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世界，爱文学，爱《世界文学》
2018年3月，“澳大利亚作家周”在北京拉开帷幕之后，我陪澳大利亚原住民著名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1950— ）到内蒙古访问，与内蒙古作家座谈。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我就她对世界文学相互之间的影响、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的特点以及她创作的《卡彭塔里亚湾》和《天鹅书》提出一些问题，得到满意的答复。现翻译汇编如下，以飨读者。
李尧
李
：赖特女士，我是您的长篇小说《卡彭塔里亚湾》（
Carpentaria
）和《天鹅书》（
The Swan Book）
的译者，我知道作为一个原住民作家，您在创作这两本获奖小说，或者您在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都吸收和借鉴了世界文学最新的创作手法和研究成果。您是如何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世界文学接轨，使其成为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艺术精品的？
亚
：其实并非只是我的创作接受了你所说的“世界文学最新的创作手法和研究成果”。
有着悠久历史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口述文学的许多事实都显示，我们的人民对其他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文化非常感兴趣。我相信，这种文化“世界大同主义”源于我们老祖宗的故事和智慧。
他们深信，地平线那边的国家和我们并无二致，他们的土地和人民与我们一样，都渴望得到关注与呵护，都愿意肩负起文化法则与信仰的责任。我的文化内涵十分复杂的先人对来自远方的客人友善有加，对他们的故事如何融入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传统更感兴趣。
我们这个有着六万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
，产生过许多优秀的歌者。他们
对如何“安全”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既丰富我们的思想，又不改变这块土地的精神世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照看好传统领地的律法故事是他们的责任，而我们的文化诠释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智慧就是表现在如何准确地把握时机与尺度，
当外来者闯入我们精神领域的时候，既能坚守传统，又能吸取营养。
几个世纪前，印度尼西亚商人第一次踏上澳大利亚北部海岸，便留下许多和睦相处的佳话。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北澳大利亚，许多中国人和原住民妇女结婚。也有来自日本和太平洋岛国的男人娶原住民妇女为妻。这种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自然赋予文化交流更深的含义。进入当代，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美术和音乐更是深受亚洲的影响，但是仍然保持了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独特的文化品质和艺术风格。
作为一个作家，我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古老的“世界大同主义”一脉相承。我从祖母身上就看到她对其他民族的“开放”。这种“开放”也许和别的原住民一样，已经变成一种必须和经验，一种不无谨慎的积极态度。我从世界文学，包括中国文学中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起初，我是作为一个想要了解世界各国原住民的权利、政治、法律的研究者而“博览群书”的。转向文学之后，我就想了解当代世界文学。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和他们的土地有着长久的、割不断的联系的作家身上。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写出发端于我们的传统和根深蒂固的文化的文学作品，又希望能够找到新的、抒写这块土地的故事的方法。我的研究一直聚焦于讲故事的技巧和听故事的艺术。聚焦于口述文学传统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创新中保持我们独特文化的重要性。
李
：我知道，您的曾外祖父是华人。所以，您应该是有华人血统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家。您可否告诉我，这一独特的身份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亚
：毋庸讳言，我对中国文学情有独钟和我具有华人血统有很大的关系。我的曾外祖父名叫徐三保，广东人。我们对他在广东老家的情况一无所知。十九世纪末年，他来到卡彭塔里亚湾，和我的曾外祖母结婚，生下五个孩子。后来他把五个孩子中的三个男孩带回中国，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音讯。
他们的故事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充满想象和好奇的色彩。
那种骨肉分离、“家族树”被拦腰斩断的伤痛，就像一盏长明灯，照耀着后人。我们一代又一代卡彭塔里亚湾人持续不断地谈论这段历史，构成心理探究的一部分。
我们的故事以及那种根深蒂固的对原住民文化正常和不正常的感觉在一代又一代人中流传。这些故事和其他许多家庭以及这些家庭在原住民世界日渐衰落的故事相类似。整个童年，我都是在原住民和华人相结合的家庭的“包围”之下度过。这样一种现实通过疏远、离散、身份危机变成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份遗产。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华人后裔的许多思想、感情嵌入了原住民的生活之中。我在我的小说《应许的平原》（
Plains of Promise
）、《卡彭塔里亚湾》和《天鹅书》中都写了这些家庭的现实和他们对中国的向往与好奇。二〇一七年，我到广州参加了第四次“中澳作家论坛”。会议期间，在当地政府的热情帮助下，我访问了开平县。十九世纪末年，成千上万的华人像我的曾外祖父一样，离开家乡，远走海外。我寻根问祖，找到开平附近的三桂里，祭拜了徐氏祠堂，受到族人的盛情款待。从乡亲们口中得知，在珠江三角洲，许多人没有土地，世世代代住在船上，以捕鱼为生。会议之后，我开始进一步研究珠江三角洲船民的历史，编织一直萦绕于怀的关于曾外祖父的故事。
李
：就我所知，您曾经多次参加“中澳作家论坛”，和莫言、余华、阿来、徐坤等中国当代作家有过不少接触。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文学创作理念对您产生过影响吗？
亚
：毫无疑问，我从中国作家身上学到许多于我而言很重要的东西。二〇一七年五月，我在广州参加“中澳作家论坛”，和中国作家一起探讨人类流动与迁徙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那一刻，曾外祖父的故事像开启的序幕，把我推上一座五光十色的舞台。
中国作家的真知灼见，在我的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我特别赞同阿来的观点：“世界文学大同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我的作品构建在我的世界，而不是急于闯入另外一个世界。因为这样的莽撞会歪曲我们丰富的、风格独具、逐渐完善的世界。”
此前，在我们两国作家举办的另外一次论坛上，余华谈到文学社会价值的重要意义。他说，文学的社会价值体现在作家如何叙述生活的真实。而哈金在《在他乡写作》中，引用了林语堂的话：“我以为观察中国之唯一方法，亦即所以观察其他各国之唯一方法，要搜索人生的一般意义，而不是异民族的舶来文化，要渗透表面的古怪礼貌而寻觅诚意的谦德；要从妇女的艳妆异服下面，寻求真正的女性与母性；要留意男孩子的顽皮而研究女孩子的幻想。”这些话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哈金说，欠发达国家的作家“总是愿意依据社会角色定义自己”。他警告说，
“集体的经验和个人故事只有保留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才具有深远的意义……作家的作品是他通往外部世界的通行证”。
这话很对。作家一定要写那些值得写的东西，毫无畏惧地说出想说的话。徐坤在二〇一五年的“论坛”上谈到“地域性”的消失。徐坤说：“中国新一代作家唯一的‘地域’就是中国——东方世界一个大国。”我由此想到，与这种理念相比，从原住民角度看，那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对祖先土地的归宿感。徐坤解释说，也许未曾在地域文化中长大的新一代中国作家会在巨大的经济浪潮与传统文化体系的碰撞中，重写历史、地理、人文、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我很赞赏台湾作家吴明益对大自然深刻的洞察、细致的描绘。他在小说《复眼人》中对未来世界灾难的想象与描述叹为观止，与我的小说《天鹅书》对未来的探究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两本书都描绘了一座垃圾堆成的小岛、一个与蔚蓝大海相连的港口，象征了人类对不被污染的世界的渴望。
与原住民相关的故事是我创作的“基准点”。我需要花一生的时间不断努力，跨越别人眼里的，或者别人为我们制造的障碍与藩篱，揭示澳大利亚原住民丰富的精神世界与文化内涵。
在这个过程中，对我而言，向中国作家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一首诗，我经常和我的朋友们分享。这首诗就是北岛的诗集《距离的形式》中的《播种者》。“一个念头让我发疯，/他正在大理石上播种。”优美的诗句不时在我的脑海里回响，因为它告诉我们文字的力量，它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对话。
将人类联系起来的共同纽带是永远不要忘记滋养了我们的土地，不管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的什么地方。
艺术家汪建伟说过：“最大的政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不只是关于政府的事，而是人类如何相互关联。”
李
：《卡彭塔里亚湾》在澳大利亚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包括迈尔斯·富兰克林奖等多项大奖。作为本书译者，我特别希望知道您写这本书的动因和您在写作中如何创造出独特的风格。
亚
：最初写作《卡彭塔里亚湾》的想法从哪里来，我已经记不得了。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在卡彭塔里亚湾眺望格雷戈里河的时候，他指着河岸上茂密的杂草——带刺的牛蒡、丛生的荆棘和随处可见的有害的外来植物，对我说：白人毁坏了我们的家园。如果没有这些玩意儿，这里的环境一定更美，可是现在，要花几十年的时间去清除过去几十年里破坏生态造成的恶果。藤蔓纠结在一起四处蔓延，缠绕住热带草原土生土长的孱弱的小树。他说的没错儿。可我看到的却是一条滚滚奔腾的古老的河。河水从杂草丛中流过，这些唯一投身于纯净水流之中的杂草一无所获。河水流过天然植被，河岸两边生长着古老的千层树、棕榈树、无花果树。河水穿过它自己造就的蜿蜒曲折的河道流入大海。这条河以那样巨大的力量奔腾向前，我觉得它永远不会停息。
它会一直奔流向前，就如它从我的一代又一代先人身边流过，而且永远流淌下去。它像一头野兽，充满活力，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更强大，不会被摧毁。
这条河让我想起“彩虹蛇”。“彩虹蛇”走遍这个国家，跨过我们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也许我在卡彭塔里亚湾万里晴空下看到的闪闪发光的鳞片，就是这块土地的馈赠。也许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和我同宗同族的一代代先人在这里留下难以计数的足迹。我决定拿自己学到的东西回报这块土地，继续我的前辈在这里演绎的故事。就这样，怀着一种谦卑和感恩，我开始写《卡彭塔里亚湾》。我觉得这本书是我们可以对祖先的土地讲述的故事。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思索如何写《卡彭塔里亚湾》。我试图弄明白两个关键问题。一、如何理解原住民一直和这块土地世代相传的故事共存；二、如何从这个角度写作。当代原住民日常生活的故事就是一部史诗。这一点当然不能完全回答你的问题，但我还是不无欣慰地说，我们的故事沿袭了定义我们的律法、习俗和文化价值的古老传说最初的模式。
这种口口相传的传统已经创作出许多故事，还将在创作反映历史事件的史诗中继续下去，把古老的传说和历史故事结合起来，和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的新故事一起，发出同样响亮的回声。
这样看待我们的故事帮助我做出决定：《卡彭塔里亚湾》应该按照传统，写成一部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长篇小说。这本书应该让人们想起口头文学的风格。许多原住民对这种风格都十分熟悉。我希望这种风格能吸引来更多的原住民读者，特别是偏远地区的读者——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至少他们能够听别人朗读。我觉得自己是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写这本书。而大卫·古皮利（
澳大利亚原住民传统舞蹈的舞者，演员。
）在为《十条独木舟》（
洛夫·德·希尔导演的澳大利亚电影。
）首部全片以澳大利亚土著语言讲述的电影。大卫·古皮利为这部电影的解说者。解说时说的一番话更坚定了我如何讲好这个故事的决心。他说一个好故事需要时间来讲述。有的故事要花好几天的时间。
写《卡彭塔里亚湾》的过程中，我们的社区还有许多更紧急的事情要做，还有更多的斗争要进行。政府对于原住民在这个国家应该享有的权利的无知令人发指，原住民文化濒临灭绝。在这紧要关头，我却花时间写书，负疚之感油然而生。与此同时，另外一种想法随之而来：如果我写这本书，就一定要把它写好，就得花费时间。而在我们原住民这个群体，没有多少人有时间或者有空间去写小说。这种种想法驱使我对自己的期望更高，提出的标准也更高。这无疑是非同一般的挑战，与帕特里克·多德森（
帕·多德森1948年生于西澳大利亚，原住民调解委员会成员，2008年获悉尼和平奖。
）最近说的话不谋而
合。他说：我们每一天都面对挑战，每一天都惊醒着，注意身边发生的事情。作为被那样审视而又蔑视的民族的一员，这恰恰成为原住民世界使自己臻于完美的驱动力。这是被残酷压迫和不间断的、毫不留情的殖民地化的“副产品”。
这本小说探究了古老的信仰在现代社会尚且占有一席之地的事实，试图以此对思想的边界提出疑问。与此同时，揭示了原住民思想根源的脆弱性。造成这种脆弱的原因是我们一直经受着压迫与威胁
。我们的创造力变成精神分裂式的幻觉。我想弄清楚记忆如何被再创作，然后去挑战那些被歪曲了的演绎与诠释，让“梦创故事”（
“梦创信仰”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源于古代的一种信仰体系。这个体系把原住民联系在一起。“梦创故事”就人们应该如何生存提供了指导原则，也提供了土地的详细信息，以便于原住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下来。
）在当代继续下去。
卡彭塔里亚湾
《卡彭塔里亚湾》试图描绘澳大利亚原住民在不同时代的过往。而这种过往的特点就是古代的信仰再次被殖民的经历所覆盖。有时候，想到这一点，就觉得有一股热浪掠过心头，激动不已。那几乎是“逃亡”了的未来被打造成一种想象。这种想象被看作思想最后一道边界。爱尔兰“野外日间剧场”创始人布莱恩·弗里尔持有类似的观点。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把《卡彭塔里亚湾》创作成为一部艺术品。我字斟句酌，下了很大功夫。
与此同时，写作过程中我尽量采用原住民叙述故事时使用的本土化的语言和措辞方式。阿尔·阿尔瓦雷斯在《作家的声音》一文中说过，写作时，你或许会听到发自内心的声音，而这声音你未必喜欢。
“真正的声音不一定是你愿意听到的。”可是如果你听那声音、捕捉它的韵律，风格就随之而来。“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阿尔·阿尔瓦雷斯告诫我们，“你就不会使用错误的用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这部作品沿袭了原住民的叙事方式，视觉效果大为提高。
我认为当代原住民叙事的方法宛如琴鸟，可以同时唱几种曲调。这是我们这个种族在澳大利亚大流散的结果。
四处流散的人们像一股股流水永远流动，又不时将自己的故事汇聚在一起。这些故事都和我们离开再回到古老的土地有关。我们经历了人类可能经历的一切磨难，只是为了追逐新的梦。这本小说里的主要人物都是原住民。他们可能是分散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人，和精神上的祖先以及祖先的遗产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这本小说复制了我非常熟悉的普通原住民叙述故事的声音。与此同时，我有幸和最优秀的原住民故事的创作者一起长期工作。而且，更幸运的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个作家，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讲故事给我听。除此之外，我经常和别的原住民一起工作，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笑声、哭声总是在我耳边回荡。所有这一切都渗透在我的小说里，形成《卡彭塔里亚湾》独特的风格。
李
：作为《卡彭塔里亚湾》的译者，我对您说的《卡彭塔里亚湾》独特的风格体会尤深。因为正是这种“独特”给我的翻译带来极大的挑战。说实话，《卡彭塔里亚湾》是我近年来翻译的最难的一本书。但我也要感谢您，您和您的著作使我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攀登了又一座高峰。我也从中领悟到您创作的艰辛。最近我刚完成了您的《天鹅书》的翻译。与堪称民族史诗的《卡彭塔里亚湾》相比，《天鹅书》结构更为复杂，语言也更具挑战性。小说情节扑朔迷离，集诗歌、散文、民间故事、政论文等多种体裁于一身。《天鹅书》也是一部元小说，其故事情节有不同的解读方式。这就给读者，特别是中国读者带来困惑。您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否考虑到这种独特的创作方法是对小说创作的创新？
亚
：创作《天鹅书》的念头产生于二〇〇三年。那时候我刚完成《卡彭塔里亚湾》的写作，对这本小说总体上的结构还没有太多的考虑，更谈不到有意识地做什么“创新”。所谓“创新”是漫长的创作过程的一个结果。
天鹅是这本书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对天鹅真的一无所知。我这大半辈子，包括童年时代，都是在干旱少雨的不毛之地度过的。我最熟悉的是炎炎赤日和龟裂的土地。在澳大利亚中部，有的朋友在雨后的水洼旁边远远地看到一两只天鹅。我也在污水坑边见过几只天鹅。那时候，我特别想知道这些天鹅怎么会不远万里来到内陆地区？为什么它们会离开自己的传统领地迁徙到这里？它们有过怎样的故事？
我把天鹅当作本书的一个中心，最初的灵感很简单，也许只是从报纸上读到关于天鹅有趣的新闻，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也许我喜欢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尽管后来的研究表明，这并非事实，天鹅也会有别的伴侣。也许灵感来自于许久以前听到的浪漫故事：天鹅临死前会引吭高歌。当然这同样是对天鹅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