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加速走低
2021年底至2024上半年末期间，全国商业银行净息差由2.08%持续下滑至1.54%。然而自2022年以来，多轮监管调控均试图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缓解息差下行，但最终结果却收效甚微，我国的净息差仍处于下降区间。►负债端：存款定期化加剧，成本率难降
聚焦存款类资产，在挂牌利率持续且大幅下行的背景下，近年来上市银行规模加权口径下的存款成本率却不降反升，直至2024上半年才开始略微拐头向下。
究其原因，一是银行对公存款成本“韧性”较强。不过， 4月手工补息禁令应声出台，有效缓解了对公存款的付息压力。二是“对公化”问题找到解法之后，“定期化”转而升级为存款成本率高企的主要拖累。►资产端：让利实体经济背景下，收益率持续走低
结构上，商业银行生息资产以贷款和投资类资产为主，贷款为生息资产收益率的主要“拖累项”，今年6月贷款平均收益率仅为3.9%，同比降38bp，较2019年末高点降93bp。其次是投资类资产，在当前债市收益率中枢持续下行的背景下，“低票面”也为银行再投资、新投资带来一定压力。►我国商业银行如何跳出净息差“困境”？
低利率环境下，如何缓解银行的息差压力？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日本存在相似的问题，当时日本银行采取了并购重组、对外拓展海外业务，对内发展中间业务、调整信贷结构等方式。
不过日本的经验或更适合作为中长期逻辑的参考，短期内难以“悉数照搬”。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解决息差问题，短期还是要从成本端着手。抑制存款“定期化”的扩张或是银行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外，以理财为代表的广义基金负债回流表内，或也是缓解银行成本压力的重要途径。
风险提示：货币政策出现超预期调整。流动性出现超预期变化。财政政策出现超预期调整。
早在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密切关注境内外利差扩大和国内存贷款利差缩小等新情况新问题”便被提出。2024年以来，随着债市收益率的快速下行，银行在投资、贷款两端的收益均受到一定影响，市场对于“银行净息差持续偏低”问题的关注度日益提升。
2024年8月起，在消费、信贷预期整体偏弱的背景下，政策利率降息、存量房贷利率全面下调逐渐成为市场主流呼声，并且两项政策均在9月末顺利落地。然而，这些政策的落地势必会对银行经营带来额外的压力，净息差是否会成为政策推进的“绊脚石”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主要针对银行的资负现状、净息差潜在的缓解路径进行研究与讨论。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加速走低，低息差的现状逐渐演变为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之一。2021年底至2024上半年末期间，全国商业银行净息差由2.08%持续下滑至1.54%。拆分具体结构，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净息差分别由2.04%、2.13%、1.91%、2.33%降至1.46%、1.63%、1.45%、1.72%。无论是行业整体水平还是单类机构情况，两年半的时间息差降幅均在50bp-60bp区间。根据利率自律机制在2023年4月发布的《合格审慎评估实施办法（2023年修订版）》，商业银行净息差需满1.80%的标准线，若低于此界限则会被扣分。目前42家上市银行中，仅有11家满足此要求。随着银行经营压力逐渐加深，关于保护银行息差的问题也开始在重要会议上被提及。如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便指出，“要密切关注境内外利差扩大和国内存贷款利差缩小等新情况新问题”，稳定银行净息差，成为金融领域的重要议题。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息差收入或是最主要的收益来源，净息差收窄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对商业银行经营带来较大的挑战。我们也可通过商业银行的经营数据侧面观察，近年来或受息差收窄的影响，上市银行业绩增速明显放缓，合计营收同比增速由2021年末8%的高点快速降至2024年6月的-2%；上市银行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也在波动中减慢，由2021年末的13%降至0%。面对严峻的息差压力，监管陆续出台了各类相关举措，引导银行压降负债端成本：一是多次调降大行存款挂牌利率，并通过自律定价机制敦促中小行及时跟进补降。2022年以来，市场已先后经历了五次大行存款挂牌利率调降，从开始至今上市银行居民活期存款利率累计下调15bp至0.17%，3个月、1年期、3年期、5年期定期存款挂牌利率分别累计下调24、35、103、114bp，分别至1.23%、1.62%、2.05%、2.08%。二是，控制存款利率加点上限，限制高息揽储工具。2023年5月监管规定通知存款利率，国有大行加点上限不能超过10bp，其他金融机构不能超过20bp。此外还要求银行停办无需客户操作、智能自动滚存的通知存款产品。2024年5月，在1年过渡期结束前夕，多家银行陆续宣布下架智能通知存款这类“高息揽储”工具，以缓解息差压力。三是，禁止手工补息。2024年4月8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明确要求银行禁止利用“手工补息”的方式揽储，并于2024年4月底前完成整改。禁止“手工补息”后，有助于释放原来调降存款利率的政策效果，直接缓解银行对公存款的付息压力。上述多轮监管调控均试图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缓解息差下行，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却收效甚微，当前我国的净息差仍处于下降区间。因此，我们从银行资产负债端的角度拆解净息差的结构，探寻背后隐藏的“症结”。从定义上来看，净息差衡量的是商业银行利息收入与利息支出之间的差占生息资产平均余额的比率。对应到银行资产负债结构上，即可将计算公式拆分为“净息差 = 生息资产收益率 - 计息负债成本率×计息负债平均余额/生息资产平均余额 ”，即资负两端的收益/成本率及其规模比率，均有可能会对净息差水平产生扰动。不过自2022年以来计息负债同生息资产平均余额比例基本稳定在94%，因此决定净息差水平的主要是生息资产收益率和计息负债成本率。顺着这一逻辑，我们从资产和负债两个角度出发，逐层拆解息差走低的驱动要素。商业银行表内计息负债主要可以分为四个大块：吸收存款、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发放债券、向中央银行借款。从结构上来看，存款类资产占比最高，截至2024上半年末，上市银行合计存款余额占全部计息负债的77%。如果从全行业视角来看，存款类金融机构境内存款规模在其总负债中的占比也基本保持在69%左右。与其他负债科目不同，存款拥有相对独立的定价体系，且容易受到客群差异、期限差异、社会需求强弱的扰动，因此，存款负债成本的变化方向与市场利率走势，往往也可能出现背道而驰的现象。存款成本上升，持续压低银行的净息差水平。聚焦存款类资产，在挂牌利率持续且大幅下行的背景下，近年来上市银行规模加权口径下的存款成本率却不降反升，由2021年二季度末的1.78%持续增至2023年末的1.97%，直至2024上半年才开始略微拐头向下，截至2024年6月末，该读数由1.97%小幅回落至1.90%。拆解存款结构，银行对公存款成本“韧性”较强。个人存款成本率基本自2021年以来便进入下降区间，而对公存款却并没有跟进走低。2020年以来，上市银行平均对公活期存款成本率持续性抬升，由2020年的0.83%升至当前的1.01%；定期存款率也自2022年以来连续增长，在2023年上半年达到2.73%的高点，到今年二季度大幅回落至2.57%。究其原因，近年来虽然存款挂牌利率持续下降，但由于竞争揽储压力较大，渠道端一直存在如“手工补息”等变相为投资者提供利率补贴，获取存款的问题，银行实际的付息压力居高不下。这一现象在对公存款中更为明显，一般而言，企业或机构存款体量较大，相较于个人具有更高的议价权。不过， 4月手工补息禁令应声出台，有效缓解了银行内部的违规成本问题，我们从上市银行对公成本的时序变化可以看出，2024年半对公活期、定期存款利率分别回落7bp、16bp，结束了长达两年的“双上行”趋势。“对公化”问题找到解法之后，“定期化”转而升级为存款成本率高企的主要拖累。截至2024年8月，央行信贷收支表口径下的住户存款、企业存款中的定期占比分别达到73.3%、74.2%，不断刷新2015年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新高水平。其中， 4月起随着附带补息条款的类通知型存款受到严厉整顿，储户开始将投资目标转向收益更高的定期存款，如企业存款的定期占比便由3月的68.7%攀升至8月的74.2%，5个月的增幅达到5.6pct，同期居民定期存款占比的增幅也有1.1pct。根据上市银行最新披露的平均存款成本计算，若一笔企业活期存款转化为企业定期存款，其成本将上升156bp，而居民活期向定期的转化，则会使单笔成本上升234bp。因此，即便2024上半年各项存款单价均呈现显著下行的迹象，“降成本”的成效也基本被“定期化”所对冲。而定期存款高增的背后，或是当前在存款收益率不断下调、优质资产难寻背景下，部分绝对收益的投资者选择牺牲资金的灵活性来获取更高的资产收益。此外，银行非存款型成本基本参考市场定价，不过在趋势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我们可以利用（有息负债规模×有息负债成本率 - 存款规模×存款成本率）/ 非存款规模，大体计算出上市银行近年来的非存款型成本变化。总体来看，不同于存款的独立定价体系，2017年至2024年期间，非存款型成本大体可随市场利率的系统型下行，由高位降至低位，整体的定价滞后期大概在半年至一年左右。2.2 生息资产：让利实体经济背景下，收益率持续走低影响商业银行净息差的另一端，便是生息资产。商业银行生息资产主要由发放贷款、投资类资产、同业资产和存放央行构成，结构上以贷款和投资类资产为主，合计占生息资产比重在90%以上。因此，我们也从这两类资产出发，剖析当下银行在收益端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银行的贷款收益率为何会降得如此之快？根据银行半年报最新披露，商业银行贷款存量类型从大到小分别为企业贷款（59%）>个人住房贷款（20%）>个人其他贷款（16%）>票据融资（5%），企业贷款及个人其他贷款的累计占比达到75%之上，这或许也意味着1年期LPR利率的变化或对银行盈利能力有着较强的影响力。在信贷需求疲弱和银行让利实体的背景下，2022年以来央行多次下调LPR利率，1年期LPR下调4次，累计下调35个基点。更进一步，我们将一般贷款利率、1年期LPR利率、市场利率（此处挑选5年期AAA中短票收益率作为参考）分别组合进行比对，不难发现自2019年中以来，随着新一轮降息周期的开启，一般贷款利率与1年期LPR利率共同维持下行趋势，但在利率下行过程中，前者减去后者的利差也在快速压缩，由期初的176bp压降至2024年中的68bp，这意味着贷款利率下降的幅度更大。背后的逻辑可能也并不复杂，由于常见的浮动贷款利率并不仅仅由LPR构成，除此之外还存在加点的部分，但在需求整体偏弱的降息周期之中，企业或个人往往更倾向于“货比三家”，在可选的融资工具当中，如信贷、发债、票据等，通过逐一比价挑出性价比更高的选项，这也使得银行在加点方面的议价权被明显削弱，市场利率对于贷款利率的影响力明显提升，如2019-2024年期限，一般贷款利率与5年期AAA中短票收益率的利差波动虽大，但其运动轨迹基本锁定在1.5%-2.0%区间之内。其次是投资类资产方面，在当前债市收益率中枢持续下行的背景下，“低票面”也为银行的再投资、新投资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例如在2020年底至2024上半年末区间，上市银行规模加权平均后的投资类资产收益率由3.56%逐步压降至3.17%，三年半时间内下降39bp。不过考虑到商业银行大部分债券资产放置于摊余成本计量账户之中，利率下行带来的丰厚浮盈尚未体现在报表盈利之中，后续若浮盈得到释放，或能部分缓解银行在金融投资端的业绩压力。总结而言，若市场利率进入无序下行的状态，无论是对于贷款类资产还是金融投资类资产，均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收益损伤。所以我们也可观察到，当今年内利率下行斜率过于陡峭时，监管或大行往往会站出来稳定市场，引导债市收益率向合理方向发展，背后用意或是希望能够抑制银行息差进一步压低，进而防止金融风险扩张。在过去十年的时间中，商业银行的净息差的演变大致可以拆分为“下→上→下”三个过程，其中14Q4至17Q1、19Q4至今为两段相对漫长的下行期，17Q1至19Q4则为一段罕见的息差上升期，而息差走高，或主要由资产端收益率上升所驱动。2017年3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商业银行净息差由2.03%逐渐升至2.20%，而这一阶段也恰好是2014-2016年“稳增长”后的经济发展红利期。在棚改货币化的支撑下，2016年8月中旬起，二手房销售较为火热，“土拍”行情蒸蒸日上，“地王”频出。房地产市场升温明显，滚动3个月平均后的新增社融、新增贷款同比读数由负转正，居民中长期贷款成为需求端回升的主要支撑。得益于经济的持续回暖，2016年底起国内市场开始进入加息周期。2017年1月至2018年4月间，MLF经历4次加息，由3.0%上行至3.3%；与此同时，10年国债收益率、一般贷款加权利率双双上行，商业银行也相应获得了高回报的资产供给，净息差得以走扩。然而，若将目光移至当前，从中短期发展维度来看，经济活力的持续修复还需低利率作为支撑。假如资产端收益率持续处于低位，我国商业银行如何跳出净息差“困境”？纵观历史，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日本银行存在相似的问题，而面对长期的低利率以及极低的存贷利差，日本银行采取的措施或为我国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逐渐陷入衰退+通缩模式。为此，1999年日本央行正式推出的零利率政策，不过在2000年8月就过早结束。此后日本央行不断加码宽松力度，陆续推出量化宽松政策、零利率政策（2001-2006）、全面量化宽松政策（2008-2012）、量化和质化货币宽松政策（2013-2015）、负利率和YCC（2016-2024），经济长期处于“低增长、低利率”阶段。直至2024年3月，日本央行宣布退出负利率和YCC，负利率时代结束。由于长期浸润在低利率环境中，日本银行的息差压力显著。贷款利率由1993年的4.13%降至2017年的0.99%，存贷利差持续收窄，不断“侵蚀”息差空间，2013年日本银行的净息差跌破1%，其后逐年下降，直至2021年日本银行净息差仅为0.54%，较其他国家处于明显低位，同期美国为2.77%、中国为2.16%。为缓解商业银行的经营压力，日本也采取了相应举措，通过并购重组、拓宽业务、调整信贷结构等方式提升缓解银行压力。一是针对过高的不良资产，日本银行通过并购重组提升抗风险能力。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伴随资产价格下跌，日本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快速恶化，形成大量不良债权。根据日本金融厅披露数据，2001年日本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47万亿日元，不良贷款率为8.4%。因此日本政府鼓励银行间通过并购重组，应对不良贷款带来的压力。在此期间，日本城市银行、地区银行II数量分别由1990年的13家、68家，降至2019年的5家、39家。二是弱化息差收益的重要性，通过对外拓展海外业务，对内发展中间业务，实现收益增厚。由于长期处于低利率环境，实体部门也在缩表去杠杆，使得日本银行不得不寻求除息差收益以外的业务。在泡沫破灭之后，日本企业基本维持积极的出海情绪，受益于此，以三菱日联、瑞穗为代表的日本大型银行也开始加大对出海企业的业务支持，拓展海外业务。截至2022年末两家银行海外贷款占比分别为35.1%、38.5%。与此同时，对内日本银行也在积极寻找新的业务收益来源，提升非息收入。通过利用混业经营的优势，日本银行拓展财富管理、交易业务等，提升其手续费和佣金收入。三是，加大投资证券类资产力度，增配国债、外国债券。90年代末日本银行着力处置不良贷款，导致资产负债表中的贷款规模逐渐缩减，直至2005年银行惜贷现象才有所改善，流动性逐步释放到实体经济，银行贷款规模重回增长路径。在此阶段，日本商业银行转而增加投资证券的配置，通过减少股票配置，增加国债配置，以降低风险，改善资本充足率，截至2012年，日本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占比接近20%（九十年代仅为4%）。此外，为保收益提利润，日本银行业提高了外国债券配置比重以获取海外相对更高的收益率。不过受制于经济环境、银行业务模式等，日本银行业“突破重围”的经验虽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但其经历更适合作为中长期逻辑的参考，或难以在短期维度“悉数照搬”。3.2 存款重定价、存款搬家资金回流或是两大突破口解决国内的息差问题，关键还是需要分别从收益与成本两端着手。首先从收益视角来看，在当前信贷需求偏弱，且固收类市场持续资产荒的大背景下，推动银行收益能力回升的难度较大，可行性较强的操作或是维稳。息差回升的突破口或在成本端，近三年以来，整个银行体系自上而下其实已经付出了不小的努力，例如在增量端大幅压降新增存款利率，在存量端也通过禁止手工补息的雷霆整改，消除了不合理的成本支出。往后看，抑制存款“定期化”的扩张或是银行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4月份起各大银行陆续限售、停售中长久期存款，我们可能逐渐迈过了“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转化的过程，进入了“定期存款→定期存款”重定价的新阶段。这个阶段可能相对漫长，不过一旦新的周期开始转动，银行成本或可得到有效下行。关于银行存款重定价周期的问题，我们也通过银行存款的期限分布做了简单的测算。假设剩余期限在3M以内的存款久期为0.2年、3M至1Y为0.5年、1Y至5Y为3.0年，5Y以上为5.0年，计算出各家银行规模加权下的存款平均久期。从结论上来看，大多数国股行的存款重定价周期在1年左右，周期较短的可能在半年左右。回顾今年以来的存款定期化潮，二季度是关键推进阶段，这也意味着2025年一、二季度开始，可能又会有一批到期存款需要进行集中重定价，届时若存款的定期占比不再走高，成本的下行将助力息差压力缓解。
另一方面，以银行理财为代表的广义基金负债回流表内，可能也是缓解银行成本压力的重要途经。今年二季度起，银行较难控制成本的原因之一，便是“存款搬家”的问题，大行的个人及企业活期存款重定向至表外，推动二季度理财规模实现了将近2万亿元的超季节性增长。在2024年信用“资产荒”持续蔓延的前提下，出表存款较难完全转化为债券资产而沉淀下来，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则是通过同业存单、同业存款等方式重新回流至银行负债端，相比于原本的居民、企业活期，同业类型的负债成本也大幅提升。因此，当前监管也开始逐步通过回收理财净值平滑优势的方法，逐渐提升理财类机构的产品管理难度，通过市场的方式让银行理财自发地调节自身规模。观察近期理财负债变化，在禁止手工补息、理财-信托平滑合作终止基本落地以后，2024年8月理财规模环比仅增1000亿元，低于过去3年平均的3400亿元，理财规模或开始进入“难增”的状态。如果此前搬家的存款能陆续回流表内，如达成2023年一季度的弱化情形，对于银行负债成本而言也是一大利好。货币政策出现超预期调整。本文假设国内货币政策维持当前力度，但假如国内经济超预期放缓、或海外货币政策出现超预期变化，国内货币政策相应可能出现超预期调整。流动性出现超预期变化。本文假设流动性维持充裕状态，但假如流动性投放少于往年同期，流动性可能出现超预期变化。财政政策出现超预期调整。本文假设国内财政政策维持当前力度，但假如国内经济超预期放缓，国内财政政策相应可能出现超预期调整。
文中报告节选自华西证券研究所已公开发布研究报告，具体报告内容及相关风险提示等详见完整版报告。
分析师：刘郁
分析师执业编号：S1120524030003
联系人：谢瑞鸿
证券研究报告：《机构行为观察之三：求解银行息差压力》
报告发布日期：2024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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