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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著名的企业家曹德旺有关中美投资环境和投资成本的对比的一段话引发社会对中国税率和成本为问题的大讨论。一心向佛的曹德旺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自己随口而出的一番话，会被当做中国制造业被高税收、高负担“逼走”的有力证据。事实上，就在今年，福耀集团在中国的投资也远远大于美国，福耀的主要市场和投资依然在中国，曹德旺没有跑，也不会跑。
作者：刘戈，编辑：亦萱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统计数据表明，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领域，转移的趋势并不明显。超过七成的在华美国企业仍将中国视为企业短期投资方面优先考虑的全球三大目的地之一；日本制造业企业对中期有潜力业务发展所在国的选择，中国仍位于第一名；在中国有重大投资计划的受访欧盟企业数目在稳定增长。
01 说制造业企业税负不高完全是罔顾事实
曹德旺的现身说法是，以他的企业为例，中国的平均税负比美国高35%。但按照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在《环球时报》题为“中国宏观税负不算高,死亡税率太夸张”文章中的说法“如果拿中国的税负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关联。”
刘所长的说法基本属实。他暗示中美税收制度差异的天然合理性，却有意无意中忽略了一些重要因素的变化，这些因素变化正在对中国企业进而对中国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
如果前几年说中国企业税负和美国相比总体并不高，有一定道理，现在说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税负不高则完全是罔顾事实。这种变化来自于中国绝大部分产品的严重过剩。
举个例子。在中国，一件商品如果企业出厂定价100元，加上17%的增值税，售价为117元。如果物料等可抵扣增值税进项花费50元，人工等不可抵扣项花费27元。那么企业可获得毛利是14.5（117-17-50-50*17%-27）元。
中国现行的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诞生于1994年1月1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拉开大幕两年来，在政府改革层面，营改增等政策已初见成效，但真正触及利益调整痛处又必须痛下决心的一块“硬骨头”仍在，这就是财税体制改革。
迄今为止，财税体制改革措施都是基于原有税收理念和税收体制框架下的修修补补。将间接增税为主向直接征税为主过渡，逐渐增加直接税比重的目标被无限期搁置。
其实，即使放在一、二年前，曹德旺在美国办厂也会被当做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攻城略地的成功典范，尤其在最发达国家的市场被地方政府如此敲锣打鼓的招商引资，是一件十分长脸的事情。用国家对外投资的产业政策来衡量，福耀玻璃这种产能过剩的企业“走出去”投资海外，属于国家的鼓励范围。
然而，随着近几个月来资本外流的不断加速和经营困难的企业增多，正常的对外投资也很容易被和资本外流搅合在一起。事实上，要分清哪些资金是出于企业主动走出去拓展业务，哪些资金是因为汇率和国内投资环境变化的资本外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按照曹德旺的说法，美国的人工成本是中国的2.57倍，比中国贵，但可以通过自动化生产线减少人员。相比之下，其他没有那一项比中国贵，中国物流成本是美国的2倍，银行借款成本是美国的2.4倍，天然气成本是美国的2倍以上，这些都是制造成本，美国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土地几乎不要钱，买厂房花了1500万美金，政府补贴了1600万元，就算是买土地，工业用地相当于2万元人民币每亩，不到中国县级开发区的十分之一，还是永久产权。
02 现行税收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惩罚性”机制
按照现行税制，企业一旦开始营业就面临税收问题。在一份《税收与企业成长性》报告中，按企业支付的各项税费占税前利润的比例，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新三板中，企业综合税负达到138.89%，表明企业所缴的各项税费(按现金流计算实际发生)远高于企业的税前利润。另外从创业板来看，公司综合税负急剧上升，表明中小企业负担逐渐加重。
因此，现行税收体制对中小企业和创业企业实际上是一种“惩罚性”机制，企业规模越小，企业建立时间越短，需要承担的间接税相对成本越高。这对民间创业无疑会起到阻碍作用。
另外，对那些有志于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的企业来说，现有税制体系也可能处于“负激励”状态。企业为创新研发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很难在短期内产生利润，却一样需要缴纳流转税。而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中，企业只有获得利润才需要缴纳税收。
经济学界给企业“减税”的提议之所以无法大规模实施，根本原因在于，在现有税制下，如果没有建立起现代税收基础信息系统，很难增加更多的直接税收入。减税将直接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而国家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
但是，启动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实行直接税有诸多好处。直接税更加符合税负公平和量能纳税的原则，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的满足具有特殊的调节作用。
直接税采用累进结构，根据企业利润和私人所得的多少决定其负担水平。同时，直接税采用累进税率，政府可以更精准的实现对创业的鼓励和对企业研发和创新的扶持。如果能通过税制改善和降低税率，减轻中小企业税负痛苦，则可以在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换档期的背景下，保护和释放中小企业的成长空间和创新活力，使经济转型代价更小。
当然，转变税制，对税务主管部门和税务工作者是一个苦差事，但这一步改革事关经济转型成败，是一块无法也不应绕过的“硬骨头”。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意见，并不代表本平台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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