随国际贸易而来中国投资的外资工厂亦“为我国工业发展之先锋，过若干时期，颇有为华商所收买，而外国企业家复从事于其他新事业者”。因此，20世纪前30年随着华资工厂的快速增长，不仅使进口的消费工业品逐年减少，出口的消费工业品逐年增长；而且在华资工厂的赶超下，外资工厂也逐渐从大多数的消费工业和出口工业，甚至是部分的基础工业（如船舶、车辆制造、基础化学工业等）中退出来，或者不再涉足。至1933年，外资工厂仅仅在机械制造、电器制造、少数新兴消费行业（如西药制造、涂料、清凉饮料等）仍有相当优势，其行业产值占比仍高达40%以上。可以说，国际市场、国际贸易和外资工厂与华资工厂之间的密切互动为沿海制造区的形成以及中西部县市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资金、市场和制度的基础。
（二）作为拥有超大人口规模和疆域广阔的后发大国，中国国内超大市场自然成为其工业化发展的主要支撑力。与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先行国相比，20世纪前30年中国工业化的扩散可谓规模宏大，不仅在东部地区出现多个制造区，而且在中西部地区兴起一批工业都市以及具有特色产业的新兴工业城市。这些制造区和中西部工业城市的崛起与发展都极大地依托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尤其在遭遇世界经济大危机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内超大市场为受到大危机严重打击的中国制造业，提供了相当程度的内部市场保障。据我们统计，1933年中国制造厂的总产值中只有30%出口到国际市场，而70%的产值提供给国内各个区域、各个层次的市场，尤其是华资工厂在大多数消费和出口行业以及部分基础工业上已经占有60%以上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国内市场，存在洋货倾销、东中西部产业竞争激烈、市场分割、物流交通阻塞等各种不利于促进各地工业化扩散与发展的因素。
（三）中国的资源禀赋与工业化的空间进程，蕴藏着根据本国资源特性实现工业体系规模质量提升的“国情密码”。从19世纪欧洲工业先行国的经验来看，区域工业化的发展，即制造区的形成与产业体系的均衡发展之间存在着互为制衡、相互鼓动的密切关系。18世纪下半叶以来，这些国家轻、重工业的区域化发展与相互促进而形成的产业体系，最终推动了它们内部制造区的形成。反过来，19世纪下半叶，这些制造区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产业体系不断升级。然而，作为一个后发大国，中国制造业的两大区域布局态势几乎是在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中日益形成的，也与中国天然的资源禀赋密不可分。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劳动力密集地区，同时也是消费市场集中地区，因而才会形成以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和出口产业为主的制造区。然而由于缺乏丰富的煤、铁和石油等资源，导致沿海制造区的产业结构中以钢铁和机械制造为主的基础工业发展先天不足。这不仅制约着沿海制造区转型升级，也影响着当时中国工业体系规模质量的整体提升。而具有丰富廉价农矿资源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市场、资金、技术和人才所限，至抗战爆发前夕始终没有实现制造业的连片发展，更没能形成一个足以支撑沿海劳动密集型制造区转型升级的重工业区。打通东、中部空间隔阂，引导东部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具有资源优势的重工业和消费工业，构建完整产业体系，是推进中国这样一个工业化后发大国工业布局和质量提升的关键。
（四）中国工业化的空间进程与规模质量提升，离不开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政权。强大、统一的国家政权的科学决策、政策引导和战略布局，是实现大国工业区域协调发展和规模质量提升的重要依托。早在20世纪初年，孙中山就提出一个打通东中西部空间隔阂，构建完整的产业体系的实业计划。然而，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无论是各省军阀，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忙于内战，根本不可能调动充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推动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布局与产业体系建设。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迫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压力，才开始在中西部省份推进重工业的发展计划，但由于时间仓促，缺乏各种必要的资源和条件，中西部省份的重工业发展收效甚微，已无法改变全国战前的工业布局，提升工业发展质量。抗战之后，沿海工业内迁对于改变中西部省份的工业布局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国共内战的爆发，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再次错过改善布局、提升质量的大好时机。经过长征深刻感受中国地域差异，经过抗战洗礼和解放战争浴火重生的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致力于打破东中西部发展差异，领导工业化向科学布局和提升规模质量的方向大踏步迈进，从而为后发展国家工业化空间进程和规模质量提升锻造了“中国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