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本英文传播学著作
Boxing Plato's Shadow：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在海峡两岸都有了中文译本出现，早一些的版本是在2017年4月由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夏春祥教授所译（以下简称“夏版”），译为《抗击柏拉图的阴影：人类传播研究导论》，大陆的版本则是稍晚一些，在2018年5月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海教授所译（以下简称“王版”），译为《追溯柏拉图：传播学起源概论》。对于本书而言，原书名中的“Boxing Plato's Shadow”恰是贯穿原书问题意识的一个重要概念，对这一概念如何理解和翻译，将直接影响到中文读者对于原书精髓的掌握，如“shadow”的中文到底是该翻成王版中的“影子”，还是夏版中颇具负面意涵的“阴影”？原书名中的“boxing”一词在翻译中是否当省略，或者替换成“追溯”一词？倘若省略或者替换不妥，与“柏拉图的阴影搏斗”为何又与人类传播研究产生关联呢？
本文从此问题出发，首先阐述何为“柏拉图的阴影”，指出其对于传播学发展的影响所在，然后是从传播学者对于“柏拉图的阴影”的回应与超越说起，指出相异于大众传播的另一传播支流——口语传播的存在，最后，则是在通过对口语传播研究与大众传播的比较和说明之中，以试图超越大众传播取径之下对于传播的狭隘理解。
一般而言，传播学科的建立被视为是1950年代左右的事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这其中功不可没，关于这一段历史，E. M. 罗杰斯（Rogers， 1994/2005）在其《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已有详尽的介绍。但是就人类传播研究的历史而言，可以追溯到2500年之前的古希腊时代。
Michael Dues与Mary Brown（2004）这本书的特色就在于两位作者将古老的语艺研究与当下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认知的传播研究之间的绵延与连续写了出来， “史前史”，然而这一“史前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这事关传播这一学科的根源为何。传播研究从哪里来？它们如何形成了目前的状态？（Dues & Brown，2004：xix）
有时传播史中的“断裂”实际上也暗含着“延续”。在原书的两位作者看来，贯穿人类传播研究史的，或许就是那个被称之为“柏拉图阴影”的东西。我们有必要去回到传播研究的缘起，去揭示“柏拉图阴影”为何一直伴随着我们的传播研究。
Dues与Brown（2004）先是把时间轴拉回到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司法和民主辩论在这里产生，那些在说服沟通上有技巧的公民往往能获得优势。针对这一市场， 智辩士（sophists）开始传授说服的技巧，并发展修辞（rhetoric）的研究。这也被后世认为是传播开始被系统性的教授和研究的滥觞。
然而柏拉图（Plato）却对智辩士的这一行为表示了不屑甚至极度反对。一方面，柏拉图不满智辩士们偏好风格形式而非实质内容、重视技巧而胜于真理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柏拉图所真正拒绝的，是智辩士们以辩论的形式来“揭示”真理。在柏拉图看来，真理的发现只能由哲学家们来实现，或者任何不是以哲学方式揭示特定真理的方法都是不能容忍的。柏拉图所坚持的乃是一种“先验”的真理观，即真理是永恒的，对于永恒真理的探索，绝非是靠“逞口舌之快”，辩论有将真理置于一种不确定的风险之虞。
在反对智辩士的同时，柏拉图所推崇的是苏格拉底式的真理探寻方法，在传播互动中，哲人或者老师藉由提出挑战性的问题而激发听众产生更深层次的想法。语艺在苏格拉底眼里，更像是一种启迪的艺术，它只能引导真理出来，却不能决定真理。
在Dues与Brown（2004：7）看来，柏拉图的看法涉及到的是事关传播学哲学基础的一个关键争议，那就是在真理的发现上，语艺乃至传播能够扮演重要角色？还是说，传播只是在真理发现之后，被用来协助说明与解释呢？
柏拉图对于智辩士和修辞的否定，也让传播研究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中世纪的基督教以及伊斯兰的学者们也认为，神圣的真理不是经过说服或者辩论被发现的， 而是被展现出来、在信仰的基础上被接受的。世俗学者在科学的影响之下也不能容忍修辞学关于真理的不确定性的主张，也倾向于接受柏拉图对于修辞学的低廉评价（Dues & Brown，2004：7）。
因而可以说，原书名中的“Boxing Plato's Shadow”恰是贯穿原书问题意识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是在王版中，原书第一章中“Plato's Shadow”这一小标题被翻译成了“柏拉图的影子”，而“Boxing Plato's Shadow”这一小标题也被翻译成了“柏拉图的影响”。从Dues与Brown（2004）的本意来看，“shadow”一词翻译成夏版中颇具负面意涵的“阴影”或许更为妥当，王版中的“影子”一词过于中性，因为这一本书讲的不是自柏拉图始，传播研究如何发生，而较为实际的情况可能是，传播的研究和教学之后，柏拉图对此的反对和鄙夷造成了2500多年来，研究和教授修辞的传播学者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以及他们与这个阴影的搏击（boxing）。实际上，王海教授在第一章的最后一句翻译中也使用 了“阴影”这样的词汇，只是不知为何在全书的大部分的翻译中，却又使用了 “影子”一词。原作者对于柏拉图的批判，王海教授似乎一直有所犹豫和保留。
正是这种犹豫和保留，使得王海教授的书名翻译——“追溯柏拉图：传播学起源概论”在笔者看来是有失偏颇了，因为如果人类传播研究从柏拉图开始追溯，不仅有可能误解了原作者写作此书的用心，也可能误导读者对于传播研究历史的认知，确切地说，传播的研究和教学应当始于柏拉图所反对的那群智辩士们，正是他们对于辩论技巧的钻研和教学，开启了古典传播学的滥觞。
简而言之，何为“柏拉图的阴影”？结合原文以及两位译者的翻译来看，或许可以做如下理解：第一，柏拉图反对“搬弄是非”的修辞技巧的教学，由此给传播学中的实务教学（如论辩、演讲、说服）等造成了直接的否定；第二，柏拉图崇尚的是那种纯粹为获取知识而做的学术研究，而贬低实践应用，这也给那些对传播实践的教学报以蔑视态度的人提供了依据。
在“柏拉图的阴影”之后，无数传播学者正面或迂回地对此进行了回应。
然而第一个反抗“柏拉图阴影”的正是其弟子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真理是可以被感官所感知的，并且他还发明了形式逻辑去帮助人们追寻真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确定性的真理是无法在辩论中达成的，但是在发现什么最有可能为真的情形上，辩论就是最佳且有效的方式。并且，他认为公民应当学会说服的艺术去捍卫真理。
亚里士多德认为，传播是有目的的（purposive），亦即人们总是抱着能够影响他人的意图进行传播的，也因如此，传播可以在是否达成了这一意图上进行评估。亚里士多德认为，劝服活动是一种逻辑和情感上的双重过程，即劝服要服之以德（ethos）、说之以理（logos）以及动之以情（pathos）（Dues & Brown, 2004：9-11）。在亚里士多德奠定了我 们学科知识基础的一些基本概念之后，在后来漫长的两千余年间，语艺也一直被研究和教授，它在西方被认为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应了解的一门基础技艺。Dues与 Brown（2004：75）指出，当下的一些劝服的科学研究，也不过是在证实亚里士多德的理念而已。
随着20世纪哲学中的 “语言转向”，以及德里达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语艺在认识论上的地位也愈加重要，它事关何为真实以及我们如何认识真实等哲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显然，这不是修辞一词能蔽之的， “语艺”一词所关注的是人类社会何以在语言艺术的运用中得以建立，语言与传播应当被上升到某种社会本体的意涵。无论如何，当传播学由“修辞”研究发展至“语艺”研究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对于“柏拉图阴影”的第一次超越，也更加符合了传播研究的应有之义，毕竟，“修辞”只是传播意涵中的一个面向而已，而透过语言的人类传播活动研究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19世纪开始，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大量建立，此时那些教授语艺的教师们通常都栖于英文系中，但是他们很快意识到英文系并非他们的合适家园，因为英文系聚焦的是写出来的话语，而他们的焦点和兴趣则是被说出来的话语，于是从英语系分家成为了一个必然选择，这也开启了传播学科建制化之路。
传播要想学科化，一个基本问题必须得解决，那就是基于语艺的传播研究应当叫什么。“口语”（speech）一词成了我们这个学科最早的标签。在美国的学术脉络中，“口语”是一个与“口头表达艺术”相关之无所不包的学域，囊括公共演说、辩论、语言学、语言矫正、戏剧、口述文学、广播电视、电影等诸多学科（Delia，1987：78）。选择“口语”一词，意味着传播研究所涉及的是人们如何透过话语来达至一个理想社会。从语艺到“口语”，古老的传播学可谓是完成了对于“柏拉图阴影”的第二次超越。
这种超越也奠定了先于大众传播而起的口语传播这一支流的不同取径与研究范围，语言、符号、互动与意义成为这一支流传播学者关切的核心主题，他们更想问的是，人类如何透过言语以及其他符号的传播互动而建立自我、认识他人、组成社群、学习并传递知识，以及建构所谓的“客观”世界与真实（秦琍琍，李佩雯，蔡鸿滨，2011）。于是，传播之于人类而言，不是一种工具，而就是一种社会得以生存的本体。在这个意义上，口语传播所奠定的是传播学科最宝贵的价值所在。传播研究不仅仅是柏拉图所反对的说服技巧的传授，传播研究的是社会是如何存于传播之上的。
当我们沿着口语传播这条支流顺流而下的时候，在20世纪，我们会遭遇到传播研究的另一条支流——大众传播。Dues与Brown（2004）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实际上写的就是传播研究中的社会科学兴起之后，这两个支流之间又是如何碰撞、汇流，直至形成当下的传播研究。
在传播研究者以“口语”来命名他们新兴的学科之后，以康奈尔学派为代表的学者们继续研究语艺，他们教导学生以沟通技巧，并且将公共演说置于研究的核心 （Dues & Brown, 2004：37）。20世纪30至40年代，语艺学者又在亚里士多德的语艺思想之上，发展出来了新亚里士多德语艺批评方法（以下简称“新亚批评”）， 之所以叫“新”，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当初主要关心的是语艺的本质、功能、类别等问题，而新亚批评则是将之发展出一个分析架构，用以分析公共演说等（林静伶， 2000：19）。新亚批评学者试图了解演说者是如何因应特定情境中的相关因素，进而使用何种方式来达到演说之目的。一直到1960年代中期左右，新亚批评方法成为美国大学传播研究中最普遍的研究取径。不过新亚批评学者的局限在于，他们往往将公共演说视为是个别事件，并预设了演说与结果之间的简单、直观的因果关系， 然而随着二战以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变迁，这种批评方法也暴露出其解释力的不足，因为说服的影响力固然是巨大的，但是也是极其复杂的（Dues & Brown， 2004：40-41）。
新亚之后，语艺学者借助论辩理论、认识论、后现代主义、戏剧论、诠释学以及批判理论中的思想和洞见，继续发展当代语艺学。如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将语艺定义为“人类透过语言的使用去促成他者态度或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活动（Dues & Brown，2004：46）。又如在从“认识论”汲取力量之后，语艺不再被视为是柏拉图所谓的只能传递真理，而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一种认识论本身。而当语艺研究与批判理论结合之后，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揭示对象。
而传播研究中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径，在1900年代左右也开始兴起，并对传统语艺研究造成了极大冲击。口语系在接纳了众多用科学方法研究语艺的学者之后，也将自己的系名调整为“口语传播”（speech communication），至此，口语与传播完成了学科建制上的结盟。但后来，人们又普遍质疑，无所不包的communication之前又为何加上speech，于是1980年左右，speech开始在美国传播学界被拔除。
虽然communication完成了对speech在学科名称上的收编，但在学术研究中，口语传播在美国的大学中并没有被取消，相反，经历多年的发展之后，口语传播已发展成为与大众传播并重的一个研究领域。表1为口语传播与大众传播之间的比较，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诸多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