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2023年的宋史研究成果丰硕。据笔者粗略统计，共出版专著、文集、文献整理100余部，论文1500余篇，涉及两宋时期的政治、军事、边疆、经济、社会、思想、文献等诸多领域，并形成若干聚焦性议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宋史研究专题”集中刊登了姜锡东、李华瑞、陈峰、包伟民、曹家齐、柴荣六位学者的专论，反响热烈。篇幅所限，仅就两年来宋史研究的重点、热点、亮点问题择要予以述评。
各领域中，政治史板块的比重最大。围绕政治权力、政治过程、政治文化等主题的探讨不断深入、细密。
政治人物、政治势力、政治集团间的权力博弈与关系仍是政治史重要的研究主题，研究视角、方法日渐拓展。田志光、梁嘉玲《北宋真仁之际皇权交接与章献皇后的政治考量——兼论儒家理念对宋代女主预政的双面影响》（《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顾宏义《谁增“权”字：宋仁宗继位初年丁谓、王曾政争发覆》（《中山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分别从政治文化与史料辨析的路径探析真、仁之际的政争与中枢权力更迭。王瑞来梳理了王安石与赵抃在熙丰变法前后的交集，认为宋代多数时期,多数士大夫间保持的都是正常而平和的政治关系（《“当时大本从忠谏”——以王安石与赵抃切入的宋代士大夫政治关系考察》，《史学集刊》2023年第4期）。孙逸超从社会史视角，以尹焞为切入，考察了汴洛流寓故家与绍兴政局的关系（《道学汴洛故家与绍兴政局中的尹焞》，《中华文史论丛》2023年第2期）。
元丰以后的北宋后期政治史受到学者更多角度、更为集中的关注。郑栋玲《元丰中后期蔡确的政治调和》（《史学月刊》2023年第3期）和他维宏《元祐“调停”与熙丰臣僚：周穜献议王安石配享神宗事发微》（《史林》2023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元丰中后期与元祐初期的新旧政治调和。汪圣铎探讨了北宋后期各朝对“元祐诉理”否定—肯定—再否定的过程（《元祐诉理、绍符复审及符崇反复》，《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燕永成指出北宋后期的策立功之争既是朝臣间权位之争，也是帝后与宰执间特殊的政治斗争，是后人深度剖析北宋后期党争与变革发展演变的关键（《北宋后期策立功之争探究》，《江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张呈忠认为元祐更化在官僚体系内部采用了弱化官员激励的方式，放松对州县官员的监管与考核，导致政坛偷堕之风蔓延和行政运作的制度性瘫痪（《官员激励与政风之变：论元祐更化的困境与失败》，《中原文化研究》2023年第6期）。
道学与南宋后期政治史是近年宋史研究的热点方向，且往往与学术思想史、礼制史、文化史、文学史的讨论相结合。王宇《朱熹“宁宗嫡孙承重”说与庆元党禁的走向》（《浙江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认为朱熹所提“嫡孙承重”的礼制安排深刻影响了宁宗即位三年内道学集团与韩侂胄集团的政治斗争，是理解宁宗何以长期信任韩侂胄的一把钥匙。管仁杰从学术史切入，探讨庆元“禁书”问题，指出庆元党禁时期官方禁书非但未毁板朱熹著述，反而无意中助朱学清除异己思想势力，使朱学成为客观上的受益者（《庆元“禁书”对朱学影响之检视》，《史学月刊》2023年第2期）。方诚峰考察了嘉定、宝庆年间两位道学传人——真德秀与张忠恕的矛盾与和同个案，以展示道学思想体系如何在朝廷、地方衍生出不同乃至矛盾的实践方式（《南宋道学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从真德秀与张忠恕的冲突与“和解”出发》，《北京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孔妮妮关注南宋权臣政治与制词书写的互动关系（《南宋时期权臣秉政与制词书写中的政治博弈》，《学术月刊》2022年第8期）。
君主既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又在塑造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陈峰从以史经世、四临国子监切入，探讨了宋太祖的施政理念（《宋太祖时期以史经世的考察》，《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说宋太祖四临国子监》，《清华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何玉红探讨了孝的舆论营造、话语建构、行为实践与高宗朝政治的复杂关联（《孝与宋高宗政治的展开》，《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4期）。遗诏是皇位继承合法性的必要条件,置于特定的礼仪场景下考察,更易把握其意义（聂文华《文本、礼仪与政治秩序：宋代遗诏的政治文化史研究》，《文史哲》2023年第2期）。
学术思想与宋人政治实践、政治文化间的关系愈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张维玲通过梳理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探析天书时代如何在宋真宗与徐铉后学的合作下融合汉唐经学、谶纬学、道教思想于一体，仁宗朝的古文运动又如何在批判天书时代的政治文化中诞生（《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刘复生《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增订本）》（三联书店，2023年）剖析了北宋中期儒学演进与古文运动、政治改革、兴学运动、科举改革等的互动。刘力耘从《尚书》学的视角探索了宋人政治行为背后的思想逻辑（《政治与思想语境中的宋代〈尚书〉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近两年先后有两部关于新学的重要论著问世。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探讨了王安石的学术历程与思想发展、学术建构和理论特点，以及荆公新学对宋代学术思想史的影响，是王安石及其门人学术思想集成式的研究。张钰翰《北宋新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重点讨论了陆佃、郑侠、耿南仲等新学后学的学术思想和理学、蜀学、北方学者对新学的攻击，并结合孟子升格运动、天地分祭合祭之争等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揭示了新学与政治间的纠葛。张健梳理两宋时期王安石从配享到削祀的过程，同样揭示出宋代政治权力与学术间的深度关联（《从配享到削祀：王安石的孔庙位次与王学升降》，《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总之，政治史领域中，各政治主体间的权力关系仍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对北宋后期与南宋后期“党争时代”的研究成果尤为丰硕。研究视角与方向上，传统的政治史越来越扩展到其他领域，与思想活动、文化环境、礼法制度等因素相结合，政治史与学术、思想史的交叉与融通成为近年宋史研究的突出特征。学者或追索宋人政治思维的方式、政治行动的风格，或探讨宋人所追求的政治理念与精神、所涵育的政治氛围，或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探寻思想学术与政治间的关系，政治文化研究取向蔚为大观。
政务运行与信息沟通是近年宋代制度史研究的热点与重要学术增长点，成果十分丰富。李全德探讨了宋代多渠道并存且相互竞争的信息沟通机制，并从御批、省札等君相日常行政文书和封驳制度入手，分析了宋代中枢的权力运行机制（《信息与权力：宋代的文书行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田志光对宋代宰相理政场所、北宋后期宰相取旨制度、南宋宰相机构改革等问题作了探析（《宋代宰相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张祎对宋代宰辅日常政务处理程序的重要环节“当笔”进行了梳理（《宋代的宰相“当笔”》，《文史》2022年第4辑）。韩冠群认为史弥远以控制臣僚奏对和舍奏用申等方式实现以自身为中心的信息通进，以检正、都司、枢掾的直属化下行有司之事，建立起新的政务处理机制（《从朝堂到相府：南宋史弥远主政时期的中枢政治运作》，《中山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尹航指出南宋中书舍人的分工方式存在由分房书行、轮日草制到以分房分工草制、书行的转变（《南宋中书舍人分工之变》，《唐宋历史评论》第10辑，2022年）。黄光辉探讨了元丰改制后尚书都省与六部、六部与寺监、寺监与库务之间的关系（《元丰改制后北宋省部寺监关系考论》，《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陈晔考察了转对制度在高宗朝的制度化进程及其与南宋前期朝局、政治结构的关系（《振祖制以行君道：南宋高宗朝转对制的重建与运行》，《学术研究》2022年第1期）。
曹家齐从宏观视角整体勾勒了宋代出现前所未有多种信息渠道与新的信息传递制度的内外形势与交通背景（《宋代的交通形势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杨光关注北宋台谏官正式信息渠道的种类与各渠道内部结构的变化（《北宋台谏官正式信息渠道的发展演变》，《史学月刊》2023年第5期）。胡斌认为金字牌是挂缀于密封邮筒之外的递牌，禁中密封是维持金字牌文书君主专属信息渠道机密性的关键环节（《从“金字牌”行用看宋代独裁皇权行使的制度路径》，《唐宋历史评论》第10辑，2022年）。邸报具有沟通朝野信息的功能，李如钧探讨了邸报发布四方后，宋代地方与各级官员如何响应朝廷报载信息的机制（《从政务运作看宋代官员对邸报信息的回应》，《北大史学》第24辑，2022年）。
地方行政体制的研究方面，闫建飞探讨了五代宋初地方行政层级的调整、州郡权力结构的变化等问题（《走出五代：十世纪藩镇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年慧龙考察了提举常平司监司地位在神、哲两朝确立的过程（《北宋提举常平司监司地位确立考》，《中华文史论丛》2022年第3期）。王晓龙、张定恒关注监司对州县的差官审案（《宋代监司对州县司法活动的调控——以差官断案为中心的考察》，《史学集刊》2023年第4期）。林煌达讨论了州县长吏举留的程序及久任、待阙与举留的关系问题（《宋代州县长吏的举留》，《淡江史学》第35期，2023年）。
两宋诉讼活动中存在一些为官方和民众普遍认同、恪守的习惯性规则。陈玺以诉讼惯例为具体对象，考察宋代诉讼规则的运行，剖析了唐宋转型之际“故事”等惯例性规则在法律创制、实践中之地位、功能与价值（《宋代诉讼惯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一些看似“务虚”“边缘”的制度持续受到学者关注。陈文龙梳理了五代宋初使职品官化的具体过程，认为北宋前期官僚等级序列实际由有官品的职官和品官化使职组成，这一认识角度或有助于对北宋前期官制“混乱”的看法重新认识（《比拟律令职官：五代宋初特定使职的品官化》，《学术月刊》2023年第11期）。针对宋代官品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成见，龚延明着力探讨了官品的主要载体与多元职能（《宋代官品与品官制度》，《中华文史论丛》2022年第2期）。周佳《唐宋时期官衔的兴起》（《浙江大学学报》2023年第8期）就唐宋官衔产生的历史条件予以分析，并注意到“宋代新增差遣入衔流程较快，入衔后也会随时调整官衔文字”，导致宋代官衔繁复冗杂。丁义珏认为宋代在人事制度设计上让外朝部分介入宦官的品阶迁转与差遣注拟，造成了宫朝间在人事上既分立又交错，行政上既协同共事又相互掣肘的局面（《出入宫朝：宋代宦官的品阶结构与职位序列》，《史学月刊》2023年第1期）。林煌达考察了环卫官在孝宗朝由虚到实的转变（《南宋环卫官的演变与发展》，《中山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任石从宫城格局与入朝方向的改变探析了南宋朝参制度的发展脉络（《南宋朝参考论》，《文史》2023年第3辑）。
整体来看，重视制度的发展变迁和相互关系，尝试在制度的动态运作过程中、在影响制度变迁的各种关系中理解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学界共识。近年来，在“活”的制度史倡导的带动下，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路径不断拓宽并向纵深迈进，不少以往被忽视的环节、机制被揭示出来，且中青年学者渐成研究主力。当然，相关研究仍主要以单一制度、单一渠道、单一环节为考察对象，呈现为“点”状或“条”状，不同制度、机制、渠道、环节、流程间如何相互铆合与互动的结构性、整体性认识及其背后的文化（邓小南《再谈走向“活”的制度史》，《史学月刊》2022年第1期），仍将是学者孜孜探求的目标。
作为辽宋夏金元并置时期的重要主题，军事战争在2022—2023年受到了宋史学界更多的关注。
相较于传统的战事过程考述，学者尝试从技术、气候等不同视角考察宋代军事战争。安国楼、宋彦松探讨了北宋末年与金末两次汴京战役中抛石机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宋金时代两次汴京战役中的抛石之战》，《清华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曹兴华、陈峰关注宋军“以远制近”对骑战术的演变（《试析宋军“以远制近”战术——以宋辽战争为中心》，《西北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陈希丰从宋军统兵体制、军队人事与组织方式重新检讨了隆兴北伐的失利（《南宋“隆兴北伐”再检讨——侧重宋军组织机制的考察》，《唐宋历史评论》第12辑，2023年）。关勇、齐德舜探讨了宋代气候长期冷暖变化、短期季节变化、异常气象条件与战争间的关系（《两宋时期气候变化与异常气象对战争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赵瑶杰分析了熙宁年间宋与交趾战争中的疾病及其对战争进程的影响（《覆师之痛——论疾病对北宋熙宁战争的影响》，《宋史研究论丛》第31辑，2022年）。
军情传递是军事指挥与军政信息沟通的重要方面。王化雨注意到元符年间青唐战役中朝廷中枢与边帅间沟通交流的复杂性，认为二者始终存在恶性互动（《北宋元符青唐之役新探——以朝廷与将帅的交流沟通为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仝相卿《宋朝烽火台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4期）和程民生、高天《宋代彩色军旗的形象及功能》（《军事历史研究》2023年第4期）分别对宋代军情传递、军事信号传达的重要媒介烽火台与军旗制度作了考述。
宋夏战争作为宋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又有新的进展。张明、陈峰探讨了熙宁四年庆州兵变后陕西军政人事布局与北宋对夏策略的重大转向（《庆州兵变与宋神宗熙宁四年对夏策略的调整》，《史学月刊》2023年第11期）。薛政超、岳潇岚从军事财政角度考察太宗朝灵州之役中宋军的军需调度机制，认为此战宋军实施的是局限于本地一路的有限财政政策（《灵州初战中的宋陕西路军事财政管窥》，《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尚平从历史地理、交通、堡寨分布切入，探讨徽宗朝对陇中北部的经略（《“河南地”与徽宗时期的宋夏战事》，《西夏学》第24辑，2022年）。孙方圆指出造成宋夏在环庆路境内爆发大规模、高烈度军事冲突的次数较少的重要原因是该地独特的河谷川途地形及其水资源条件（《宋夏战争中的河川：以环庆路马岭水为研究中心》，《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2期）。
文臣掌军是宋代军政体制的重要特征。宋代文官掌军制度一方面有助于维护统治秩序与文治路线的稳定，一方面降低了军事效能，致使边防陷于不利的境地，将其置于世界文明进程的视野考察，更可见其意义（陈峰《宋代的文官掌军制度及其效应》，《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军事形势与供军体制对地方行政体制有着深远影响。北宋北边三路存在由分到合，再由合到分的演变。宋亮认为，其演变除受辖域变化等客观因素影响，也与备边政策影响下转运司事务的繁剧程度相关（《北宋北边三路的分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3辑）。王旭考察宋代高邮军政区性质的变化经过及其原因，指出军政区的存在使得整个地方行政体系更具灵活性与稳定性（《宋代高邮军行政地位的升降及其驱动力——兼论军政区设置的意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3年第3辑）。
宋朝的边疆治理也是近年宋史研究的热点问题。郝振宇探讨了北宋前期“禁盐制夏”政策的提出背景与实施困境（《北宋前期“禁盐制夏”措施及其实施困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2辑）。裴艾琳剖析了北宋围绕泸州淯井监的夷汉冲突及其背后的盐业因素（《“牢盆之利，汉夷争之”：北宋泸州井盐业发展与族群关系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3期）。何天白《宋辽河北疆界的两重性》（《史学月刊》2023年第6期）注意到宋辽在边民管理问题上，既默许少量边民同时对双方承担赋役义务，成为两输户，又持续争论两输户的归属。姜锡东、孙斌从出土货币资料考察了宋夏间的民族交融（《通货共用与一体多元：出土货币见证宋夏民族间的深度交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7期）。
近两年对宋代军事战争、军政体制与边疆治理的研究，大致呈现为三个特征：一是基本告别传统的战事过程考述的研究模式，学者尝试从技术、战术、组织、气候、疾病、环境、供军等视角考察宋代军事战争，各研究版块之间的交融日趋紧密。二是信息渠道对军事史研究的带动与影响，朝廷与前线之间、各区域之间及军队内部的军事指挥与军情传递机制、运行都受到不同学者的关注。三是注重对以经济手段经略边疆、边地的探讨则是宋代边疆史研究的一大特点。
经济史领域依然是宋史研究的重点，迸发出强劲的活力。
有关中央财政政策与制度，李华瑞认为宋朝以工商税收为主体，善于利用市场关系和商品经济的规律和特点进行经营，积极刺激消费并带有明显功利色彩的财经政策是宋朝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宋代的财经政策与社会经济》，《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俞菁慧探讨了青苗法与免役法的货币化运作，认为王安石变法开启了以货币化为导向的新经济与财政模式（《王安石变法中国家经济与财政行为的货币化导向——基于青苗、免役二法的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以三司为核心的北宋中央财务管理体制如何形成与运行？张亦冰通过梳理考察三司内部组织架构与人事安排、三司与其他机构如何分工协作、如何履行财政决策、度支计划等职掌给予回应（《北宋三司财务行政体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
南宋为应对战时体制、军费激增的财政变局所采取的各类行政、土地、货币、税收政策引发学者的集中讨论。吴业国关注南宋初年“四十大邑”的设置，认为这是南宋加强对江南闽浙地区财政控制的重要手段（《南宋“四十大邑”考论》，《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2期）。戴建国探讨了南宋中后期两次较大规模的经界法的过程及影响（《南宋中后期的土地清查和地籍攒造》，《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孙婧婍《论南宋时期东南漕供中的水脚糜费》（《中州学刊》2022年第2期）和刘世梁《南宋的折帛钱与淮衣再探——以庆元府、临安府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1期）分别对南宋水脚糜费与折帛钱作了讨论。王申从军费等大额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运作入手考察17、18界东南会子的并行机制（《17、18界东南会子并行与南宋财政中的纸币分工——以核算、支付功能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3期）。
近年来，宋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突出趋势是视角的逐渐下移及对“官民互动”的日益强调。役法及其相关问题成为2022—2023年宋代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包伟民从长时段考察了乡、里基层管理人员的角色与性质，指出依据马端临乡役论来梳理整个中国古代乡役制度演变进程的作法并不合适（《“乡役论”与乡里制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两宋役法在差役、雇役、义役间频繁转换。张恒探讨了南宋义役制的形成背景、实际推进状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南宋义役制度的产生及流变》，《历史研究》2023年第5期）。黄敏捷对保甲乡役的性质、制度环境作了考察（《以免役诱民而取其钱？——宋代保甲乡役的成因与影响再研究》，《历史教学》2022年第11期）。顾成瑞以余姚开元刘氏优免权落实过程中的冲突，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宋代基层赋役征派纷扰不断的绝佳个案（《宋代义门优免制度的实践——以〈余姚开元刘氏家谱〉所收宋公文书考析为中心》，《文史》2022年第1辑）。董春林发表系列文章，探讨了北宋前期衙前的概念、酬奖、衙前役法的改革等诸多问题（《税户军将：宋代的衙前将吏及衙前役》，《浙江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北宋衙前酬奖考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3期）。梁建国从辨析北宋的河防夫役是否征调丁男入手，考察宋廷的夫役征调理念（《“民力不宜妄有调发”——北宋河防夫役的征调理念与实践》，《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