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中的“儿童”
电视剧《庆余年》的热播，让看客们记住了范闲的家乡澹州。
海南儋州，与范闲的家乡同音不同字。对于无棣县法院刑庭庭长陈真真而言，几个来自儋州的孩子，和他们犯下的罪行，让她苦恼又无奈。
不满16岁的小杰拉起了一支电信诈骗的队伍，团伙中有刚刚成年的阿金，也有更小的小涛。他们在网上给自己设定各种身份，有时候是“网警”，有时候是推销员，有时候是网贷公司工作人员，但最终的目的，都是电信诈骗。他们甚至有一套完整的流程分工，找成年人代办手机卡、银行卡，发布虚假兼职或网贷信息，网上锁定可下手对象，制定完整的诈骗话术、联系地下钱庄销赃洗钱……
小杰团伙的暴露，源于2019年底，滨州市无棣县被害人李某在网上“刷单”被骗3万余元，焦急之余在网上搜索“垫付刷单如何追回本金”，小杰骗她添加了所谓“网警”的QQ，以帮忙追回损失的名义再次骗取22564元。
案子仿佛一个线头，拉扯出了小杰团伙的数起诈骗行为，仅在无棣当地，被诈骗的数额就超过30万元。
这意味着，小杰和他的朋友，将面临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案件起诉到无棣县法院，因为小杰团伙均为未成年人，陈真真第一时间联系他们家人，一是通知法定代理人前来开庭，二则是希望沟通一下这些孩子的思想情况。
电话接通，小杰的父母说，家里穷，负担不起车费和住宿费，就不来开庭了。
自始至终没有询问过“什么罪名”“严不严重”“要坐几年牢”。
她想说，
“他手中的银行卡，不明流水超过50万，作为父母，你们了解吗？”
她想说，
“他目前被关押，情绪比较焦虑，你们能否见一面，这对他未来的改造有好处。”
她还想说，
“他才16岁，人生的路还很长，等刑满出狱，父母要多尽监管责任。”
但是，
面对千里之外的冷漠，这些话陈真真没能说出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如今，小杰的父母不能到庭，也拒绝沟通，陈真真依据《无棣县人民法院公益监护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活动实施办法》，邀请了团县委的工作人员作为公益监护人到庭。
小杰和他的朋友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四年，没有上诉。
陈真真说，“对于这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监护人存在失职行为，我们是可以发出《家庭教育令》责令加强监管的，但是今天这种情况，我也很怀疑，对于小杰的父母，《家庭教育令》是不是能起到预想的作用。”
刑罚是消灭犯罪和预防犯罪的手段，但
面对未成年被告人，陈真真更希望，刑事惩罚后面能跟上相应的家庭教育、学校引导、行政监管、环境教化等等，让迷途的孩子还有重回正轨的机会。
从民间借贷纠纷转而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有着近20年审判经验的滨州中院民四庭副庭长高立俊觉得，
家庭里这一笔一笔的情感账，远比社会上一张一张的借条更为复杂，也更让人伤神。
在一起变更抚养权纠纷案中，王伟起诉前妻李然，以无力抚养为由，请求将婚生子宏旭的抚养权变更给李然。
王伟在城市的郊区有一套价值20万的商品房，每月收入约为4000元。宏旭9岁，读小学三年级。一审起诉时，李然已经再婚，并即将生产。
考虑到王伟的情况比李然更适合抚养宏旭，且没有其他变更抚养权的法定事由，一审法院驳回了王伟的诉讼请求，王伟提出了上诉。高立俊是上诉案件的承办法官。
高立俊发现，
王伟抚养孩子的意愿非常低，衣食起居几乎不闻不问，宏旭经常一日三餐泡面果腹。对于王伟来说，孩子是他的负担，能甩给前妻自然更好。
对此，李然很无奈，她没有工作，二审开庭时幼子还不满一岁，她没有钱，也没有精力抚养宏旭。
高立俊尝试与李然现任的先生路鸣交流，询问如果法院能够将商品房判作宏旭的抚养费，他是否能接纳这个孩子？路鸣表示，他的工作不稳定，与前妻还有一个孩子，即使宏旭带着抚养费来，这个家庭也无法照料三个孩子。更何况，把商品房判作宏旭的抚养费，只是法官一厢情愿，王伟是坚决不会同意的，接纳宏旭，有百害而无一利。
他坦言，他不是圣人，希望法官不要道德绑架他。如果李然要抚养宏旭，他宁愿选择再次离婚。
交谈进行到这里，
高立俊陷入了深深的愧疚。“我甚至想给他找一个寄宿学校，有饭吃有老师管，他的母亲可以隔一段时间去看看他，但学费怎么办呢？”
她只能维持一审判决，继续由王伟抚养宏旭。但是跟着一个抚养意愿极低的父亲，宏旭一日三餐、泡面度日的日子，要持续到什么时候？这个9岁的孩子，是带着一生的伤痛麻木度日，还是走出家门，混迹社会，甚至成为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告人，高立俊不敢想。
我们常说，孩子是上天派给我们的天使，他们善良柔软，如水晶般纯净，即使不爱，请别伤害。但是
在离婚案件中，受伤害最多的恰恰是孩子，而这种终其一生的伤痛，藏在尖锐的家庭矛盾和激烈的父母情绪背后，不曾被人看见。
当亲生父母成为故意伤害的相对人，亲眼见证一切的女孩星星遭遇了极大的情感创伤。父亲锒铛入狱以后，她和更小的妹妹跟着祖父母勉强度日。
在梳理涉未成年人司法救助案件的过程中，滨州中院少审庭庭长李然深关注到了星星，在走访调查中，李然深发现，案件发生后，星星的身心遭受极大创伤，亟需心理辅导，后续的读书、生活都需要金钱支撑，而爷爷奶奶已经年迈，妹妹的抚养问题也亟待解决。在女孩漫长的成长期中，司法救助如同杯水车薪，无法一揽子解决问题。
为了把有效的救助力量联合起来，最大程度整合救助资源，2024年，滨州中院开始探索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相衔接的课题。法院联合市关工委、教育局、民政局、团市委等十部门出台《关于加强涉未成年人案件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实施细则》，对未成年人案件司法救助的适用原则、救助对象、救助标准、救助启动和办理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
针对星星的特殊情况，除了给予司法救助，卫健委长期跟踪辅导星星的心理问题，民政部门妥善解决妹妹的领养问题、企业家协会给予长期的经济资助，当地政府、教育部门、学校等相关负责同志也表示采取相应帮扶措施，星星案成为了滨州市域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相衔接的良好开端。
司法救助是对遭受犯罪侵害或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由国家给予适当经济资助，帮助他们摆脱生活困境的一种辅助性救助制度。“以往的司法救助，我们大多数是给予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被害人的未成年子女，民事案件中不能有效获赔的困难家庭等等，但刑事案件被告人未成年子女的司法救助依然是一片空白，星星的案子也让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现状，司法救助对于‘因案致困’的弱者，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后续在司法救助的力度和方向上也会有所调整。”李然深表示。
“司法救助和社会救助相衔接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命题，仅凭司法救助，无法有效覆盖困难人群，后续，法院还会继续与教育、民政、人社、医疗、妇联等系统建立救助信息共享联络机制，努力去疏通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协商沟通、资源凝聚的‘最后一公里’。”
在法院每年数千数万起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中，虽然每一名法官都竭尽全力，但仍然无法避免案件本身带给孩子们的巨大伤害。孩子
是未来、是希望，善待他们，就是善待自己。
愿
每一个孩子都能
拥有基本的生存权、抚养权、受教育权，
每颗童心都能尽情绽放、自由生长，
拥抱美好明天的希望和期待。
（文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