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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是自由人的团体

如同在道德上主张中庸，在财产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主张中产。既然主张中产，首先要肯定财产私有制的合理性。对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倡的共产共妻，他予以严厉的批评。他说，人人都爱自己，自爱出于天赋，对自己的所有物和子女的喜爱是自爱的延伸。所以，共产共妻不但不能导致人们之间的融洽，而且会引起损害。属于公共的事物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人们至多只留心到其中与自己相关的部分。人世间的种种罪恶并非源于私有制，而是源于人的本性，即使实行共产也无法补救。这里有必要说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倡的共产共妻仅限于卫士阶级，在农工阶级中仍是实行私有制和小家庭制的。 

在肯定私有制的同时，亚里士多德坚决反对财富的两极分化。他认为，两极分化的根源是货币的产生。获得财富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凭借天赋的能力以获取生活的必需品，这种方式是自然的，所要获取的财富是有限的。另一种方式凭借经验和技巧以获取非必需品的财富即钱币，这种方式是不合乎自然的，所要获取的财富是无止境的。财富观念从物品转向钱币，钱币成为财富的代表，导致人们以聚敛钱币为能事，少数人得以暴富。 

亚里士多德一贯倡导中等财富，他为之立的界说是：以足够维持朴素而宽裕的生活为度。朴素和宽裕不可或缺，宽裕而不朴素会流于奢侈，朴素而不宽裕会陷于寒酸。在伦理学中，他把中产视为幸福的一个条件。在政治学中，他把中产阶层视为良好政体的中坚。他说，太富和太穷的人都是缺乏理性不好管理的。太富的人往往逞强放肆，目中无人，不肯受人统治。太穷的人往往懒散无赖，自暴自弃，心怀妒恨。一个城邦倘若贫富两极分化，政治团体所应有的友善和团结就会荡然无存。一个城邦要作为政治团体而存在，应该尽可能由境遇相近的人们组成，而中产阶层是最适合于这种组成的。

中产阶层的优点是生活平安，情绪稳定，既不像穷人那样觊觎他人的财物，也不像富人那样招人妒恨。他们没有野心，不玩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作为一个例证，最好的立法家都出身于中产家庭，梭伦是其中之一。结论是：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而言，唯有以中产阶层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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