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广场》：戛纳中国场刊第一名

采访、整理 | Stevie（发自戛纳）

编辑丨往事如烟

深焦：首先谈一谈主角克里斯蒂安，你最开始是怎样构思出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呢？

鲁本： 我电影里的很多桥段都来自于自己或者身边朋友的生活，比如片中避孕套那场戏，就是真实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一件事。

鲁本·奥斯特伦德 Ruben Östlund

深焦：你的前作《游客》讲述的是中产中年危机，在《自由广场》中你又对中产知识分子进行了讽刺。既然这其中的故事很多来自你和你身边的生活，那么你的影片是对自身生活、阶级的反思，还是一种愤世嫉俗的嘲讽？

鲁本： 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很难不从自己的生活出发，试图面对自己的生活和这种生活方式。我认为《自由广场》是一部讽刺作品，而讽刺就是从你身处的社会中选取日常片段，再进行夸张扭曲的加工，引人思考自己的生活。在瑞典我们有时会提到“哈哈镜”这个词，你会看向镜中变形的自己大笑。我很喜欢以这种方式去拍电影，比如我很喜欢布努埃尔，喜欢他在电影中表达文本内容的手法。我非常喜欢他的《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电影，我希望我电影中的每个角色都带有那部电影的影子。

《自由广场》剧照

深焦：谈及文明开化，我们首先会想到一种摆脱本能的状态。你在电影中经常会出现人们极力摆脱本能，最终依旧屈从于本能的情况。那么你想传达文明与本能之间一种怎样的关系？

鲁本： 我认为大家都是这样的。我认为这就是人们都很喜欢看猴子的原因，因为猴子就是人类的一种映射，一种去除了文明与文化的映射，只有本能和需求。猴子没有多少羞耻感，经常会做出令人惊讶的行为；但比起猴子的行为，更令人们惊讶的是，我们自视为智慧理性的生物，能够跨越猴子对本能的屈服，然而我们往往做不到。

深焦：这就是你在电影中安插进猩猩的原因么？

鲁本： 对，这是其中一点。还有我认为人类与猩猩见面的场景非常有趣，这样的电影中什么都可能发生。

《自由广场》剧照

深焦：所以影片中也故意留下了很多无法正常解释的部分。

鲁本： 对的，比如装置中发出的叫声或者晚宴上的人型猩猩。其实这场戏非常有趣，最开始我打算把它放在一场重要的球赛中，让他打断所有人看球赛的过程。后来我觉得把这个人型猩猩变成一个愚蠢的艺术作品会更有趣。

深焦：那么对于当代艺术，你认为它们都是垃圾么？

鲁本： 我认为艺术世界和电影世界不尽相同，的确有好的作品也有差的作品，但有太多的当代艺术都是胡扯。

《自由广场》剧照

深焦：而且现在当代艺术的发展还在破坏语言，破坏语言所传达的含义。

鲁本： 是的。影片开场两人提到的那段“展览/非展览”的文字，就是我从母校的艺术学院借鉴而来的，是其中一位老师写给学生们的。你满怀期待地去揭开这层表面的表达，最后发现下面空空如也，这就很令人气愤。更令人气愤的是现在年轻的孩子们被送入这样的环境去学习这种表述方式，学习用这样的方式来谈论自己的作品。这和博物馆、画廊外的世界完全是脱节的。

深焦：在我看来，你的电影中总是充满了对社会的精准观察。那对你来说，这种敏锐的观察力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么？

鲁本： 我认为当你有这种观察力的时候，生活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当你能准确地观察自己时。即使在困境中，你也能够跳脱出困境认识到自己的窘迫并寻求解决办法。对我来说，真诚坦率与精于观察并不矛盾。

《自由广场》剧照

深焦：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的母亲是一名共产党员，父母也都比较理想主义，这对你有什么影响么？“自由广场”的价值取材于这种理想主义的观念么？

鲁本： 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有建树，我相信社会主义理想化的社会。但我和我母亲不同的一点是，我的母亲认为当我们迎来共产主义社会时，我们会生活在一个乌托邦中，真正的共产主义观念；但我认为维持一个公正平等的世界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需要一直抗争下去，我们所处的政治状态只不过决定了抗争的形式。至于“自由广场”，我认为这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一种人行横道式的契约，都只是地面上的几条线，人们在线内达成了一种如何对待他人的契约。人行道的存在本身就很奇妙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