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芝安
（英国华威大学古典学系）
在古代，统治权力的延续与亲缘纽带往往联系在一起，兄弟亲情常常被权位纷争甚至相互残杀取代。希罗多德在《原史》中讲述了八对兄妹（姐弟）的故事，其中姊妹与兄弟的关系多少会影响后者的政治权力分配。这八则故事涉及埃及王国、波斯王国和马其顿王国乃至科林多城邦的权力延续，而兄妹（姐弟）关系作为叙事切入口，往往起着所谓“历史动因”的作用，揭示了后续事件中性别、家庭、政治、文明等要素的复杂关联，从而展现历史的整全。以女性角色的历史作用为视角，探究这些故事的史书笔法，或许有助于理解希罗多德希望传达给雅典人的政治经验。
▲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前425）
《普罗塔戈拉》中的德性统一论
德性是否可教与德性是否统一实为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均与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乃至苏格拉底之死密切相关，因为，苏格拉底最终面临的指控实际包含德性不统一（即有智慧却不虔敬、不正义、不勇敢、不节制）。在中年时与普罗塔戈拉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曾证成德性统一，并将“败坏青年”的罪责甩给智术师们。但是，柏拉图的记叙通过情节等各种细节又暗示出，苏格拉底并没有真正完成这场关于德性统一的证明，他与智术师之间仍有诸多一致，实质上并不支持德性统一论。可以说，在《普罗塔戈拉》中，苏格拉底给出了并行不悖的两重教诲，以适应不同读者。
胡塞佩·德里维拉 绘，1637年，美国哈特福德沃兹沃斯学会 藏
廊下派自杀观背后的时间预设
受独特的时间观支配，希腊化时期廊下派的自杀观有别于其他哲学流派。通过将时间观作为其自杀观背后的理论预设，廊下派得以将自杀阐释为宇宙中的每一个体都有可能实施的合乎自然的合适行为，即能把握自身生命的、合乎神圣宇宙安排的行为。本文通过考察廊下派的时间观，及其如何成为支撑廊下派自杀观的理论依据，以澄清廊下派与激进犬儒派之间思想的差异。通过重点考察早期廊下派哲人克律西璞珀斯的时间理论，可看到自杀的时机与廊下派自杀观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廊下派如何回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自杀观。
▲ 克律西璞珀斯（Chrysippus，约前280―前207）
晚期新柏拉图派哲人奥林匹奥多罗斯的《柏拉图传》，是现存唯一出自新柏拉图派学园教师的柏拉图传记，其内容和志趣与新柏拉图派的哲学学说息息相关。通过融合或改写各种与柏拉图有关的轶事，奥林匹奥多罗斯展现了柏拉图的德性完善或曰“神圣化”的典范历程。在此过程中，这位亚历山大里亚学园的掌门人基于“德性层级论”的理论框架，煞费苦心地阐释了柏拉图的“神灵感应”所具有的哲学益处，由此凸显一种古典柏拉图派的教化理想：认识自己，完善德性，通过以柏拉图对话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来助益有志于哲学生活的学生实现“神圣化”的目标。
▲ 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
七世纪的阿拉伯女诗人韩莎有上百首诉歌传世，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但文学史对她的描绘过于简单，甚至把她说成哭哭啼啼的女人。要理解韩莎的诗歌，首先需要了解阿拉伯诗歌的格律。韩莎为其亡兄萨赫尔·欧姆鲁所写的诉歌《双眼，何不落泪》是一首古典风格的长诗，严守韵律。其次，还需要了解韩莎诗歌的言辞。由此可以看到，这位杰出的女诗人以明暗交替的言辞，从哀悼其兄上升到赞颂美德，诗中所传达的美德教诲，体现出其对高贵德性的关切。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小福丁布拉斯，颇为符合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新君主”形象。全剧结尾时，他借助由民众组成的军队入主丹麦，成为政治赢家。这一结局表明，《哈姆雷特》是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回应。莎士比亚意识到，在现代政治舞台上，民众逐渐展现其巨大力量，突破道德约束的新君主仍需要在表面上维系道德形象，以获得民众的支持。但是，莎士比亚未必认可马基雅维利对政治道德的贬低。在莎士比亚的现代世界图景中，道德没有彻底在政治面前失去尊严。
▲ 《哈姆雷特》第四幕第五场场景
本杰明·韦斯特 绘，1792年，美国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 藏在用“行动”取代“沉思”生活的学术复兴中，给修辞术定位是培根留给时代的重要贡献之一。对培根而言，修辞术是积极生活的一种重要成就，它对应人的想象功能，是理性与情感、心灵与事物本身之间的桥梁。培根在刻画人类智力的知识体系时讨论修辞术，意在突显修辞的想象功能在科学活动创新与知识解释中起着类比和象征作用——不同于古代浮于表面的魔法联想。修辞术帮助人类建构知识体系、理解自然的物质系统。更重要的是，作为积极行动的一部分，真正的修辞术将修正言词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词语以及由此形成的概念将帮助人类理性地理解自然。
▲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如何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找回原初的浑沌，是《庄子》的基本问题意识。内七篇末的《应帝王》通过浑沌之死寓言，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又通过王倪、无名人和壶子等寓言给出了回答。逐章疏解《应帝王》的寓意言说，分析寓言人物的命名之义，厘清故事情节的政教隐喻，有助于深入思考天下思想与天道本原的关联。诸如“日中始”寓含战国新君主之批判，而“王倪”则寓含王道之端倪，“季咸”寓含生命算计的技术统治，而“壶子”则寓含应物不伤之环中道枢等，皆可随文疏解而揭示之。
▲ 《庄子·应帝王》篇（局部）
（明）文徵明 书，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董仲舒的人性观背后有公羊学的问题意识。《公羊传》虽未讨论人性问题，但其有关心志的说法与孟子的性善说有共通之处，而其赦过说以及对嫌疑之事的说法又暗示，人心所认可的行为不一定与天道同一。董仲舒依此认定人性具备向善倾向，但仍需圣人与王教引导，以实现对自我的否定和超越。董仲舒的人性善恶之辨是汉儒以经学统合子学的典型例证，其结果是形塑出儒家人性论的基本格调，既承认人性具有“善端”，又强调“王教之化”对人实现“善志”不可或缺，为“大一统”奠定了人性论前提。
▲ 董仲舒（前179―前104）
圣人观决定了历代经学家疏解《论语》的基本取向。皇侃的《论语义疏》继承郑玄以周礼为本的经学体系和孔子“述而不作”的圣人形象，又赋予这一圣人形象以历史时间维度，强调孔子志于政教、德位合一的面向。皇侃并不将周礼视为既定制度，而是视为一种处于变动之中的历史语境，周礼能否得到落实，取决于圣人孔子的行动，“体无”“同物”等玄学语词则联结起“圣王”和“圣师”两种圣人面向。《论语义疏》的圣人观可视为古文经学自我展开的一种方式，并折射出六朝士人对时风的自我体认。
（魏）何晏集解，（梁） 皇侃义疏，（日本）武内义雄校勘，日本大正年间怀德堂排印本▲ 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uyer de Fontenelle, 1657―1757)
未来的古典语文学
——回应弗里德里希·尼采《肃剧的诞生》
陈 早 译
▲ 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1848―1931）
▲ 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