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6年12月27日、28日，一群来自中国内地、港澳台地区以及英国、美国、荷兰等地的博士生聚集在北京大学，就“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介与文化研究”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与讨论。本次研讨会的部分研究成果结集发表在《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十一辑）》中，本号特刊发其中篇目，以飨读者。
内容摘要：
传统非物质劳动研究往往倾向于宏观视野和抽象理论， 缺乏微观视角和实证研究。澳门网民以情境化、在地化、脉络化的劳动实践，展示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网民如何、为何转变成为非物质劳动 者：网民看似自愿提供免费劳动，实则是被强迫参与劳动并遭受剥削； “感受”成为劳动自我价值化的力量，网民通过表达和分享感受、获取和享受感受实现劳动价值；网民基于社会关系进行劳动，又通过劳动生产社会关系，形成一个动态的双向过程。
关键词：
非物质劳动，劳动剥削，劳动价值，劳动关系，澳门
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发达程度往往对整个社会生活有巨大作用和影响，甚至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过去三十年间，我们见证了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高 速发展，以及一个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信息资本主义”或“数字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数字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就是所谓的“非物质劳动”，因为非物质劳动实践正在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霸权力量，对我们理解当前资本主义新形态有着重要作用。
正如 Michael Hardt和 Antonio Negri所言：“非物质生产的特征将改变其他所有形式的劳动，甚至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然而，既有非物质劳动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被嵌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宏大背景，更关注全球诸众的普适性，缺乏在地视角探索具体情境下非物质劳动的特殊性。而且，由于偏重宏观视野和抽象理论而缺乏微观视角和实证探究，既有非物质劳动研究更多地关注 what式的问 题——非物质劳动是什么、有什么意义，而忽略了how 式和 why式的追 问——人们如何、为何转变成为非物质劳动者？ 因此，本文旨在以澳门网民的劳动实践为具体考察对象，通过这一情境化、在地化、脉络化的具体案例，实证探究澳门网民如何、为何转变成为非物质劳动者。
“非物质劳动”概念源自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于劳动与阶级的研究， 但其在 Hardt和 Negri关于“帝国”与“诸众”的研究中占据了显著位置，自此才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Hardt和 Negri指出，“后福特时 代”经济范式的转变是一个服务化、信息化的后现代过程；在这种后现代经济范式之下，处于霸权地位的劳动方式已不再是传统的工业化工 厂劳动，而是强调交流、合作及情感的非物质劳动。因此，Hardt和 Negri将“非物质劳动”界定为知识型、非物质化和沟通式的劳动，即主 要生产知识、信息、交流、关系或者情感等非物质性的成品。具体而言， 一是生产过程信息化，二是知识型、智能型、分析性和象征性的劳动，三 是感情、人际关系的生产与控制。因此，非物质劳动本质上是劳动者主体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以更适应于资本主义的内在变化。 但是，这一马克思主义自主论研究取向也有其不足，受到其他学者的挑战。例如，George Caffentzis批评其过分强调“非物质”，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物质劳动仍然是决定商品主要价值的现实，同时，物质劳动 者也仍然是世界工人的大多数，但他们现在却被热衷于“非物质劳动” 概念的学术界边缘化。① NickDyerＧWitheford则质疑“非物质劳动”概 念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它试图将太多不同形式的劳动混合在一 起，实质上混杂了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劳动形式。其他学者则进一步 批判自主论取向的浪漫化倾向，特别是 Hardt和 Negri等人对非物质劳动的反抗、颠覆和解放意义的过度期望。
这些批判研究对传统非物质劳动研究有所推进，但仍有其局限。 一是大多数仍聚焦于概念本身的意义、澄清和区分，使非物质劳动研究仍然更多地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特别是 what式问题的探讨，纠结于非物质劳动究竟是什么、有什么意义，而对how 式和 why式问题，即如何、为何成为非物质劳动的问题还缺乏深入的过程分析和实证研究。 二是与其批判对象一样，仍然持全球资本主义的宏观视角，缺乏微观视 角对在地实践的关注，特别是对非西方脉络经验的关注，使既有非物质 劳动研究成为去脉络化的研究，无法在非欧美语境下展现出其独特的 解释力。
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资本主义”对非物质劳动产生了新 的需求，也对“非物质劳动”研究及其后续批判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有学者开始研究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新情境下，“用户生成内容” （User GeneratedＧContent，UGC）、“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 及“受众劳工”（audience labor）等新的非物质劳动问题，特别是关注信息资本主义如何通过这些新的非物质劳动扩大剥削的范围：“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公众的剥削已经成为资本积累的核心过程。”
这些与时俱进的研究对非物质劳动研究贡献巨大，但在网络非物质 劳动这一新兴细分领域内，学者的分歧仍然很大，比 如 Adam Arvidsson、Elanor Colleoni与 Christian Fuchs关于社交媒体的非物质劳动问题曾出现激烈争论，并吸引其他学者的跟进，一起讨论了网络非物质劳动的价值创造、情感投资、市场估值、资本积累和金融变现等 一系列新问题。这些研究对推进数字时代的“非物质劳动”研究非常有 意义，特别是剖析了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更复杂的劳动剥削机制。
但是，这些研究也有其既定范式和局限，即往往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在 宏观层面解释全球互联网巨头如何用新的剥削机制剥削非物质劳动 者；缺乏一个自下而上的视角，从非物质劳动者个体出发，在微观层面 去探索这种新的剥削机制如何具体作用于非物质劳动者本身，非物质 劳动者又可能有怎样的能动性反抗这种新的剥削机制。
基于上述文献讨论，本研究希望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有所推进，以澳门网民的劳动实践为案例研究，提供非欧美经验的、实证式的非物质劳 动研究，特别是探究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澳门网民如何、为何转变成为 非物质劳动者，同时也探讨这一转变过程中网民如何体现其主观能动 性。为了达到这一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采用民族志式观察与访谈相 结合的研究方法。民族志在收集一手数据上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民族志田野往往是一个实时而又有限的田野，无法穿透现实时空局限洞察田野背后的历史、动机、故事等，因此，本研究重视访谈对于民族志的重要补充作用。具体而言，本研究以澳门网络代表性的论坛 Qoos和 CyＧ berCTM 以及最重要的社交媒体网站 Facebook为民族志田野，进行了 为期三年的在线观察，在田野过程中邀请了158位网民进行访谈。
自1995年开始，澳门正式向公众提供互联网服务，并快速融入全球信息社会，2014年澳门网民数量已超过45万。 澳门网民无论作为 本土的 CyberCTM 或 Qoos论 坛 成 员，还 是 全 球 的 Facebook 用 户、 Google搜索者或Instagram 粉丝，本质上都是在提供一种非物质“免费劳动”（freelabor）。这种非物质免费劳动带来了更深层次的剥削问 题。比如，Paolo Virno认为，此机制下的剥削将无法测量；Hardt和 Negri也表达了类似的忧虑：“剥削不再能在地化和量化”。但是，他 们更多地停留于抽象的理论层面探讨这种新剥削机制的复杂性，并没有真正深入具体情境、具体案例去剖析剥削机制的具体落实，而澳门网 民的劳动实践可以对此提供部分在地化的经验。
“IMT 频道”是澳门最受欢迎的网络媒体之一，截至2016年1月1 日有35791名粉丝。但频道一开始只有 Tommy一个“管理员”“编 辑”和“记者”，负责网络媒体的全部工作。Tommy在访谈中说道：“我每天需要耗费三四个小时在这项工作上，但实际得24小时待命，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资讯要更新，有网友评论需要回复。有时候一天工 作之后精疲力竭，真不想更新，但大部分时候还是能保持更新，因为有 那么多人关注着，自己对他们有一份责任。”在这一劳动过程中，Tommy没有获取任何报酬，更多的是以责任感在激励支撑着其精疲力竭的免费劳动。后来，Tommy在其频道里开放了“爆料区”，让其35791名订阅用户在作为“读者”的同时，也贡献自己的免费劳动成为“记者” 和“编辑”，成为维持这一网络媒体的免费劳工。
这种 UGC生产模式往往被阐释为“公民媒体”和“参与式文化” 等，强调网民从消极被动的消费者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有一定主观能 动性的生产者。
但是，这种解读往往被批评浪漫化了新生产模式的赋权潜力，忽视了这种赋权所内嵌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剥削机制。比 如，在“IMT 频道”案例中，澳门网民固然获得了一定的技术和政治赋 权，但也“精疲力竭”，而且某种程度上这种赋权还掩盖了剥削的另一 面，特别是通过“责任感”等话语更隐蔽地运作，而不是上文 ArvidsＧ son、Colleoni与 Fuchs等人所讨论的那样，直观地将网民的注意力通 过广告变现，或者将网民的情感投资通过资本市场变现。
这种深层次的剥削问题在另一案例中也有所体现。被访者 Ban 是澳门著名足球运动员，年度足球先生。他过去三年每天用心管理自 己的 Facebook页面，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澳门足球新闻，包括上传 照片、视频、媒体报道，同时与其粉丝保持互动关系。Ban在访谈中谈 到：“为什么选择Facebook？ 我没有别的选择啊! 你知道，Facebook是 澳门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我只能选择它啊。作为‘澳门年度足球先 生’，我必须在互联网上保持我的存在感，因此必须保持每天更新 FaＧ cebook。这不只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澳门足球。我觉得我有这个 责任。”同样是主观上的“责任感”在激励着这种免费劳动，但是，客观上 的“没有其他选择”和“必须”，提示我们不应该将免费劳动的“自愿”视 为理所当然；事实上，巨头垄断、替代品缺失造成了一种客观上的“强 迫”，甚至是强迫网民自愿地加入到这种新的生产模式和剥削机制中， 并用“责任感”话语掩盖这种深层次的强迫性剥削。如 Tiziana TerraＧ nova所解释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每个人，愿意或不愿意，有意或无意识，都被吸收并融入到新的资本主义劳动生产 链之中。
笔者的田野调查发现，这种免费劳动不仅是强迫自愿的，甚至是潜 移默化的，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活的一部分。 如 Maurizio Lazzarato所言，非物质劳动已经成为我们“存在于世界”（being in the world）的一种方式：我们进行非物质劳动而存在于世界，而存在于世界 也必定要进行非物质劳动。
如另两位受访者 Liliana和 Daisy所提到的，她们在任何空闲时间基本都泡在手机上，看帖、回帖、发帖：“我们每天都花费大量时间在网络上，其实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但无论我们在哪里，只要我们有时间，就会拿出手机来做任何能消磨时间的事情。 不知道是手机和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最主要的部分，还是这就已经是我们的生活了。”另一位受访者 Dora也说，她每天都要更新、浏览自己的Instagram 和 Facebook，尽管她有过挣扎：“我曾经关闭了自己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不想关注别人的生活，也不想别人关注我的生 活。但是，我很快就放弃了，因为那样的生活太无聊太恐怖了，我甚至感觉失去了方向，感觉不到生活的意义。”无论是“消磨时间”还是寻求 “生活的意义”，数字资本主义对网民的剥削，已经不仅仅是隐蔽的强迫 性自愿，更是“绑架”了网民，使网民完全内在化非物质劳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抑或内在化生活于非物质劳动中，剥削因此成为生活本身。
传统非物质劳动研究更多的是着眼于“集体”的视角，如 Lazzarato 所宣称的：“非物质劳动本质上是以集体为基础的，而且只存在于集体的网络与流动中。”但本节从澳门网民劳动实践的具体经验出发，特 别是从网民的个体经验出发，回应 Virno，Hardt和 Negri等人关于剥削无法再被量化测量的问题，尝试从个体经验层面寻求答案，剖析了非 物质劳动浮现的免费和自愿表象背后，更深层面的强迫性剥削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